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不死 新聞永在

——《新周報》創刊20周年記

雷歌  2024年10月26日

《新周報》在中國當代新聞史上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作為一份以獨家新聞、深度報道和權威評論見長的新聞周報，《新周報》創刊時風雲漫捲，萬眾矚目，而隨後的停刊也成為當年的重大新聞事件。《新周報》的崛起是當時中國報業狂飆突進、欣欣向榮的標誌。而《新周報》的停刊，又是中國嚴酷政治生態的寫照。

《新周報》從2004年10月26日創刊，到當年12月8日停刊，雖然只出了七期，卻以鮮明的個性在中國當代新聞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如一顆璀璨流星，耀眼地划過黯黑的夜空。所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其命運反映的正是中國政治體制與社會發展之間的格格不入。

作為《新周報》的創始社長，我有幸參與了《新周報》從激情創刊到無奈停刊的全過程。至今回想起來，依然心意難平。

在我二十多年的媒體生涯中，《新周報》也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因為《新周報》，我跳出了旱澇保收、四平八穩的體制，果斷下海，成了一名辦報的職業經理人。即使它很快停刊，我也沒有後悔當初的選擇。因為我從此脫離了沉悶壓抑的體制，雖然不再穩定，但我心自由，從此過得明亮暢快。

在加入《新周報》前，我已在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工作了七年。廣州日報雖然名氣不大，卻是中國報業改革的一面旗幟。自1996年在中宣部支持下，改制成為全國第一家報業集團後，業務全面擴張。隨後營收超過《羊城晚報》，此後二十多年一直保持全國報業廣告收入第一。

當時廣州日報建了全亞洲最先進的印刷廠。看着廣州日報蒸蒸日上的業績，看着那流水線上源源不斷印出來的全彩報紙，許多人都說，這哪是報紙印刷機，簡直就是印鈔機啊。那時候的報紙就是這麼火。

在加入《新周報》之前，我於1999年被廣日集團派往成都，參與了成都《商務早報》的創辦。又在2001年帶一個年輕團隊，將收編的《信息時報》成功改版上市，使之成為集團除《廣州日報》之外的第二張綜合性日報。我們只用了兩個星期，就實現了集團原定兩年內達到 20萬份的發行目標，我也是《信息時報》改版後的首任總編輯。2004年上半年，我又作為資方代表參與了上海《第一財經日報》的籌辦。

但從2002年到2004年，廣州報業圈先後爆發了震驚全國的廣日集團案和南都案。廣日案放倒了機關報改革的旗手黎元江，而南都案則放倒了都市報改革的旗手程益中。

當時從部隊空降到廣日集團的新社長，除了天天講馬列主義什麼也不想干，集團業務全面收縮。那時我已調回集團總部的編輯中心，整天無所事事。我們編輯中心兩個主任輪流值班，這一周休三天，下一周就休四天，拿着當時還算不低的年薪，正在幹事業的最佳年齡就躺平進入養老模式。

而這時，全國報業還在蓬勃發展中，各地的新報紙不斷湧現。武漢的《知音》集團雜誌經營得非常好，此時手握兩個報紙刊號。集團老闆躍躍欲試，想趕一下辦報的潮頭。《知音》老闆跟我說，集團也想辦張日報，但覺得直接辦日報投資很大，就先辦張周報試試水。我是做日報出身，這是知音找我的原因。

《知音》集團找到我時，我正在廣日集團憋得難受，也算是一拍即合。

《南方周末》是當時中國最成功、最有影響力的新聞周報。但因為中宣部的不斷打壓，並派駐新的領導直接管控，這時的《南方周末》被迫自我閹割，新聞質量已大不如前。我在創刊前的培訓會上，做了題為《新周報人的新聞追求與辦報的政治分寸》的培訓講話，提出《新周報》要做“有內涵、有影響力的新聞”，即那些“能夠觸及體制矛盾，引發觀念衝突，揭示法律空白，關切利益分配，或者能夠開闢社會生活新領域、新模式，能夠令人回味、促人思考，提供理解新角度，啟發新的可能性的新聞” 。《新周報》的目標，是在三年內超越《南方周末》，成為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新聞周報。當時真是雄心萬丈，氣勢如虹。

這個培訓講話，後來被掛到新浪網站的頭條區域內，使《新周報》的品牌及“做有內涵、有影響力的新聞”這一理念得到廣泛傳播，也受到業內高度評價。這個講話隨即被高端網站《愛思想》收錄，與當時鳳凰衛視的老闆劉長樂等一起，成為2004年《愛思想》“新聞演講”欄目收錄的僅有的三篇演講之一（詳見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820.html）。

