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我國人民也曾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各種科技發明也是洋洋大觀。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各門近代自然科學：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生物、醫藥等等都並非發源於我國，而是原先遠比我們落後的歐洲。

有人認為，我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是造成這一後果的罪魁禍首。這種看法也許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歐洲近代科學之發端，恰恰也就是在反動教會勢力十分猖獗的封建時代。也有人會以為，那時候歐洲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主義商業萌芽，從而催生了近代科學。但同在那段時間之宋、元朝代，我國海上商業船隊規模之大，讓每一位歐洲或阿拉伯商人十分羨慕。偏安一隅之南宋，每年都必須向北方的金朝繳納巨額進貢，財政收入依然能維持比較滿意的狀態，一個主要方面是依靠當時的海上貿易收入，可見當時海外貿易的規模之大。所以，把一切都歸咎於我國當時的專制制度，不免過於籠統和有失全面。

儘管被統稱為自然科學，然而自然科學領域之門類多如繁星，研究對象也千差萬別。這些科學門類幾乎無不發端於歐洲，歐洲人是在什麼地方占了先機呢？為充分認識這方面的問題，必須細緻分析。

科學研究之目的，主要分兩種，一種是為了解世界之奧秘，另一種是為改造世界。前一種屬於純粹科學，後一種屬於應用科學。應用科學的成果往往和利益直接相關，自然會引起足夠重視。然而，純粹科學的成果，往往誰都說不清今後會有多少經濟效果，與其說是為了某種經濟目的，還不如說往往是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

當初，古希臘和歐洲的一些學者為了五顆行星的詭異運行軌道，傷透腦筋。天上的這幾顆行星之軌道再詭異，再古怪，也與我們地上的人的生活毫無關係，研究它們，既不能吃也不能穿，連杞人憂天都不如。然而，正是對這幾顆行星軌道的不懈研究，誕生了哥白尼的日心說，也誕生了牛頓力學。

蒸汽機推動火車、巨輪，大發神威的時代，有些人不是去研究如何進一步提高蒸汽機的效率，而是關在房間裡考察玻璃棒吸引紙屑，磁鐵讓線圈指針偏轉等等，吹一口氣就飛得無影無蹤的小玩意兒。然而，正是這些研究導致人類進入電氣時代。

電氣時代，又有人居然對自己的照相底片為何會莫名其妙的被曝光，而感到無窮興趣，從而開啟了原子核理論的大門。

純粹科學得不到發展，應用科學也就失去了源頭，就會逐漸枯竭。那麼，純粹科學的發展需要那些條件呢？我們做一些簡單分析，並考察為何我國沒有能誕生近代科學的原因。

1.對自然奧秘的興趣和熱情

古埃及氣候炎熱，尼羅河年年來無償施肥，種莊稼不是太費力氣。埃及人有了空閒，就修金字塔和神廟，對宇宙奧秘也感濃厚的興趣。古希臘的勞動幾乎全由奴隸去干，作為主子的希臘人有的是悠閒時光，於是就用來大發議論或沉思冥想。希臘人步埃及人之後塵，探究宇宙的奧秘。從米利都學派、畢達格拉斯學派到雅典學派，都對自然科學有很濃厚的興趣。希臘哲學的代表人物，亞里斯多德更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研究範圍涉及：邏輯學、物理學、宇宙學、心理學、解剖學、自然史、形而上學和倫理學等各個領域，真可謂洋洋大觀。

有了興趣就有了熱情甚至激情。阿基米德洗澡時，發現了浮力定律，興奮得跳出澡盆，衝到街上邊狂奔，邊高呼，“我發現了！” 羅馬士兵攻破敘拉古城，他對闖進家門的羅馬士兵喊道“不要動我的圓！”。阿基米德如果沒有那份狂熱，恐怕再也不會有那麼多科學發現。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後，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等偉大科學先驅，把探索自然規律看成是對上帝的偉大的追求，對自然的強烈興趣和宗教狂熱結合到一起，一代代人“衣帶漸寬終不悔”，甘於寂寞的對自然奧秘的探索，從此，開闢了通向現代科學的康莊大道。

