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信心，需要变革的杠杆

To boost confidence, levers of change are needed

Archer Hong Qian

世界面临着需要大胆解决方案的最关键问题，包括地缘政治冲突、种族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经济机会的获取以及气候变化，都是由现行世界秩序的失序产生的“生态冲突”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了以八项举措来化解冲突重建“全球共生”的世界新秩序的关键命题（参看：《竞赛精神与世界新秩序——八大变革举措，欢迎您加盟共进！》 http://symbiosism.com.cn/8761.html）。

这里讲的关键命题，同时也就是“变革的杠杆”（ Lever for Change）。而今日PRC变革，无疑也需要Lever for Change！

 Lever for Change

有关“经济机会的获得”，我们注意到，当下，在两个相距最遥远的国家正发生着两件大事，让全世界投资人和消费者心潮澎湃，一是阿根廷总统的经济政治社会变革，一是中国以万亿计的经济刺激计划（见央行行长潘公胜9月24日新闻发布会）。以Lever for Change观之，我们必须正视这两大事件，并以“理论思维”加以品鉴。

其实，一国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说到底就俩字：信心！

这道理，无论凯恩斯们，还是米塞斯们，都懂的。但各自使用的方法，也就是 Lever for Change，却大相径庭，前者用的是利诱刺激，哪怕这“利”是政府虚拟的乃至泡沫化的喜感（比如“债务货币化”的“挖坑游戏”、卓别林电影《寻子遇仙记》中“破窗游戏”、中国专家的“假日经济”“拆东墙补西墙”“损不足补有余”“腾挪理论”等等），结果可能是信用破产、公信力尽失；而后者则着眼于国民行动效率导向社会政治经济组织方式的Change，尽管这样的改变，往往要经过强烈的阵痛！

但最后的检验标准，不是只看一时的增长指数输赢比对，而是经济生活的建康可持续性和国民生活幸福的可感性。借用一句中国年青人耳熟能详的话，那是一种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缩写是“LOHAS”中文谐音为“乐活”（出自美国前议长Paul Ryan，1998）。

但这样一来，就不仅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也突破了奥派经济学创新，进入了基于“共生权范式”以“仨自组织人”为主体对象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叙事语境了！

正是在这样的 Lever for Change意义上，我们高度评价阿根廷总统米莱推动的以《五月公约》为蓝图的Change！

关于“差异化货币”的哲学认知

相对单一的主权货币的“总量调节”，“差异化货币”，也是一种变革的杠杆。有朋友撰文说，中国央行坚持“总量调节”，反对“结构性货币政策”或“差异化货币”，但事实上，中国央行貌似并没有反对“结构性货币政策”或“差异化货币政策”，相反，中国央行在政策工具意义上，对包括数字化货币在内的“差异化货币”，早就有专门的课题组。

问题在于，这些个课题组及其产出的理论成果，没有在认知上弄清楚差异化货币中的“差异”所指和能指（表示在关系领域或给定语境中，将一个实体与另一个实体区分开来的过程，或一组属性，这个过程或属性具有建构性，即通过差异的自相互作用产生意义。顺便说一句，在政策工具意义上，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世界上率先宣布使用数字化货币，结果当然只有“流产”），更没有将差异化货币的需求放在一个适宜的时代语境之中，比如：

1、放在“市场主体角色多样化与组织角色专一化”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社会趋势中，理解其不同的价值取向；

2、将结构性货币置于共生权（而不只是产权或物权，更重要的是人权和事权）范式之中，理解其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健康功能；

3、由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语境，进入奥派经济学的“行动人”语境，进而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仨自组织人”语境中，差异化货币，远不仅仅是一种“央行的政策工具”，而是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体间性（Intersubjiective）实体经济相适应的多样化、去中心的货币存在形态；

4、因而货币的本质当然不只是一个“债”字了得，这就必然绕不过“差异化货币”（比如各种所谓代币，比特币、以太坊等等）与“主权货币”的冲突，以及如何理解和接受，比如方兴未艾的区块链技术，其职能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是主权抑或人权（事权、物权）的共生权重；

