提振信心，需要變革的槓桿

To boost confidence, levers of change are needed

Archer Hong Qian

世界面臨着需要大膽解決方案的最關鍵問題，包括地緣政治衝突、種族不平等、性別不平等、經濟機會的獲取以及氣候變化，都是由現行世界秩序的失序產生的“生態衝突”問題，因此，我們提出了以八項舉措來化解衝突重建“全球共生”的世界新秩序的關鍵命題（參看：《競賽精神與世界新秩序——八大變革舉措，歡迎您加盟共進！》 http://symbiosism.com.cn/8761.html）。

這裡講的關鍵命題，同時也就是“變革的槓桿”（ Lever for Change）。而今日PRC變革，無疑也需要Lever for Change！

 Lever for Change

有關“經濟機會的獲得”，我們注意到，當下，在兩個相距最遙遠的國家正發生着兩件大事，讓全世界投資人和消費者心潮澎湃，一是阿根廷總統的經濟政治社會變革，一是中國以萬億計的經濟刺激計劃（見央行行長潘公勝9月24日新聞發布會）。以Lever for Change觀之，我們必須正視這兩大事件，並以“理論思維”加以品鑑。

其實，一國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說到底就倆字：信心！

這道理，無論凱恩斯們，還是米塞斯們，都懂的。但各自使用的方法，也就是 Lever for Change，卻大相徑庭，前者用的是利誘刺激，哪怕這“利”是政府虛擬的乃至泡沫化的喜感（比如“債務貨幣化”的“挖坑遊戲”、卓別林電影《尋子遇仙記》中“破窗遊戲”、中國專家的“假日經濟”“拆東牆補西牆”“損不足補有餘”“騰挪理論”等等），結果可能是信用破產、公信力盡失；而後者則着眼於國民行動效率導向社會政治經濟組織方式的Change，儘管這樣的改變，往往要經過強烈的陣痛！

但最後的檢驗標準，不是只看一時的增長指數輸贏比對，而是經濟生活的建康可持續性和國民生活幸福的可感性。借用一句中國年青人耳熟能詳的話，那是一種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縮寫是“LOHAS”中文諧音為“樂活”（出自美國前議長Paul Ryan，1998）。

但這樣一來，就不僅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範疇，也突破了奧派經濟學創新，進入了基於“共生權範式”以“仨自組織人”為主體對象的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的敘事語境了！

正是在這樣的 Lever for Change意義上，我們高度評價阿根廷總統米萊推動的以《五月公約》為藍圖的Change！

關於“差異化貨幣”的哲學認知

相對單一的主權貨幣的“總量調節”，“差異化貨幣”，也是一種變革的槓桿。有朋友撰文說，中國央行堅持“總量調節”，反對“結構性貨幣政策”或“差異化貨幣”，但事實上，中國央行貌似並沒有反對“結構性貨幣政策”或“差異化貨幣政策”，相反，中國央行在政策工具意義上，對包括數字化貨幣在內的“差異化貨幣”，早就有專門的課題組。

問題在於，這些個課題組及其產出的理論成果，沒有在認知上弄清楚差異化貨幣中的“差異”所指和能指（表示在關係領域或給定語境中，將一個實體與另一個實體區分開來的過程，或一組屬性，這個過程或屬性具有建構性，即通過差異的自相互作用產生意義。順便說一句，在政策工具意義上，委內瑞拉的馬杜羅政府世界上率先宣布使用數字化貨幣，結果當然只有“流產”），更沒有將差異化貨幣的需求放在一個適宜的時代語境之中，比如：

1、放在“市場主體角色多樣化與組織角色專一化”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社會趨勢中，理解其不同的價值取向；

2、將結構性貨幣置於共生權（而不只是產權或物權，更重要的是人權和事權）範式之中，理解其社會生產、生活、生態、生命健康功能；

3、由傳統經濟學“理性經濟人”語境，進入奧派經濟學的“行動人”語境，進而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仨自組織人”語境中，差異化貨幣，遠不僅僅是一種“央行的政策工具”，而是與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主體間性（Intersubjiective）實體經濟相適應的多樣化、去中心的貨幣存在形態；

