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不死 新闻永在

——《新周报》创刊20周年记

雷歌  2024年10月26日

《新周报》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份以独家新闻、深度报道和权威评论见长的新闻周报，《新周报》创刊时风云漫卷，万众瞩目，而随后的停刊也成为当年的重大新闻事件。《新周报》的崛起是当时中国报业狂飙突进、欣欣向荣的标志。而《新周报》的停刊，又是中国严酷政治生态的写照。

《新周报》从2004年10月26日创刊，到当年12月8日停刊，虽然只出了七期，却以鲜明的个性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如一颗璀璨流星，耀眼地划过黯黑的夜空。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其命运反映的正是中国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格格不入。

作为《新周报》的创始社长，我有幸参与了《新周报》从激情创刊到无奈停刊的全过程。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心意难平。

在我二十多年的媒体生涯中，《新周报》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新周报》，我跳出了旱涝保收、四平八稳的体制，果断下海，成了一名办报的职业经理人。即使它很快停刊，我也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我从此脱离了沉闷压抑的体制，虽然不再稳定，但我心自由，从此过得明亮畅快。

在加入《新周报》前，我已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工作了七年。广州日报虽然名气不大，却是中国报业改革的一面旗帜。自1996年在中宣部支持下，改制成为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后，业务全面扩张。随后营收超过《羊城晚报》，此后二十多年一直保持全国报业广告收入第一。

当时广州日报建了全亚洲最先进的印刷厂。看着广州日报蒸蒸日上的业绩，看着那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印出来的全彩报纸，许多人都说，这哪是报纸印刷机，简直就是印钞机啊。那时候的报纸就是这么火。

在加入《新周报》之前，我于1999年被广日集团派往成都，参与了成都《商务早报》的创办。又在2001年带一个年轻团队，将收编的《信息时报》成功改版上市，使之成为集团除《广州日报》之外的第二张综合性日报。我们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实现了集团原定两年内达到 20万份的发行目标，我也是《信息时报》改版后的首任总编辑。2004年上半年，我又作为资方代表参与了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筹办。

但从2002年到2004年，广州报业圈先后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广日集团案和南都案。广日案放倒了机关报改革的旗手黎元江，而南都案则放倒了都市报改革的旗手程益中。

当时从部队空降到广日集团的新社长，除了天天讲马列主义什么也不想干，集团业务全面收缩。那时我已调回集团总部的编辑中心，整天无所事事。我们编辑中心两个主任轮流值班，这一周休三天，下一周就休四天，拿着当时还算不低的年薪，正在干事业的最佳年龄就躺平进入养老模式。

而这时，全国报业还在蓬勃发展中，各地的新报纸不断涌现。武汉的《知音》集团杂志经营得非常好，此时手握两个报纸刊号。集团老板跃跃欲试，想赶一下办报的潮头。《知音》老板跟我说，集团也想办张日报，但觉得直接办日报投资很大，就先办张周报试试水。我是做日报出身，这是知音找我的原因。

《知音》集团找到我时，我正在广日集团憋得难受，也算是一拍即合。

《南方周末》是当时中国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周报。但因为中宣部的不断打压，并派驻新的领导直接管控，这时的《南方周末》被迫自我阉割，新闻质量已大不如前。我在创刊前的培训会上，做了题为《新周报人的新闻追求与办报的政治分寸》的培训讲话，提出《新周报》要做“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即那些“能够触及体制矛盾，引发观念冲突，揭示法律空白，关切利益分配，或者能够开辟社会生活新领域、新模式，能够令人回味、促人思考，提供理解新角度，启发新的可能性的新闻” 。《新周报》的目标，是在三年内超越《南方周末》，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周报。当时真是雄心万丈，气势如虹。

这个培训讲话，后来被挂到新浪网站的头条区域内，使《新周报》的品牌及“做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新闻”这一理念得到广泛传播，也受到业内高度评价。这个讲话随即被高端网站《爱思想》收录，与当时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等一起，成为2004年《爱思想》“新闻演讲”栏目收录的仅有的三篇演讲之一（详见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820.html）。

