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為大選，真的不知道有這麼多陰謀論，並且有可能會給社會帶來越來越嚴重的危害，所以再補充點文字。

現有的陰謀論心理學研究大多集中於成年人，科學家對陰謀論如何影響兒童幾乎沒有了解。初步數據顯示，陰謀論信念通常在11至14歲之間開始形成，而18歲的青少年對陰謀論的信任程度甚至高於成年人。非營利組織“打擊數字仇恨中心”（CCDH）對超過一千名成年人和一千名13至17歲的青少年進行了調查，詢問他們對社交媒體及其影響的看法。在接受調查的青少年中，有60%的人同意四條或以上有害陰謀論，而成年人中只有49%的人持相同觀點，這表明青少年時期是參與陰謀論的高峰期。CCDH的報告呼籲關注社交媒體對年輕人心理健康造成的危害，同時提醒公眾認識到社交媒體傳播的錯誤信息和仇恨言論對整個社會構成了公共衛生問題。

很多研究發現陰謀論者對機構和人際信任缺乏，對重大事件感到無助，與主流社會疏遠、感覺被排斥、持極端保守主義。然而，陰謀論是一種理論，是大腦高級思維活動的結果。正如 Brendan Shea 指出的那樣，陰謀論通常源於歸納推理中的錯誤，歸納推理涉及使用現有證據來確定什麼是可能的。歸納推理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至關重要，例如找出原因、預測結果、評估信息可信度以及根據有限的數據進行概括。那麼，什麼思維習慣導致陰謀論信仰？

已有證據表明，分析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和科學推理與陰謀論信仰成負相關。與分析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和科學推理相對立的是目的性思維。很有可能，過度的目的性思維是陰謀論信仰的主要原因。Swami 等（2014）發現，較低水平的分析思維可預測陰謀論信念。

將目的作為事件或物體的原因就是所謂的目的論，也就是說，事件的發生和物體的存在是為了滿足這些目的。Brian Klaas 在其 2024 年出版的書《僥倖——機會、混亂以及我們所做的一切為何重要》中將目的論偏見定義為“將有序的理由有目的地強加於無序甚至隨機的過程的認知錯誤”。目的論偏見與一種稱為幻想性錯覺的現象有關，即推斷兩個不相關的物體之間的關係，或錯誤地推斷因果關係。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 Tania Lombrozo 的研究表明，人類天生傾向於基於設計的解釋，在事物和事件中尋找目的。孩子們經常會問他們遇到的物體有什麼用處，而成年人可能會將目的歸因於隨機事件。Lombrozo 的靈感來自於幼兒經常根據事物的功能來解釋事物，即目的論推理。例如，當被問到為什麼下雨時，孩子可能會說：“這樣植物才能生長。”值的注意的是，三到四歲的孩子通常非選擇性地對生物、人工製品和非生物自然物體的特徵提供目的論解釋。然後逐漸地放棄一部分目的論解釋，特別是針對非生物自然物體的目的論解釋。這意味着和生命有關的物體仍然帶有目的性。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然而，對事物或事件的過度目的論解釋可能會陷入陰謀論。

通常來說，目的論暗示了反向因果關係，最壞的情況是假設了不存在的“目的”作為原因。研究表明，過度目的論思維與缺乏自覺和謹慎的思考有關。較少進行認知反思的人往往表現出更大的目的論思維傾向。這可能是因為分析性思維為目的論或其他增強目的論思維的心理過程留下了較少的空間。

目的論思維是否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逐漸消失？為了回答這個問題，Lombrozo與同事研究了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以調查他們在背景知識受損時是否會訴諸目的論推理。參與者被要求選擇一系列“為什麼”問題的最合適答案。例如，當被問到“為什麼地球上有樹？”時，選項包括“因為它們是從樹種子中長出來的”或“這樣動物就可以有樹蔭了”。Lombrozo等發現，與幼兒一樣，阿爾茨海默病患者比同齡的健康人更傾向於目的論解釋，選擇目的論答案的頻率大約是健康人的兩倍。

與Lombrozo的發現相一致的是，研究表明，在個人頭腦中，錯誤概念可以與科學知識共存。具體來說，我們對世界的最初信念可能在科學上是不準確的。這些信念就是所謂的幼稚想法，它們根植於人類直覺和現實生活經驗。例如，我們最初可能認為太陽圍繞地球旋轉（幼稚想法），但後來才知道正確的科學解釋。然而，新的解釋並沒有取代幼稚概念，而是與幼稚概念並存。當我們使用科學的解釋時，大腦抑制了幼稚概念。根據這一理論，在上面提到的以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為實驗對象的研究中，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背景知識受損，這使得被抑制的目的論解釋被調用。