4、因而貨幣的本質當然不只是一個“債”字了得，這就必然繞不過“差異化貨幣”（比如各種所謂代幣，比特幣、以太坊等等）與“主權貨幣”的衝突，以及如何理解和接受，比如方興未艾的區塊鏈技術，其職能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係，是主權抑或人權（事權、物權）的共生權重；

5、最後，原則上或本質上，所有主權貨幣之外的“差異化貨幣”“代幣”，甚至“國際化貨幣”，都具有“共生幣”的性質！

一句話，央行的專家們理解差異化貨幣需求的必然性，需要經濟學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根本轉變——從主體支配控制客體的二元對立同一行為，轉變為主體間性共生，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行為。

當局者的危機，說到底是認知危機

周有光說，不要從中國看世界，而要從世界看中國。怎麼看？18屆四中全會9年後，20屆三中全會前，我在北太平洋上回望故園，有如下的思考。

過去的一百年，世界各地政治走勢，是這樣的：

1、清教-洛克-斯密主義，在英美歐的陸海權=“主權在民”憲政自由+科技發明公平交換+資本社會化-世界化；

2、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到了俄羅斯=列寧主義暴力革命的社會資本化；

3、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到了美利堅=進步主義反托拉斯的資本社會化；

4、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到了大中華=槍桿筆杆錢袋印把刀把五子政權；

5、五子政權=對上以儒+對下以兵+對內用法+對外行道+列寧主義循環。

如今，甭管開什麼會、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但有一個基本點，必須面對：中國“五子政權”興亡循環，到了一個走向資本社會化、走向世界化、走向全球共生的轉捩點。離開了這個基本點，一切都是“腳踩西瓜皮”式的枉然重複（請參看Archer Hong Qian《怎麼辦？——原德：大國政治探微》，2021）。

又到了“救救孩子”的歷史時刻，我們有這點勇氣、智慧和能力嗎？有一個減少爭吵的坐標參照系：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經貿與真正的民生成長是否呈正比例關係？！這個怎麼看的參照系，就是中國接下來，該怎麼辦？

“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108歲時說：我倒是樂觀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變，中國會跟着變，即便慢一點，但是不能不變，不變就該被淘汰了。這是一層意思。另一層，我是中國公民，也是世界公民。在世界潮流裡面，中國如果一直跟不上，最後被淘汰，我還有世界可以寄託希望。

有客問：為何他們（當局者）要的“報復性消費”“報復性生育”“報復性買房”，全都被你們、我們（We the People）的善良（不報復，甚至寧願“約死”跳崖、跳樓、跳橋也不報復）化為烏有？

答案是：“他們”沒有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當代認知與願行，背後那個秦制漢儒以來“成王敗寇，贏者通吃，循環造反（取代）”的權謀邏輯（=偽裝+巫術）很清楚，註定是：他們是把自己當主體（Subject），把我們、你們，把世間的一切萬物（皆備於他）當對象客體（Object）慣了，這樣的主體權謀，屢屢撩撥操縱都得手，讓你我做韭菜就做韭菜，讓你我做炮灰就做炮灰，簡直是“任我行”爽歪歪了；殊不知，不管韭菜也有割到根兒了，炮灰也有開始長記性的時候了，權力和資本沆瀣一氣又勾心鬥角，“瓜分資源”“東升西降”式的全球化風水，逆轉了，變了；事實是，東還是那個東，偽裝不成原形畢露了，西也還是那個西，中招太多得不償失終是覺醒了；骨幹的現實是，他們如果沒了“韜光養晦，美帝逆差”，資源浪費、形象工程甚至爛尾特色的“投資”，就沒了流動，靠低人權、低工資、低福利的韭菜們拉動“消費”，就是再出啥大招也不頂用了（網上流傳一個段子：“中國財政或着說經濟的困境不在於開流而在於節流！無論國務院、財政部、央行或地方怎麼出台政策刺激消費，幫扶民企換來的財政收入都不及一次外交撒幣花的多，更不及各種國防軍費、載人航天、新能源補貼等各種科技強國的無腦政策揮霍，所以無論高層一水兒大員以及一眾地方封疆大吏怎麼努力，結局註定都是徒勞的”），而某些“小粉紅”臆想發動戰爭轉移視線搶島奪晶圓寶地？炮灰們手裡的槍總要給幾顆子彈吧，果如此，可以一試，恐怕到那時候，子彈朝哪方向發射，就由不得他們，至少難說得緊！大不了，政局動盪後，御用史學專家們就該動筆修TMD《二十六史》或《二十七史》了！