與埃及和希臘相比，我們老祖宗的日子要艱難得多。為了生計，終日疲於奔命，哪有閒工夫去管旁的事情。別說是人，就是那些天上的神仙們，如：女媧補天、后羿射日、神農嘗百草、大禹治水…，也都為民生忙得不可開交。所以，中國的先民是高度務實的，對探索宇宙和自然的奧秘，沒顯露出有多大興趣，更談不上有熱情。正如陳寅恪所說中國人“唯一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然而，過度的務實往往會導致短視。

在學者方面，希臘的亞里斯多德對外部世界什麼都感興趣，而儒家的創始人孔夫子，則對一切虛無縹緲和難以捉摸的東西都不感興趣，所謂子不語“力、怪、亂、神。”雖然偶然也提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但是，也不過點到為止。他只關心社會和民生，而同時又認為只要倫理問題得到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因此，全然只在內省上下功夫，對倫理禮樂之外的一切都十分冷淡。甚至與自己餐桌上的飯菜有關之生產活動，孔夫子都不屑一顧，當然，更不會去關心天體運行，生物奧秘諸如此類的事情了。

作為萬世師表的“大成至聖文宣帝”尚且如此，後世的儒生自然可想而知了。儒家主張“學而優則仕。” 儒生們一心想做的事就是當官。讀書人都鑽進了故紙堆，精神被牢牢禁錮在儒家的幾本四書五經里，對自然現象一點興趣都沒有，甚至連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生產技術，都認為不過是小人們的雕蟲小技。至於對自然現象的研究，更是吃力不討好的傻事，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探索動力，連想都不會去想。

雖說中國有儒釋迦道三家，然而，佛教素來認為四大皆空，萬千世界不過都是虛幻，對虛幻世界感興趣，不是發痴了？道家倒是對自然有一定興趣，但是，“道可道，非常道。”去研究那些說不明道不白的玩意兒，不是在瞎折騰？原始天尊一句話就把路堵得死死的了。

因此，古代中國除了沈括、牛應星和李時珍等寥若晨星的極少幾位超凡脫俗的個人之外，鮮有人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更談不上有熱情了。

2.現代科學的基礎

除了對探索自然奧秘的興趣外，正確的科學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正如愛因斯坦所指出，現代自然科學是建立在實驗觀察和邏輯推理，這兩個最基本的基礎之上的。（1）

科學實驗要求對研究對象細緻精確的觀察，決不允許把主觀印象混進觀察結果中去。但是，中國古人似乎往往把自己的心理印象與客觀現實揉在一起。最普通的例子就是獅子的雕塑。中國人喜歡獅，英國人也喜歡獅。英國人把自己的國家稱為大不列顛雄獅。不過，兩國獅子的雕塑，卻是大不一樣。英國的獅子與真實的獅子一模一樣。在中國石獅子遍布各地，千姿百態，卻就沒有一尊與真獅子相像的，實際上都是工匠們心中的獅子，而不是真實獅子的寫照。繪畫同樣如此，西洋古典繪畫，惟妙惟肖，務求真實。我們的畫家，並不以追求真實為目標，而是借題發揮以抒發自己內心的感受，畫在“似與不似”之間。西方人平時生活也條理清楚，而中國人則不喜歡分得太清。因此，中國的社會和人文環境不利於細緻的觀察。

造成觀察不細緻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古人沒有嚴格的邏輯思維訓練。事實上，現代科學的另一個重要基石是邏輯推理。如果提出的觀點邏輯混亂，肯定不能被科學界認可。邏輯學是古代希臘學者的一項偉大創造。今天大家熟知的歐幾里德幾何學是邏輯學應用的一個輝煌典範。

遺憾的是，古代東方中國的聖賢和學者並沒有建立起相同的邏輯體系來。

我國古代始終不能夠建立起自己的拼音字母體系來。拼音體系實際上是憑藉二、三十個字母和少數的幾條拼音規則開展起來的一套邏輯體系，無疑對邏輯思維是有啟發作用的。

漢語的語法很簡單。要學會方塊漢字要耗費學生很多精力，如果還再要學習複雜的語法，那真要勉為其難了。然而，雖然漢語語法簡單易學，但是，也有其缺憾，句子一長，理解起來就比較困難。科學描述要求精準的定義，對象的描述常常需要許多修飾和限制，用中文讀起來往往會感到很費勁。