這聽起來像天方夜譚，然而卻得到很多實驗的支持。例如，Allaire-Duquette 等(2021)發現專業物理學家在評估幼稚概念時比對照組更慢、更不準確。腦成像顯示，在判斷幼稚想法時，與“抑制控制”相關的額葉大腦區域(額下回、額中回和前扣帶皮層)活動增加。“抑制控制”是指阻止不相關的心理過程的能力。這表明，即使是訓練有素的科學家也可能存在幼稚的想法。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成人更頻繁地使用目的論解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智力，而是因為他們可能無法獲得有助於區分可靠和不可靠來源的工具，無法抑制並存的目的論思維，只能在目的論解釋中尋求確定性。在孩童時期，很多錯誤想法是基於目的論的，這些想法會相伴一生，如果沒有分析思維的抑制，將會成為陰謀論的基礎。我們從小學就會多多少少接觸到一些自然科學知識。到了初中，又會接受一些簡單的物理學和化學教育。這種教育使我們忘記了在我們大腦的某一個角落裡潛藏着目的論解釋的傾向。

在某些人看來，目的論思維很荒謬，然而，西方思想史證明目的論思維極為頑固。在西方哲學中，目的論這一術語和概念起源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可能更早。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論”特別強調了每件事的“目的”或“最終原因”。在這方面，他追隨柏拉圖，認為人類和非人類的本質都有其目的。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成為歐洲中世紀思想的主流，而用單純的因果關係來解釋世界的原子論卻成為異類學說。亞里斯多德享受聖人般的待遇，而同樣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德謨克利特卻默默無聞。現代科學誕生後，目的論就被逐出物理學；達爾文進化論誕生後，科學家拒絕了人類和動物心理目的之外的目的論。神經生物學已經給出難以反駁的證據，人類和動物心理“目的性”是大腦活動的結果。這樣，目的論的舞台只剩下宗教和陰謀論。

可以想象，從亞里斯多德到現在的大約2300年時間對人類智力發展史只是一瞬間，現代人的平均智力肯定不如亞里斯多德。如果沒有接受系統而深入的教育，亞里斯多德的目的性思維將成為常態。

我們之所以會有目的論推理，可能與我們祖先面臨的危險有關。野生捕食動物和其他人類（如尼安德特人）並不是我們祖先的唯一威脅。不同部落的人類也是威脅，可能比捕食動物更危險。一些學者認為，種族暴力可能導致了尼安德特人的滅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墓地中的骸骨就發現帶有箭頭，表明他們是戰爭的受害者。中石器時代的洞穴藝術展示了弓箭手群體之間的戰鬥場景。新石器時代歐洲有可能存在有組織的戰爭。從近幾年的國際政治來看，不同宗教、不同意識形態給人們帶來的恐懼、憎惡和仇恨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因此，防人之心不可無。在科學知識難求的條件下，最好的策略就是使用目的論思維。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目的論思維深深植根於學齡前兒童的思想中，因為兒童的這種思維方式也許是我們祖先的思維方式的重演。目的論思維是一種直覺思維，可以對感覺輸入作出快速反應。但僅僅依賴直覺來處理複雜問題可能會導致陰謀論。正如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J Eric Oliver和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Thomas J. Wood在《迷人的美國：直覺和理性如何分裂我們的政治》一書中指出的那樣，直覺主義（Intuitionism），即強烈傾向於利用直覺思維而不是基於證據的理性思維，是陰謀論信仰的一個重要原因。

目的論思維不等於陰謀論，但從目的論到陰謀論只有一步之遙。那麼，這一步是如何邁出的呢？縱觀歷史，陰謀論與衝突、偏見、種族滅絕和拒絕重大科學進步有關。很多陰謀論都有這樣一個框架：

1. 一個挑戰主流說法的故事。

2. 循環論證，使得故事永遠正確。

很多故事都有這樣的情節：存在着一小部分人，他們具有某些共同特徵，例如種族、宗教、職業或國籍。他們秘密採取了傷害或有意傷害我和像我這樣的人的行動。這些行動之所以沒有被普遍承認，是因為陰謀家們能夠隱瞞相關證據。

https://mlpp.pressbooks.pub/littlemorelogical/chapter/conspiracy-theories/

這裡要強調一下個體差異：有些人天生就有強烈的陰謀論傾向，有些人更擅長分析思維。遺傳因素不可抗拒，所以我們目前只關心環境因素可能對陰謀論心理形成的影響。從上述的框架來看，重大事件誘發了負面心理素質的人對陰謀論的信念，這些負面心理素質很可能在孩童時期塑造了他們的目的論偏見/傾向。這些負面情緒包括：

