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哲學如何處理利益衝突？

——答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問

很高興在知音新友JACK先生的介紹下，結緣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兼英屬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Pacific Affairs（亞太事務）》東亞地區負責人Gao Jie女士！

Gao Jie教授（返新剛下飛機）：大概中午到家了下午都在睡覺，謝謝您的分享。共生的理念是很好的，但不論是個體、團體還是國家層面，有限的資源和巨大的利益衝突要如何解決呢？

Archer Hong Qian：共生是一種生活生態生命哲學，同時共生是生活的方法路徑，就是說，共生不只是一種理念，而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是一種新的語境——在“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與“語言的價值在使用過程中約定俗成”雙重意義上，所以共生是一種思維方式、邏輯圖景和行為規範，以及處事、處世哲學。

其實，人類對於單純的利益衝突，已經有很多成熟的化解方法，比如羅伯特議事規則，比如羅爾斯的三種程序正義，比如以奧運會競賽規則為代表的世間各種各樣的遊戲規則（game rules）。

處理單純利益衝突最典型的案例，是“交通安全之父”伊諾發明的《駕車的規則》，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再平衡”設計，“全民基本收入”（UBI）的OpenAI技術呈現⋯⋯

凡此種種，都是朝向“有限的資源和巨大的利益衝突如何解決”努力，但在今天，這些努力，都需要置於共生或交互主體共生語境之中，加以重估臻美的審視，才能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複雜挑戰⋯⋯

這是寫作《SYMBIOSISM》（原名《共生簡史》，2018）的由來，也是我們提出“八大變革舉措”的動機！

不好意思，我不得不順便多說一句，“有限的資源和巨大的利益衝突要如何解決”這個提問本身，不是解決問題，進入問題的思路，而是對問題的取消，維持現狀，讓自己和多數國人陷入思想卡殼狀態，比如陷入“做大蛋糕，還是分好蛋”的二元對立，也就是“姓社姓資”“文革改革”“孰公孰私”之國策國運選擇上的反覆、搖擺、迷茫！

這種思維卡殼，也是哈以衝突、俄烏戰爭、美國分裂大選站隊幾近水火、中國階層固化官民衝突上層權鬥底層互害，以及生態衝突、全球危機的思想根源。

共生哲學有一個發現：沒有敵人，只有病人；若有敵人，就是自己，解決了自己和自己過不去的問題（如為了特權、超富、濫性陷入三亡狀態：心死的忙、眼瞎的盲、死路的茫），就能無障礙地行Live and let live，而非Evel and let evil，從而Everything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好消息是，從個人修為到社會變革，從科技創新到人文進化，這個世界正在發生變化，最近的案例，中東地區發生的“戰爭方式的改變”，最大限度減少士兵和平民傷亡，而走向避免戰爭保持和平創造了條件；孟加拉國從下到上由上而下推出了尤努斯政府；特別是阿根廷米萊總統《五月公約》的通過；79屆聯大改革聯合國安理會的啟動（雖然包括《未來契約》在內的改革還是舊思維框架下尋求解決問題）⋯⋯

都將為人類把共生的靈魂（智慧、勇氣、動能）引入多元文化、生態文明，從而可能形成改變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全球共生”共識，制定《全球共生公約》（無需“世界政府”也可讓“任何統治全世界的帝國政治企圖成為事實上的不可能”），實現永久和平，作出了積極的現實鋪墊！

那麼，世界現行科技-人文之政治學、經濟學、組織學、倫理學、美學、認知-Web-AI學的劃時代重塑，都是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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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9.26 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