文言文是一種適合於抒發感情的語言，或者說是一種演員的語言，而不是觀眾的語言，用來寫詩有一種很強的美感，可是，用於科學描敘和思考就不合適了。

此外，中國古代採用笨重的“竹簡”作為書寫的記錄工具，也十分不利於展開長長大篇的邏輯推理過程。

也許是一種也許是多種原因，我們古代的學者沒有創造出嚴格的邏輯體系來。他們多用比喻和直觀感性來論述自己的觀點，常常沒有嚴格的定義，例如，在“論語”里，孔子對“仁”就有好多不同的解釋。孟子把君民之間的關係比作“舟”和“水”的關係，非常生動，但卻不是今天科學的論述方式。

邏輯思維不僅是科學研究的基礎，也有利於培養人的獨立思考，不盲目崇拜權威。歐洲人爭論的時候，會要求對方拿出證明，如果拿不出證明，天皇老子說的話也不信。而在古代中國，只要把“聖人”說的話抬出來，大家只能信服。

3.創新和想象

對於科學來說，感興趣僅僅是第一步，重要的是還必須要有創新精神。如果總是停留在聽老師講，或者翻書本，更多的事連想都不去想，還能進步？然而，有了創新思想，敢想了，還得有豐富的想像力，能想到別人想不到的東西。

當初亞里斯多德說，重東西降落快，輕東西降落慢，重十倍就快十倍。初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有人想象，假如將一個東西和比它重十倍的東西綁在一起，那降落速度會怎麼樣呢，是快十一倍，還是1和10之間的平均值？於是，導致了伽利略的落體實驗，開創了牛頓力學的先河。

任何邏輯思想體系，都建築在幾個最基本的原理之上，用邏輯演繹的辦法，可以通過這些基本原理推演出許多結論，然而這些原理本身是無法用邏輯證明的，只能當作理所當然來接受。例如，歐幾里德幾何學的五條公理。在這五條公理的基礎之上，建立了整套的歐幾里德幾何學，但是，歐幾里德幾何學不可能證明這五條公理中的任何一條是真還是假。

任何一門嚴謹的科學，尤其是物理學，都是建築在少數幾條定律之上的。通過這些定律，經過邏輯推理，可以解釋這門科學裡的所有現象。然而，幾乎任何定律都不可能被直接觀察到，而只用人們自己的想象力去推想出來。例如，萬有引力定律，誰也看不見萬有引力，萬有引力是牛頓根據落下的蘋果，推想出來的。

同樣的，設計一項巧妙的實驗，也需要豐富的想像力。當初，法國的拉瓦錫設計了一套實驗：他把水銀放在封閉的容器里煅燒，結果，水銀變成了紅色的粉末，同時空氣體積減少了，剩下的空氣再也不能幫助燃燒，小老鼠在裡面就會悶死。他把紅色的粉末另外加熱，並收集釋放出來的氣體，紅色粉末又變回成水銀，而在釋放出來的氣體裡，小老鼠在裡面快活得直蹦直跳。這個巧妙的實驗證明了，空氣是由兩種氣體混合組成的，而不是大家長期信奉的基本“元素”。

套用一下公式，或者做些細節上的修修補補，受過一定教育的普通人都能勝任。然而，要推想出基本定律，設計出革命性的實驗，這種開天闢地式的工作，就必須是具有非凡想象能力的天才人物才能做得到。所以，愛因斯坦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

遺憾的是，我國的先民並不是想象力太豐富的。古希臘有希臘神話、阿拉伯人有《天方夜譚》，很多其它民族的神話故事也很豐富。然而，如果說希臘人正常的兒童，我國的古人卻是早熟的兒童，過早的沒了異想天開的那份快活。實際上，我國的古代神話，幾乎十分貧乏。想像力先天本來就不足。

長期處於一統地位的儒家思想本身具有極端保守性，孔夫子就說過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連孔聖人都如此，其他人還能越雷池半步？