1. 恐懼和焦慮：實驗表明，面對複雜或不可控的局面或受到威脅時，焦慮和恐懼情緒可能驅使人們尋求簡單明了的解釋，將複雜問題歸咎於某個“陰謀”。調查顯示，很多美國人被恐懼和焦慮困擾，從內心需要陰謀論來提供安慰。

2. 憎惡和仇恨：當人們對某個群體或事件產生強烈的厭惡或仇恨情緒時，往往會導致對與之相關信息的偏見，推動目的性解釋。被憎惡或仇恨的對象往往被當成的替罪羊。例如，對猶太人的仇恨使猶太人成為很多陰謀論中的替罪羊。陰謀論常常在這種情緒的驅動下生根發芽。
   

值得注意得是，憎惡和仇恨有微細得差別，我們往往要迴避憎惡的人，但我們可能有強烈的動機要報復甚至消滅我們仇恨的人。仇恨往往與道德感相連。簡單來講，道德就是一個群體關於正確和錯誤的規範。所以很多仇恨是一種群體行為，這可以從巴以衝突看出來。心理學和進化生物學的研究表明，人類天生就傾向於形成內群和外群，使個人更容易對外群成員產生不信任甚至敵意。所以家庭或群體傳遞下來的信仰、偏見和價值觀會被當成是群體內部人員的行為準則，同時也是身份認同法則，就是說，如果你侮辱了我的信仰，或者攻擊或侮辱了與我信仰相同的人，那就是攻擊或侮辱了我。這可以從一年前的大規模反猶遊行看出來。這也是川普是惹不起的原因，因為川粉會在認同感驅使下罵死你。一個被反覆描述為“壞的”人，特別是外群的壞人很容易成為仇恨對象，所以拜登或川普都成為仇恨對象。這就是極端宗教和恐怖分子形成的心理原因。似乎有這樣一種現象，內體成員的忠誠度越高，對外群的敵意越強。如果這時有個政治領袖宣傳仇恨，社會就會分裂，暴力不可避免，如1930年代的納粹，1960年代的紅衛兵和2021年1月6日的川普支持者，性質上完全一樣。糟糕的是，仇恨很難消除，因為仇恨是一種自我強化的情緒，深深植根於心理和社會結構中。克服仇恨是一個複雜且有時漫長的過程，通常需要通過同理心、理解和系統性變革來打破這些反饋循環。同樣糟糕的是，仇恨可以帶來認知偏見，這絕對會影響我們分析思維的發展，特別是孩子。遺憾的是，對仇恨的心理學研究較少，因為參與者往往不願承認它的存在。

Tufts 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研究助理教授 Ayesha Sengupta說，“我們在各個物種的青春期都發現，當青少年學習簡單的恐懼記憶時（例如，在齧齒動物中，我們測試了學習和忘記音調與負面刺激的關聯的影響），消除這種恐懼要比兒童或成人困難得多。”青少年比兒童或成年人更強烈地體驗到習得性恐懼，而且這些經歷不太可能被忘記。青少年時期獲得的仇恨同樣也根深蒂固。一位 20 歲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女性這樣描述她童年時的經歷：“我 10 歲的時候，塞爾維亞準軍事人員闖入我家，暴力相向。他們手裡拿着槍，向我父親和兄弟們走來，索要我們家裡所有的錢。他們威脅說，如果全家不立即離開家，就把他們全部殺掉。幾個小時後，我們全家離開了村莊，前往阿爾巴尼亞領土尋求庇護。即使是現在，科索沃戰爭已經過去十年了，我仍然恨塞爾維亞人。”

恐懼和仇恨都是一種保護機制，常常使我們變得孤立，這適用兒童和成年人。一項追蹤了 2,215 名挪威人口樣本的 28年（1992 年的青少年時期到-2020 年的中年時期）研究發現，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孤獨並在成年後繼續感到孤獨的人更有可能在 40 多歲時支持陰謀論信仰。即使考慮到性別、年齡、父母教育和政治傾向等因素，這種關係仍然很顯著。

我們現在尚不清楚陰謀論的神經生物學基礎。很有可能，人類大腦原始部分（邊緣系統）和高級區域（前額葉皮層/質，PFC）的功能與陰謀論思維有關。

兒童的大腦在 6 歲時就已經達到成人大小的 90-95%，到 9 歲時所有的結構和構成要素均已存在。早年是大腦發育的關鍵時期，但大腦需要大量重塑才能將一個依賴性兒童轉變為一個有責任感的獨立的成年人。大腦重塑最早可以在八歲開始，但通常發生在 11 至 14 歲之間，一直持續到二十五六歲，甚至30歲，應該是個體差異，所以才有大器晚成之說。重塑過程通常從邊緣系統開始，然後向前部發展，最後重塑PFC。