5、最后，原则上或本质上，所有主权货币之外的“差异化货币”“代币”，甚至“国际化货币”，都具有“共生币”的性质！

一句话，央行的专家们理解差异化货币需求的必然性，需要经济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从主体支配控制客体的二元对立同一行为，转变为主体间性共生，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行为。

当局者的危机，说到底是认知危机

周有光说，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要从世界看中国。怎么看？18届四中全会9年后，20届三中全会前，我在北太平洋上回望故园，有如下的思考。

过去的一百年，世界各地政治走势，是这样的：

1、清教-洛克-斯密主义，在英美欧的陆海权=“主权在民”宪政自由+科技发明公平交换+资本社会化-世界化；

2、马克思主義+阶級斗争，到了俄羅斯=列寧主義暴力革命的社會资本化；

3、马克思主義+阶級斗争，到了美利堅=進步主義反托拉斯的資本社会化；

4、马克思主義+阶級斗争，到了大中華=枪杆筆杆錢袋印把刀把五子政權；

5、五子政權=对上以儒+对下以兵+对内用法+对外行道+列宁主义循环。

如今，甭管开什么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但有一个基本点，必须面对：中国“五子政权”兴亡循环，到了一个走向资本社会化、走向世界化、走向全球共生的转捩点。离开了这个基本点，一切都是“脚踩西瓜皮”式的枉然重复（請参看Archer Hong Qian《怎么办？——原德：大国政治探微》，2021）。

又到了“救救孩子”的历史时刻，我们有这点勇气、智慧和能力吗？有一个减少争吵的坐标参照系：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贸与真正的民生成长是否呈正比例关系？！这个怎么看的参照系，就是中国接下来，该怎么办？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108岁时说：我倒是乐观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变，中国会跟着变，即便慢一点，但是不能不变，不变就该被淘汰了。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我是中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在世界潮流里面，中国如果一直跟不上，最后被淘汰，我还有世界可以寄托希望。

有客问：为何他们（当局者）要的“报复性消费”“报复性生育”“报复性买房”，全都被你们、我们（We the People）的善良（不报复，甚至宁愿“约死”跳崖、跳楼、跳桥也不报复）化为乌有？

答案是：“他们”没有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当代认知与愿行，背后那个秦制汉儒以来“成王败寇，赢者通吃，循环造反（取代）”的权谋逻辑（=伪装+巫术）很清楚，注定是：他们是把自己当主体（Subject），把我们、你们，把世间的一切万物（皆备于他）当对象客体（Object）惯了，这样的主体权谋，屡屡撩拨操纵都得手，让你我做韭菜就做韭菜，让你我做炮灰就做炮灰，简直是“任我行”爽歪歪了；殊不知，不管韭菜也有割到根儿了，炮灰也有开始长记性的时候了，权力和资本沆瀣一气又勾心斗角，“瓜分资源”“东升西降”式的全球化风水，逆转了，变了；事实是，东还是那个东，伪装不成原形毕露了，西也还是那个西，中招太多得不偿失终是觉醒了；骨干的现实是，他们如果没了“韬光养晦，美帝逆差”，资源浪费、形象工程甚至烂尾特色的“投资”，就没了流动，靠低人权、低工资、低福利的韭菜们拉动“消费”，就是再出啥大招也不顶用了（网上流传一个段子：“中国财政或着说经济的困境不在于开流而在于节流！无论国务院、财政部、央行或地方怎么出台政策刺激消费，帮扶民企换来的财政收入都不及一次外交撒币花的多，更不及各种国防军费、载人航天、新能源补贴等各种科技强国的无脑政策挥霍，所以无论高层一水儿大员以及一众地方封疆大吏怎么努力，结局注定都是徒劳的”），而某些“小粉红”臆想发动战争转移视线抢岛夺晶圆宝地？炮灰们手里的枪总要给几颗子弹吧，果如此，可以一试，恐怕到那时候，子弹朝哪方向发射，就由不得他们，至少难说得紧！大不了，政局动荡后，御用史学专家们就该动笔修TMD《二十六史》或《二十七史》了！

