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王功權、孫大午、李懷慶：中國企業家的覺醒與民主抗爭的獨特力量 1

任志強、王功權、孫大午、李懷慶：萬馬齊喑中勇敢為民發聲卻遭迫害的企業家 1

企業家/工商業者反抗中共極權的獨特優勢和巨大影響力 3

企業家關心公共事務和參與政治的必要性 4

中國企業家不應“與虎謀皮”，唯有反抗專制、締造民主憲政，才能長久安全 5

   近日，網上流傳一封任志強女兒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信，信中請求習允許在獄中服刑、身染重病的任志強保外就醫、出國治病。據多方信息，這封求助信確為任志強女兒發出，也證實任志強確實在監獄狀況惡劣。

任志強、王功權、孫大午、李懷慶：萬馬齊喑中勇敢為民發聲卻遭迫害的企業家

   任志強出身於中共高幹家庭，改革開放後成為北京一家大型國企經理，在商界多次起落，成為地產大亨。任志強經商成功後，積極涉入政界、學界、媒體界，時常就社會問題發聲、針砭時弊，如主張廢除戶籍制度、給予農民與城市居民相同保障、土地和國企私有化等。2020年，任志強因批評習近平而被捕，後以“貪污”、“挪用公款”等罪名，判處其有期徒刑18年。

   任志強作為中共高幹家庭子女、“紅二代”、中共黨員、國企領導，有着“體制內”多重身份罩護，但在批評習近平後，仍未能免於牢獄之災，還被重判18年，說明了習近平和中共的殘暴、對異議的極度不容忍。另一方面，任志強被重判，也說明了中共對他的忌憚、他批評中共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任志強的身份不僅是“紅二代”，也是企業家、商人。任志強是改革開放之後最早涉入商業、較早成為富豪的人，而他後來涉足政界學界，也很大程度依靠他經商獲得的金錢、人脈、各種有形無形資源。“有錢能使鬼推磨”，有了強大的財力，任志強才能舉辦各種活動、出書、做訪談，在中國各領域逐漸打開影響力、宣傳他的理念，其對體制的批評也有更多人傾聽。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企業家，無論是體制內的紅色企業家，還是民營企業家，一方面普遍與政界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每個企業家都要和各種官員打交道，政商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企業家卻都對政治和時事三緘其口、不願談論，或只是跟隨官方口徑說一些空話套話。企業家們也更關心個人及家族利益，而缺乏公共意識和社會責任心。

   中國企業家這樣的狀態，也是中共極權的高壓統治所致。中國企業家一方面很富有、外人看來也很風光。但中國企業家又高度依附於體制和官員，在缺乏法治和產權保護下，經商中時常遊走於灰色地帶，隨時可以得咎入獄。有句話說，“中國企業家不是在監獄，就是在通往監獄的路上”。中共也有意放任這種灰色地帶，以實現對商人的控制。很多商人攀附權貴、依附體制還來不及，哪敢去批判體制和官員呢？

  雖然也有一些明星企業家，會對時事做點評論，如王石、董明珠、潘石屹、王健林等，但往往點到為止，而不敢對敏感議題和更深入的體制問題置喙。

   在這樣的情況下，像任志強這樣敢於激烈批判體制、直擊要害問題的企業家，就非常少見、勇敢、可貴了。

  而任志強之外，同樣熱心政治、批判體制、啟蒙大眾的企業家，寥若晨星。比較知名的有王功權和孫大午。

   王功權是吉林省人，1980年代末赴海南經商，當年就熱心民主運動，六四後曾被短暫羈押。90年代他商業有成，成為知名企業家，家資巨富。之後他不忘初心，利用經商所得參與公益、逐漸涉及政治。

  王功權最大的成就，是協助民權領袖許志永等人創辦和運營“公盟”。“公盟”是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第一個被官方許可的、具有顯著政治和公民運動色彩的獨立組織，發起和主導了廢除收容遣送、曝光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和參與善後救助受害兒童、推動教育平權（未成功）、要求官員公開財產（未成功）、調查“錢雲會事件”等重大活動。“公盟”還發起“新公民運動”，試圖推動中國從專制走向民主、讓遍布不公不義、充滿暴力仇恨的社會，轉向“自由、公義、愛”的新社會、美好中國。