科學家推測，青少年大腦重塑在時間上從後往前的順序產生了青少年常見的“不良行為”，例如喜怒無常、懶惰、厚臉皮和魯莽（更容易冒險）。青少年的行為有時難以預測，這一刻他們可能顯得成熟、思維清晰，下一刻他們可能就會行為失常或做出冒險行為。理解這一點需要我們知道邊緣系統和PFC到底有什麼功能。

邊緣系統，也稱為古哺乳動物皮層，是位於大腦深處的一組相互連接的結構，包括海馬體、杏仁核、下丘腦和邊緣皮層。邊緣系統是大腦中第一個完成重塑過程的部分。重塑過程通常在 10-13 歲之間的青春期早期完成。這裡我們主要關心杏仁核。

杏仁核接收來自各種感覺系統的輸入，在處理情緒方面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與生存有關的情緒，如恐懼、憤怒和快樂。當一個人遇到威脅時，杏仁核會激活快速反應：戰鬥或逃跑。杏仁核將無害物體誤認為威脅。如果你看到地上有一根繩子，杏仁核可能會讓你認為那是一條蛇！情緒對記憶的形成有影響，這也是杏仁核介導的。杏仁核還有一個功能：參與決策。

PFC是大腦最複雜的部分，尤其是在人類，通常被稱為大腦的執行中心，負責理性思維、解決問題、決策、計劃、衝動控制、執行功能、和社會行為。PFC與杏仁核有着廣泛的聯繫。PFC 成熟前，杏仁核由於發育得更早而更加活躍，PFC和杏仁核以及大腦相關區域之間的連接也尚未完全形成，PFC對杏仁核的平衡較弱，青少年的行為更容易受杏仁核的影響。青少年難於準確評估情況並保持冷靜，更容易衝動行事。想像一下20歲左右的年輕人，講義氣，有感情，遇事熱血沸騰，沒有理智，等10年或20年後，有些人會覺得年輕時是那麼天真。

現在我用我的語言更通俗地把兩者的功能重複一遍。邊緣系統從魚類到哺乳和鳥類都有。這些動物對外界的感知與情緒密切相關，如恐懼，這是生存的基本前提。只有在哺乳動物才有高度發達的PFC，負責推理等高級功能。以分析推理為例，可以把它看成是以符號為主的“內化的操作”，這些中間步驟沒有什麼情緒色彩。反過來說，中間步驟很少的思考過程則會有很大的情緒色彩。陰謀論就是如此：為複雜事件提供簡單解釋。當我們獲得感覺輸入時，邊緣系統先作出判斷，提供和生存相關的反應。當然，這些反應不一定是最佳反應，我們需要通過大腦更高級的部位(PFC)來作出更精準的判斷，這需要抑制邊緣系統的活動。如果PFC沒有強大的分析推理提供解釋，偽科學或陰謀論就會主導我們的思維。當然，這只是我一時的假說。

陰謀論肯定會侵蝕我們後代的分析思維能力。為了我們的孩子有一個健康的頭腦，從小教孩子尊重差異和不同的文化，不要容忍辱罵，並解釋為什麼偏見是不可接受的。與兒童公開討論多樣性不會助長偏見。如果發現兒童有偏見，一定要儘早解決偏見，以防止產生消極態度。兒童可以從成人對傷害行為的反應中學習。成人應以身作則，確保言行一致。提醒家長，不要忽視兒童的觀察力，他們會注意到膚色差異並可能會提出問題。家庭應提供簡單、誠實的解釋。

對沒有批判精神的孩子，自媒體危害無窮。例如，馬斯克成為Twitter 新主人後恢復了1100 多個被禁止賬戶，這其中大多數賬戶並沒有傳播徹頭徹尾的錯誤信息或仇恨內容，不清楚賬戶被暫停的原因，但有近 190 個賬戶宣揚仇恨和暴力，包括強姦以及針對女性和 LGBT 群體的虐待，最令人不安的發現是兩個賬戶中含有兒童性虐待圖片，還有一個恢復帳號發布了一段描繪強姦的視頻。被恢復的帳號有臭名昭著的網紅人安德魯·泰特 (Andrew Tate)，他曾表示女性應該為被強姦承擔一些責任。他目前因涉嫌人口販賣和強姦而被拘留在羅馬尼亞。馬斯克的所作所為實際上違背了Twitter 自己的規則，如禁止基於種族、性取向和性別等對他人進行暴力、直接攻擊和威脅，以及旨在“非人化、貶低或強化負面或有害刻板印象”的誹謗、比喻或其他內容。

最近幾十年，人們對陰謀論的危害越來越擔憂。和科學有關的兩大陰謀論已經給人類帶來危害：疫苗和氣候；在政治上，我敢預言，摧毀美國民主體制的不是種族問題、移民問題，而是謠言和陰謀論，在言論自由的保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