怎么办？

先醒醒，既然鲍里斯·叶利钦和西奥多·罗斯福不肯学，毛泽东和普京也学不象，而且越学越荒腔走板糟糕透顶，那么就向蒋经国和李登辉学习“宁静革命”——当然，这需要一觉醒来，脱胎换髓，改弦更张！

像百年来中华民族最伟大人物的李登辉博士那样，在小蒋面授机宜“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我以专制结束专制”意识与“野百合学运”完美结合，实行“宁静革命”，完成从农业专家到转型总统的基督式精神蜕变：“我是一个没有我的我！”

其实很简单，就三个字：共生权！也就是放下自我膨胀的主体意识认知，照八大定律运筹三大法宝！

如果外贸顺差真是中国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盘，而中国社会自组织与国民自组织内生性继续乏力，但靠资源垄断和权力操纵无孔不入的黨政自组织拉动，那么，保住中国经济有效运行，美欧贸易顺差的政治避险窗口期，仅剩八个月，因为，无论是民主党现行候选人，还是共和党既定候选人，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都是最后四年，因而都不会再有摇摆不定“斗而不破”的对华外交政策！

所以，处于这个政治避险窗口期前期的三中全会开成什么样子，至关重要——我还是宁愿相信“大家都是明白人”（尤其是那些“知柴米贵”的央地黨政官员），对内外政治政策，最好是顶层少定调调，改改为谁马首是瞻，群策群力一回，少定调调，就是去掉那些先入为主虚头巴脑纠缠不清包裹的僵化原则。

还是9年前那句话，中國問題，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别无选择：进入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之恆道、恆情、恆理！

在这个意义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是最大的最根本的 Lever for Change！

共生：达生臻美之常情

那么，何为共生？共生的前提，是承认并接受“生”的差异性存在，而且，当且仅当所有差异化的生，都是“为生而生”（To be for to be），从而发生自交互作用或自组织连接平衡（Self-organizing connection balance）的“共生效应”（Symbiotic Effect of Live and let live）。

有朋友为了便于理解和传播，将“共生体”与“共容体”“共和体”并列，但还需要明晰其结构功能的不同：共生之生，是出发点和目的；共容之容，是过程和状态；共和之和，是路径也是规则。

公元前8世纪的伯陽父洞悉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通过差异的自相互作用产生意义，没有差异就不能产生自相互作用的新事物）。孔子和墨子都心领神会，一个在伦理上将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且断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一个社会关系上对爱与利，作出规范，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西谚也直白地说：“Live and let live”。这都是世间达生、达命之常情——身心灵健康幸福之大德、恒道！

于是，一切从生命健康出发，庄子发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原创了“生命”这个概念！而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家、不同的社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国家，都是一个个不同的生命体——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的生命体。

是故，生命不“求同”，也无需“求同”，但“求容”，且“求和”。求同，是多余的，是不必要的重复与累赘——求同必然会勉为其难，虽难能而不可贵，更是不得要领的，比如政治学中的所谓“大同”“共产”“乌托邦”“动物庄园”，经济学中“总供给、总需求”“总量调控”，都是注定经不起审美的、非臻美的——“用鲜花铺就的奴役之路”——终归是“以同裨同，不可继也”，是死路。

所以，我们提倡“存同尊异，间道竞合”。

当今世界，不再需要抹杀差异“大而无当”，让人陷入“忙、盲、茫”三重困境的排他的大一统共同体（含共产体、大同体），而亟需阙立：生命自组织连接动态平衡的“小即是美”的共和体、共容体、共生體（Symbiont）！

于是，“Small is Big”且“Small is beautiful”的非排他的Symbiont家国、社群、城乡、各式Trust（含政府、金融、企业、社区）组织形態，以及人际、群际、国际，乃至星际格局，必将应运而生。

愿众生灵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孞 烎

2024.10.5-7，于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