   “公盟”的組織和活動，王功權不僅出錢，也親身參與公盟若幹活動，出謀劃策、奔走宣傳，是許志永、滕彪等人外出力最多者。而在資金和人脈方面的貢獻，筆者不了解詳情，但估計王功權應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王功權並非那種隨便散財搞政治的暴發戶，而是自身就非常有公民素養和政治理想的企業家公民。這是非常難得的。

   2013年，“公盟”被中共司法機構取締，王功權與許志永等人被捕。之後王功權在壓力下被迫認罪，換取保釋出獄。之後長期低調至今。

   “公盟”雖然被強制解散了，但“公盟”和“新公民運動”為中國公民抗爭和民主運動留下的記憶與遺產、閃耀的愛與正義的光輝，卻是永存的。而王功權，則是這光輝的締造者之一，和許志永一樣值得讚佩和銘記。

   而另外一位熱心公益和政治的企業家，是河北的孫大午。相對於前兩位頗有一些背景光環的出身，孫大午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經營私人企業致富。孫大午同樣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抓住商機，發展農貿。1995年，他的大午集團躋身中國私企五百強。孫大午性格很“特別”，頗有道德和原則，不願行賄、給回扣、請客送禮，讓他吃了不少虧，但也贏得許多人發自內心的敬佩。

  孫大午在致富之後，不像其他企業家只在乎利益和簡單的分成，而更多考慮員工與客戶的利益、家鄉的長遠發展。孫大午利用其資金，建立了學校、醫院等公益機構，實踐他的造福家鄉的夢想。他興辦的大午醫院門口石頭上寫着“病人進門，醫院全責”，頗為動人。孫大午還專門就農業、農村、農民（即“三農”）問題撰寫發布許多文章，以及聘請學者研討問題，為全國農民脫貧致富、爭取權利設計和籌劃。

  孫大午作為民營企業家，深知中國政商關係的不健康，一直思考如何改變這種不健康的現實，也長期通過法律途徑與地方政府周旋、反抗不合理不合法的稅收和管制。孫大午經常與知法犯法的警察、稅務、各政府部門對抗，有時還發生群體衝突（這也成為後來定罪的口實）。孫大午經常邀請學者講學，談商業、法律、農民問題，不乏對體制的批判。

  這些行為，讓孫大午成為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孫大午多次被抓捕，而他也時常遭遇威脅、其企業被滋擾。孫大午愈挫愈奮，堅持與政府、黑社會、各種因其堅持原則而報復他的仇人對抗。在曾經有一定法治和自由的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孫大午還能與政府周旋。但習近平當權後，對於民間獨立於政權的任何組織團體與名人，都不再容忍。孫大午的抗爭空間越來越小。

   2020年，孫大午再次被捕，且其妻子、兒女、企業高管等27人也被拘捕。2021年，孫大午被以“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尋釁滋事罪”等判處18年有期徒刑，刑期與任志強相同。與孫大午一起被捕的其他人也被判1-12年徒刑或緩刑。而其“大午集團”的50多億人民幣的資產，則被官方內定的企業以不到7億人民幣的低價收購。

   孫大午的抗爭失敗了，他自己和家人都入獄服刑，苦心經營半生的“大午集團”被強制賤賣侵吞。這樣的“結局”，可謂悲慘至極。但相對於其他許多被官吏盤剝乾淨也不敢反抗的商人，以及更多依靠賄賂官員、奔走鑽營維持企業的許多企業家，孫大午和他的家人、同事、同仁們思考過、吶喊過、抗爭過，就這就足以令人敬佩。

   而重慶民營企業家李懷慶，同樣是抗爭者和被迫害者。李懷慶是重慶民營企業家，家資過億，他熱心公益、關心塵肺病工人、熱心參與公民啟蒙。而他又與政商各界交往密切，遊走於灰色地帶。中共就借“掃黑”對其施以打擊報復。2018年，李懷慶被捕。2020年，李懷慶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敲詐勒索”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另外還有青海女企業家王安娜，苦心經營的企業遭遇地方官員勾結黑勢力敲詐勒索、打擊報復，企業資產被羅織理由查封侵吞，王安娜被迫流亡海外，一邊維權一邊呼喊反共。她還與其他人創辦了“光傳媒”，傳播民主人權思想、批判中共暴政。她是為數不多被中共迫害後，敢於正面反抗中共、通過其財力人脈經營媒體宣傳民主運動的人士、女中豪傑。