中國儒家的教育方式就是死記硬背。本來，漢字的方塊字就必須死記硬背。娃娃進學，必須先從《百家姓》、《三字經》的“趙錢孫李”“人之初，性本善”哇啦哇啦背起，到底裡面講什麼，根本莫名其妙。接着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一部部背過去，如果都能倒背如流，就成了學問家。

死記硬背從來是創新思想的頭號殺手。化學家奧斯瓦爾德主張，做研究的學生不宜學語言。達爾文和愛因斯坦對拉丁文的教育方式深惡痛絕。斯賓塞認為，語言學習助長了對權威的盲目尊崇，不利於發展獨立判斷能力。主要原因是，語言學習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你就是得遵從，長期如此，便成為習慣，自然對獨立思考極為不利。

因此，儒家的死記硬背教育方式，如何可能培養出創新思想和想象力來？

中國兩千多專制統治者，最不樂意的就是，老百姓有獨立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想得太多了，就會想“這皇帝老子的皇位真是老天爺給的？”再往下想就說不定也想來個“彼可取而代之了。”所以，從來是只允許老百姓規規矩矩，不允許亂說亂動。愚民政策是一定要推行的，人們的一舉一動也都被嚴格束縛於禮教之中，祖訓和聖人的話絕不能違抗，對長輩要孝順，也就是說不僅要“孝”還得“順”。

對思想自由可以說到了層層設卡，一步一封鎖的地步，長期生活在這樣的氣氛里，哪裡還有半點創新精神和想象能力？

4．哲學家指引方向

錢鍾書先生的《圍城》裡，當方鴻漸自報家門說自己是學哲學的，趙辛楣道：

“學哲學就等於什麼都沒學。”

也不能認為，趙辛楣不過是對情敵的妒忌和攻擊，中國持有這種觀點的，大有人在。

歐洲的科學界是非常幸運的，因為古希臘誕生了兩位偉大哲學家，他們是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他們倆，一個為後人指點迷津，一個乾脆把解決問題的“降龍神劍”交給後人。柏拉圖是指點迷津的人，他提出了理念哲學：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是他認為的“理念世界”，平時看到和接觸到的一切，如：花草、樹木，以及地球、太陽之類等等東西，都不過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例如，任何一座橋梁都會最後倒塌，然而只要有橋梁的理念，總是能夠再建造出新橋來。所以，任何現實的橋梁都是短暫的，而橋梁的理念則是永恆的，現實的橋梁不過是理念橋梁的一個影子而已。他還認為，理念世界只有聰敏絕頂的哲學家才能領悟得到，普通人的肉眼凡胎是看不到的。今天開來，所謂的橋梁的理念，實際上就是建造橋的那些基本原則。因此，柏拉圖的哲學實際上起到了指點迷津的作用：別被表面現象迷惑，必須透過現象去尋找內在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即，所謂的“透過現象看本質”。然而，大家都是肉眼凡胎，怎麼去看到本質呢，事實上，絕大多數本質是看不到的，只能猜想，這就需要想象力了。可是，沒有方向憑空亂想，永遠也摸不到頭緒。這時候，另外一位古希臘的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站出來，把一柄“降龍神劍”交給大家了。

畢達哥拉斯的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他比孔子還早一些，實際上比柏拉圖還早100多年。畢達哥拉斯學派的“降龍神劍”是，一切東西的最終根源是數。

初看起來，這話未免過於荒唐。不過，現代的數碼科技，倒為他們做了一種不錯的詮釋。大家都知道，我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情意纏綿或打打殺殺場面，會為之感動和興奮，甚至而淚下，實際上都不過是DVD光盤上的那些數碼產生的影子而已。

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首先，啟發了人們，不要僅僅停留在看到的表面現象上，而應更深入探究現象後面更為本質的東西。第二，這些本質性的東西應該與“數”有關，從而大大縮小了思考探索的範圍。他們的思想影響了後來的歐洲科學家，他們有意無意間尋找現象背後的數量關係和數學規律。例如:

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確立了浮力與排水重量之間的數量關係，阿基米德還確定了槓桿原理的數量關係；