《新周報》創刊後，連續刊發獨家採訪和深度報道，對各省市的批評報道很快就有強力反彈，隔三差五就收到省委宣傳部的批評通報。記得有一期頭條講蘇州副市長姜人傑落馬，“百官共廉”的神話破產。這事激怒了當時的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因為“百官共廉”是李源潮搞的一個政績工程。那時李正處於上升期，有望進京更上層樓。報道出來後，江蘇省委宣傳部立即給湖北省委宣傳部發了一個措辭極為嚴厲的公函，要求湖北省委管好自己的媒體，管好自家的事。湖北省委宣傳部一個領導看到這樣的公函也深感意外，跟知音老闆抱怨說，兄弟省份之間從未出過這樣的事啊，大家一向客客氣氣的。你看，都是你們《新周報》搞的。

可想而知，知音老闆也是壓力山大。老闆是個內斂穩重的人，說話比較柔和委婉。有次他跟我說：“小平啊，你看我們做《知音》二十多年，做這麼大，受到的宣傳部批評還沒你們《新周報》一個月招來的通報批評多。”其實知音老闆對我培訓會上那篇講話中所講的新聞理念，以及對辦報政治分寸的理解是高度讚賞和肯定的，培訓會一結束就把我叫到辦公室很興奮地跟我交流過。但《知音》畢竟以編煽情故事為主，以前沒做過觸及現實的新聞。

我在廣州日報的老闆黎元江有句名言，跟我們報社骨幹當面講過不止一次：“如果你辦報，一年到頭都沒受過一次宣傳部的批評，說明你這一年什麼事都沒做！”所以，在我的概念里，宣傳部的批評沒什麼可怕，甚至會把宣傳部的批評當作一個衡量我們報道成績的指標。但一個成熟的辦報者也不會把宣傳部的批評當耳邊風，也要及時做出姿態，做好調整，不能無視宣傳部的領導，否則被一棍子打死就難看了。但你骨子裡的東西不能變，方向不能改。在那篇演講的第一部分，我曾深度剖析了這個時代中國媒體面臨的“讀者要你做新聞，宣傳部要你當喉舌”這種難以兩全的雙重人格。這種分裂的雙重人格，是中國所有媒體與生俱來的原罪。在中國辦報，就是帶着原罪求生存，在夾縫中求發展。

但最終《知音》的老闆還是沒頂住，在宣傳部並沒有要求我們停刊整頓時，老闆自己提出停刊整頓。《新周報》的一眾高管齊聲反對，跟老闆說，一張新報紙剛剛上市，而且勢頭這麼好，哪怕是暫時的休刊也是滅頂之災，會給報紙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但老闆也許是對報紙的市場運作比較陌生，也許是覺得這樣可以在宣傳部那裡爭取主動，最終《知音》集團領導班子決定《新周報》自行休刊整頓。於是，剛剛面世不到兩個月的《新周報》戛然而止，並永遠定格在那裡。

一休刊，我就知道大勢已去，很快就從《新周報》辭職。隨後其它核心高官也先後離開，《新周報》就散了攤子。《新周報》於2005年3月15日正式宣布停刊。後又於2006年9月復刊，至今仍在報攤上可以買到，而且據說盈利狀況還不錯。但此後的《新周報》已經變成一份風花雪月的文摘，回歸了《知音》擅長的老路。它與創始時的《新周報》已經不是同一份報紙。這是後話。

即使那張《新周報》只存活了45天，只出了7期，在當年《新周刊》評選的“2004年中國社會關注的十大熱點新聞”中，《新周報》的獨家報道依然占了兩條。甚至還有一些新聞學碩士論文以《新周報》的存亡為例，研究中國輿論環境和政治生態。《新周報》因此被譽為“存在時間最短但同期影響力最大的報紙”。

如今二十年過去，不光《新周報》物是人非，整個中國的媒體環境和政治生態更是面目全非，每況愈下。當年《新周報》的雄心壯志已成天方夜譚，想來令人唏噓。

但理想不死，新聞永在。正因為那片土地正可怕地沉向萬劫不復的黑暗深淵，當年的《新周報》和許多新聞人的追求如今才更加閃亮發光，激勵着人們不懈地追尋光明。

是為《新周報》創刊20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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