   除了任志強、王功權、孫大午、李懷慶、王安娜，還有一些企業家曾經遭受迫害，如蘭世立、顧雛軍、褚時健、牟其中等。但他們並沒有上面三位那樣超出個人私利、關心百姓疾苦、願為民權民生付出真金白銀、希冀改變黑暗世道的精神和行動力。這些人主要只是關心自身利益（當然這也無可厚非），順帶會做些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公益事業。還有如馬雲等人，也曾經比較敢言，但一度被封殺、被迫遁於國外後，最終還是打了退堂鼓、放棄批判而低調生活。而另外如郭文貴那樣的商人，雖然反共，也了解中共一些內幕，但道德品質敗壞、滿嘴謊言、坑蒙拐騙，更不是可靠的反專制企業家，反而有害於民主人權事業。

   而更多中國企業家，根本就沒有公共意識和民權概念，一方面唯利是圖、為獲利不擇手段，另一方面，卻對公共事務和政治話題態度冷淡、謹小慎微、沉默是金，對於社會不公不義從不發言批判、對大眾疾苦毫不關心。對這些商人而言，豪車、別墅、美女、黃金白銀，才是人生的追求和思想的焦點。

  企業家/工商業者反抗中共極權的獨特優勢和巨大影響力

   這樣的大環境下，王功權、孫大午等人的道德品性、公民意識、抗爭勇氣、實踐能力，才更加值得欽佩。他們利用自身作為企業家的身份和資源，做了許多其他人（包括人權律師、學者、媒體人、各種身份民眾）沒有能力做、卻又急需做的事。如召集各方學者和名人開重要議題論壇、成立公民組織直面現實焦點問題、建立媒體平台宣傳和啟蒙大眾，都是有雄厚財力和廣泛人脈才能做得到的。

  一些具有號召力和親和力的企業家，如果其本人參與公民運動，也能直接帶動許多人一起參與。例如孫大午就依靠其正直的品格和實幹精神，讓許多親朋好友、企業員工願與他共進退，一起對抗暴力執法、守護廠店。這也是大多數人做不到、而企業家憑藉其身份可能做到的。

   另外，企業家因為需要長期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結交各路官員、公務員、公檢法人員，也比多數人更了解中國各種政治內幕、潛規則、黑暗面，也就更明白中國社會的癥結、知道如何做利於體制改變。企業家走南闖北、見識豐富，又有錢有閒、閱讀廣泛，對事情的判斷和決策、引領社會變革的能力或潛力，也就顯著強於常人。如果國家發生轉型，這些企業家很可能成為政黨領袖，在轉型和民主之後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企業家參與公民運動和政治抗爭，有不少獨特的優勢，若當事人有志參與，往往會有巨大的影響力。而這些人若利用其財力、人脈、經驗協助民權人士，則能成倍放大民權人士抗爭的能力和成果。

   而同時，企業家參與政治，也是其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對企業家，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對私有財產和個人安全的保護，是其保持投資和經營信心的前提。在中國，這些都是缺乏的，但企業家無奈之下只能冒着隨時進監獄風險，和官員勾結分贓。但這終究是不安全不穩定的。多數企業家都渴望有一個正常的營商環境，而不是冒過大風險、碰運氣、參與各種不法行為。企業家深受中共專制、權貴巧取豪奪之害，也更有動力去改變中國政治經濟現實。

  在其他國家，企業家從政或選擇支持一些政黨和政治人物，是常態。美國2024年大選還有時日，美國各大公司已開始站隊捐款、為各自支持的政黨和候選人宣傳。如知名企業家馬斯克，近日力挺共和黨和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萬斯組合。俄羅斯的寡頭、日韓的財閥、印度等國的富豪，都深深介入政治。企業家參與政治，有利有弊，但參與本身是必要的。企業家參與政治，也是履行公民義務。

    但正如前文所說，在中國企業界，除了任、王、孫、李四人外，鮮有其他企業家有理想和行動力為公民運動和政治抗爭出力。這是讓人遺憾甚至悲哀的。中共體制是鉗制中國企業家使其無法正常參政的根源，但這也應更加激發他們反抗中共、改變現實的欲望和動力。

企業家關心公共事務和參與政治的必要性

    中國的企業家、商人階層，在毛澤東時代幾乎蕩然無存。而改革開放後，許多人通過各種手段趁機“富起來”，在財富上成為中國社會前1%的存在。但他們缺乏政治權利，時常受官員甚至小吏盤剝，人身和財產都不安全。這些商人相對於老百姓，是“上等人”、既得利益者，相對於官吏，又是奴僕、“唐僧肉”一般的存在。許多商人被迫尋找官員做“保護傘”，與官吏分成。但這種官商關係顯然不健康不穩定，一旦官員落馬，商人也會跟着倒霉。