《新周报》创刊后，连续刊发独家采访和深度报道，对各省市的批评报道很快就有强力反弹，隔三差五就收到省委宣传部的批评通报。记得有一期头条讲苏州副市长姜人杰落马，“百官共廉”的神话破产。这事激怒了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因为“百官共廉”是李源潮搞的一个政绩工程。那时李正处于上升期，有望进京更上层楼。报道出来后，江苏省委宣传部立即给湖北省委宣传部发了一个措辞极为严厉的公函，要求湖北省委管好自己的媒体，管好自家的事。湖北省委宣传部一个领导看到这样的公函也深感意外，跟知音老板抱怨说，兄弟省份之间从未出过这样的事啊，大家一向客客气气的。你看，都是你们《新周报》搞的。

可想而知，知音老板也是压力山大。老板是个内敛稳重的人，说话比较柔和委婉。有次他跟我说：“小平啊，你看我们做《知音》二十多年，做这么大，受到的宣传部批评还没你们《新周报》一个月招来的通报批评多。”其实知音老板对我培训会上那篇讲话中所讲的新闻理念，以及对办报政治分寸的理解是高度赞赏和肯定的，培训会一结束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很兴奋地跟我交流过。但《知音》毕竟以编煽情故事为主，以前没做过触及现实的新闻。

我在广州日报的老板黎元江有句名言，跟我们报社骨干当面讲过不止一次：“如果你办报，一年到头都没受过一次宣传部的批评，说明你这一年什么事都没做！”所以，在我的概念里，宣传部的批评没什么可怕，甚至会把宣传部的批评当作一个衡量我们报道成绩的指标。但一个成熟的办报者也不会把宣传部的批评当耳边风，也要及时做出姿态，做好调整，不能无视宣传部的领导，否则被一棍子打死就难看了。但你骨子里的东西不能变，方向不能改。在那篇演讲的第一部分，我曾深度剖析了这个时代中国媒体面临的“读者要你做新闻，宣传部要你当喉舌”这种难以两全的双重人格。这种分裂的双重人格，是中国所有媒体与生俱来的原罪。在中国办报，就是带着原罪求生存，在夹缝中求发展。

但最终《知音》的老板还是没顶住，在宣传部并没有要求我们停刊整顿时，老板自己提出停刊整顿。《新周报》的一众高管齐声反对，跟老板说，一张新报纸刚刚上市，而且势头这么好，哪怕是暂时的休刊也是灭顶之灾，会给报纸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但老板也许是对报纸的市场运作比较陌生，也许是觉得这样可以在宣传部那里争取主动，最终《知音》集团领导班子决定《新周报》自行休刊整顿。于是，刚刚面世不到两个月的《新周报》戛然而止，并永远定格在那里。

一休刊，我就知道大势已去，很快就从《新周报》辞职。随后其它核心高官也先后离开，《新周报》就散了摊子。《新周报》于2005年3月15日正式宣布停刊。后又于2006年9月复刊，至今仍在报摊上可以买到，而且据说盈利状况还不错。但此后的《新周报》已经变成一份风花雪月的文摘，回归了《知音》擅长的老路。它与创始时的《新周报》已经不是同一份报纸。这是后话。

即使那张《新周报》只存活了45天，只出了7期，在当年《新周刊》评选的“2004年中国社会关注的十大热点新闻”中，《新周报》的独家报道依然占了两条。甚至还有一些新闻学硕士论文以《新周报》的存亡为例，研究中国舆论环境和政治生态。《新周报》因此被誉为“存在时间最短但同期影响力最大的报纸”。

如今二十年过去，不光《新周报》物是人非，整个中国的媒体环境和政治生态更是面目全非，每况愈下。当年《新周报》的雄心壮志已成天方夜谭，想来令人唏嘘。

但理想不死，新闻永在。正因为那片土地正可怕地沉向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当年的《新周报》和许多新闻人的追求如今才更加闪亮发光，激励着人们不懈地追寻光明。

是为《新周报》创刊20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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