怎麼辦？

先醒醒，既然鮑里斯·葉利欽和西奧多·羅斯福不肯學，毛澤東和普京也學不象，而且越學越荒腔走板糟糕透頂，那麼就向蔣經國和李登輝學習“寧靜革命”——當然，這需要一覺醒來，脫胎換髓，改弦更張！

像百年來中華民族最偉大人物的李登輝博士那樣，在小蔣面授機宜“沒有永久的執政黨”“我以專制結束專制”意識與“野百合學運”完美結合，實行“寧靜革命”，完成從農業專家到轉型總統的基督式精神蛻變：“我是一個沒有我的我！”

其實很簡單，就三個字：共生權！也就是放下自我膨脹的主體意識認知，照八大定律運籌三大法寶！

如果外貿順差真是中國經濟有效運行的基本盤，而中國社會自組織與國民自組織內生性繼續乏力，但靠資源壟斷和權力操縱無孔不入的黨政自組織拉動，那麼，保住中國經濟有效運行，美歐貿易順差的政治避險窗口期，僅剩八個月，因為，無論是民主黨現行候選人，還是共和黨既定候選人，贏得2024年總統大選，都是最後四年，因而都不會再有搖擺不定“斗而不破”的對華外交政策！

所以，處於這個政治避險窗口期前期的三中全會開成什麼樣子，至關重要——我還是寧願相信“大家都是明白人”（尤其是那些“知柴米貴”的央地黨政官員），對內外政治政策，最好是頂層少定調調，改改為誰馬首是瞻，群策群力一回，少定調調，就是去掉那些先入為主虛頭巴腦糾纏不清包裹的僵化原則。

還是9年前那句話，中國問題，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別無選擇：進入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之恆道、恆情、恆理！

在這個意義上，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轉變，是最大的最根本的 Lever for Change！

共生：達生臻美之常情

那麼，何為共生？共生的前提，是承認並接受“生”的差異性存在，而且，當且僅當所有差異化的生，都是“為生而生”（To be for to be），從而發生自交互作用或自組織連接平衡（Self-organizing connection balance）的“共生效應”（Symbiotic Effect of Live and let live）。

有朋友為了便於理解和傳播，將“共生體”與“共容體”“共和體”並列，但還需要明晰其結構功能的不同：共生之生，是出發點和目的；共容之容，是過程和狀態；共和之和，是路徑也是規則。

公元前8世紀的伯陽父洞悉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通過差異的自相互作用產生意義，沒有差異就不能產生自相互作用的新事物）。孔子和墨子都心領神會，一個在倫理上將人區分為君子和小人，且斷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一個社會關係上對愛與利，作出規範，提倡：“兼相愛，交相利”。西諺也直白地說：“Live and let live”。這都是世間達生、達命之常情——身心靈健康幸福之大德、恆道！

於是，一切從生命健康出發，莊子發現：“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原創了“生命”這個概念！而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家、不同的社區、不同的企業、不同的國家，都是一個個不同的生命體——自組織與外連接平衡的生命體。

是故，生命不“求同”，也無需“求同”，但“求容”，且“求和”。求同，是多餘的，是不必要的重複與累贅——求同必然會勉為其難，雖難能而不可貴，更是不得要領的，比如政治學中的所謂“大同”“共產”“烏托邦”“動物莊園”，經濟學中“總供給、總需求”“總量調控”，都是註定經不起審美的、非臻美的——“用鮮花鋪就的奴役之路”——終歸是“以同裨同，不可繼也”，是死路。

所以，我們提倡“存同尊異，間道競合”。

當今世界，不再需要抹殺差異“大而無當”，讓人陷入“忙、盲、茫”三重困境的排他的大一統共同體（含共產體、大同體），而亟需闕立：生命自組織連接動態平衡的“小即是美”的共和體、共容體、共生體（Symbiont）！

於是，“Small is Big”且“Small is beautiful”的非排他的Symbiont家國、社群、城鄉、各式Trust（含政府、金融、企業、社區）組織形態，以及人際、群際、國際，乃至星際格局，必將應運而生。

願眾生靈各顯神通，創建一個共生世界！

孞 烎

2024.10.5-7，於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