   而像任志強這樣的“體制內”商人，雖然一般相對安全，還往往受到各方格外尊敬，但必須謹守各種“戒律”，只能“悶聲發大財”，不能過問政治、不能泄露內部秘密、不能獨立參與公共事務，還要和權貴集團同流合污。真正有良知的人不會容忍這種體制和規則。“體制內”的紅色權貴商人，也要面對其他權貴的競爭、相互間也有“大魚吃小魚”的殘酷鬥爭。如掌管安邦集團的陳毅之子陳小魯，其臨終前企業被強制接管，間接刺激他猝死，就能反映權貴內鬥之烈。而且“體制內”若不“脫鈎”和反叛，未來政權傾覆，很可能被清算和殃及。

   所以，中國企業家在內的商人階層，無論體制內外，無論出於是非道理，還是保全個人安全和利益的動機，都應當反抗現行體制、參與公民運動、促成中國民主憲政。任志強、王功權、孫大午、李懷慶、王安娜這五人，就是可資學習的榜樣。雖然他們的抗爭都慘遭打擊報復，李懷慶被重判20年、任志強和孫大午均被判18年重刑，但這更反映習近平政權對企業家反抗的畏懼、商人階層抗爭的價值。

   還有許多商人即便不加反抗，或只在涉及私人利益上反抗，不少也下場悲慘，被酷刑、被判刑、妻離子散、企業充公。如湖南商人曾成傑，2010年因涉入非法集資（而事實上是否非法及罪行程度均存在爭議），被判處死刑，並於2013年被槍決。而因為牽涉官商勾結、各種灰色地帶，被關進監獄的企業家更是不計其數。即便中國大陸之外的商人也難免受害。如香港商人劉希泳，被吉林檢察院人員刑訊逼供中酷刑折磨致死。那些沒有入獄的商人，也長期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相對於體制內國企和與權貴關繫緊密的“紅頂商人”，許多沒有勢力的民營企業家，也時常遭受國企和“紅頂商人”的不正當競爭和擠壓。如企業家被指控“非法集資”、“欠債不還”，很大程度就是在於民營企業無法像國企那樣得到優惠政策和貸款支持，只好從民間募資。而一旦資金鍊斷裂，又不會像有關係背景者那樣得到兜底支持。有的民營企業家謹謹慎慎經營得利，卻被權貴或國企盯上，聯合官員將其整得死去活來、苦心經營的產業被併吞。

 中國企業家不應“與虎謀皮”，唯有反抗專制、締造民主憲政，才能長久安全

   既然企業家沉默和忍耐也是這樣下場，為國家人民而抗爭，豈不是更有價值？在清末民初，許多中國企業家（或海外華人企業家）如張謇、盧作孚、侯德榜、陳嘉庚等，投入“實業救國”的浪潮，為對內推翻專制獨裁、對外抗擊外敵侵略而奉獻自己的資金、廠礦、生命，毀家紓難，對中國民主革命和經濟發展起到巨大作用。雖然1949年後，“實業救國”成果被中共利用和毀壞，但那個年代中國企業家和工商階層中的許多人，其愛國愛民的企業家精神是不能磨滅的。

  另外，李懷慶、任志強、孫大午被重判，王功權不得不噤聲，王安娜流亡海外，恰恰在於其他企業家和公民保持沉默，於是這些“出頭鳥”就被中共重點打壓、不惜重判。若更多企業家聯合各界公民共同發聲，法難責眾，眾又有理，中共反而不敢再大規模逮捕和判刑了。即便存在風險，中國企業家、商人階層，也應該勇敢站出來。因為他們相對於老百姓，仍然是既得利益者，享受了改革開放紅利，有比其他公民更大責任去關懷社會、改變不公不義、回報勞動人民。

  今日的中國，專制獨裁下經濟凋敝、民生困苦、政策朝令夕改、企業家動輒得咎，國家到了必須變革不可的情況了。企業家們應該學習王功權、孫大午等德才兼備的勇士，利用自身獨特的資源和人脈優勢，與有志於推動中國變革的可靠人士聯合，既為自己，也為受難的同胞，與專制決裂、向獨裁者開炮、迎接民主憲政的新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