哥白尼、開普勒發現了行星運動的幾何規律；

伽利略研究了落體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數學規律；

拉瓦錫等人對反應前後化合物的重量稱量，發現了質量守恆定律；

焦耳測量了不同形式之間的能量轉化的數量關係，確立了能量守恆定律；

門捷列夫按照原子量大小排列元素，發現了化學元素周期表。

等等。

事實上，現代物理學完全是建立在嚴格的數學基礎之上的。

就連那麼不太嚴格依賴數學的生物學領域，很多地方也是從數那裡得到啟發的。例如，孟德爾在仔細數過不同性狀的雜交豌豆的數目，發現了其中的比例關係，得到了遺傳規律。

遺憾的是，古代中國並沒有類似於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這樣的思想家。指導中國古人的，是所謂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思想。一代又一代道士在煉丹爐旁熏得兩眼發紅，滿臉烏黑。煉丹不成，要找的原因實在太多，一會兒會可能懷疑天時不對，一會兒又可能懷疑煉丹房院子裡的旗幟插得不到位…，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當道士的料。當年，白居易多次煉丹不成，就認為是自己當初投胎下來就註定的，於是改信了佛教。

道士們手裡沒有“降龍神劍”，只能用桃木劍瞎忙呼，可以折騰出火藥來，但是，休想發現質量守恆定律。

5．不同文化的衝突和交融

  不同文化的交融和衝突，往往能激發人們去思考和想象。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是化學方面的。古希臘哲學家認為，萬物是由土、水、氣和火這四種元素構成的。然而，後來從東方傳入歐洲的鍊金術卻認為，是食鹽、硫黃和水銀才是構成萬物的基本要素。兩邊的祖師爺各唱各的調，到底聽誰的好？英國的波義爾產生了懷疑。1661年至1679年間，他發表了《懷疑的化學家》一書，書中這樣說：

“儘管我在逍遙派哲學中遇到精湛的推理，在化學家的實驗室中看到美妙的實驗，我拙劣的天性總覺得，如果兩方都拿不出比通常拿出的更為有力的論據來證明他們的說法的真實性的話，那麼，人們對於混合物中的物質成分，即一些人要我們叫元素，另一些人要我們叫要素的東西，保留一些懷疑是合理的。”

接着，波義爾為元素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從此，開創了化學時代。波義爾也被稱為現代化學之父。

中國戰國時就有方士獻不死藥的記載，漢武帝時代，道士們的煉丹活動盛極一時。然而，道士們始終在戰國時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指導下煉丹或煉金，再也沒能脫胎成為近代化學。沒有不同觀點的碰撞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我國未能發展出現代科學的原因，可歸結為：在方向性的探索上，過度的理智和務實，而導致短視；而在具體研究方面，則無論是觀察和思考，又過度依賴於感性，從而而導致認識模糊不清。另外還有，高度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儒家一統的文化傳統，知識分子對自然現象的漠視以及死記硬背的教育方式等等各個方面等種種不利影響。由於地理環境的原因，我們和其它高度發達的文明地區缺乏規模較大和影響深遠的交流，以彌補我們的不足。有這麼多限制和局限，要發展出近代科學，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李約瑟的“中國科技發展史”里，中國人的發明洋洋數十卷，蔚為大觀。愛因斯坦參觀了中國的一個發明展覽之後感嘆，不懂現代科學的古代中國人居然也做到這些！

是啊，中國人民確實是非常聰敏的！但是，這些發明中的絕大部分是“低賤”的無名工匠們創造出來的。

可是，工匠們畢竟有他們的局限性，他們多數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目不識丁。憑着他們的聰明智慧，可以搞出許多創造發明，但是要他們去搞科學原理，幾乎就是不可能了。事實上，儘管幾乎所有人都會有意無意使用槓桿，然而，即使在阿基米德之後的兩千多年間，我們也沒人總結出槓桿原理。

難怪有人說，中國古代只有技術，沒有科學了，這是我們民族最大的遺憾。

我們二千多年專制壓制束縛人民的思想和文化的局限性是造成近代科學沒能在我國誕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遺憾的是，許多局限在今天依然存在，例如，學校里的死記硬背和灌輸式的教育方式，社會上的實用主義和短視等等，因此，必須認真反思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