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国家为什么失败》

《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达龙·阿杰姆奥卢和詹姆斯·罗宾逊的著作。这本书阐述了他们的获奖理论。书中分析了全球发展不平等的各种理论，认为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领导无知论都存在缺陷。而制度对各国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制度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包括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及选举制度等。经济制度规定了公民的财产关系。所有制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榨取式”（extractive），一种是“包容式”（inclusive，或称广纳式），包容式经济制度保护社会大部分人的财产权，不允许不合理转让财产，允许所有民众参与经济关系，以获取利润。在这种制度的条件下，劳动者有提高生产的激励。包容式政治制度允许社会大部分人参与国家治理，作出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决定。包容式政治制度是现代所有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基石。没有这样的制度，政治权力就会被社会的一小部分人篡夺，这些人会利用权力来获取经济权力，侵犯其他人的财产权，继而摧毁包容的经济制度。

在榨取式经济制度下，除精英阶级，其他人都不能从经济关系中获益。精英阶层可以剥夺他人的财产。其特点是不安全的产权保护，有行业进入壁垒、不公平竞争和阻碍市场运行的管制。例子包括奴隶制度、农奴制和监护征赋制。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工人没有动力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几乎所有的额外收入都会被精英阶层拿走。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中，绝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国家治理之外，政治权力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例子包括绝对君主制和各种独裁政体、极权政体，以及威权政体，其中威权政体在现代世界中十分广泛。一个国家有选举制，并不意味着它的制度不是榨取式，因为竞争也可以是不公正的、形式的，参选者的代表性也可能很有限。

包容式经济制度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的游戏平台，鼓励新科学技术的投资，助长经济成长，不像榨取式经济制度则是少数人榨取多数人资源的体系，既无法保障财产权，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诱因。包容式经济制度与包容式政治制度互相支持。在政治权力分配上，包容式政治制度倾向于多元，且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并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包容式市场经济奠定基础。

布西亚的经验凸显一个事实，采用能减少市场失灵和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最主要的障碍不是政治人物的无知，而是他们所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造的诱因与限制。好制度能保持长期和必然的、稳定的市场信息流通。而明智的领导人只是一时的，而且有偶然性。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和无知，而是有意。

榨取式制度为什么会抑制发展？首先，榨取式制度无法长久保持发展，原因有三：其一，榨取式制度下缺乏激励而无法制造持续的科技进步。榨取式制度受限于本身的特质，最多只能刺激有限的科技进步。它们激发的成长无法持续长久，苏联经验为这种极限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其二，持久的经济成长需要颠覆性创新。而所谓颠覆性创新，不仅经济上以新代旧，政治上也颠覆既有的权力关系。精英阶层抓着榨取式制度不放，最害怕颠覆性创新。其三，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一般会产生内斗的倾向，因为它们导致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引诱其他群体角逐政权而享受这些财富和权力。其结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远都有强大力量把社会推向政治动荡。玛雅经验证明政治不稳定经常发生，最后导致不同群体和个人为了成为榨取者而争斗，进而造成社会和政府的崩溃。

榨取式制度扼杀创新。老普林尼说：在提庇留皇帝统治时代，一个人发明了打不破的玻璃，将它献给皇帝，并期待获得一笔大赏赐。提庇留问他是否告诉过任何人。当那个人回答没有后，提庇留下令将他拖出去处死，说“免得黄金变得像泥土那样没有价值”。苏埃托尼乌斯说有一个人觐见皇帝维斯帕先，他发明了一项将圆柱运送到罗马丘比特神殿的方法，成本比较低廉。可以节省政府大量的劳力。维斯帕先没有杀那个人，但他也拒绝使用这项创新，宣称：“那我怎样养活这么多人？”建立在压迫劳工的经济体，以及奴隶和农奴这类制度都缺少创新。例如，在美国，北方各州参与了工业革命，而南方没有。

威廉•李1589年发明织袜机。他把织袜机献给伊莉莎白一世，并要求授予专利。女王拒绝授予威廉•李专利，并表示：“这项发明对我穷困的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它将因为抢走工作而毁了他们，令他们沦为乞丐。”威廉•李又向继承伊丽莎白的詹姆斯一世要求专利。詹姆斯一世也拒绝了他。授予独占权是英国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常被用来授予垄断权给国王的支持者。颠覆性创新会对现存制度带来破坏性。害怕颠覆性创新是新石器革命到工业革命间生活水平未能持续提升的主要原因。科技创新使人类社会变富裕，但也牵涉到汰旧换新，以及破坏某些人的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社会也许因为创新而变富裕，但它启动的颠覆性创新过程会危及那些采用旧科技者的生计，也威胁到既有的政治权力。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反对授予专利给威廉•李的真正原因，不是担心那些可能因为机械化而失业的人，而是担心失业造成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危及自身的权力。

榨取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存在恶性循环。拥有经济及政治力量的人直接构建制度，确保其权力得以延续，而且无往不利。这种恶性循环不仅使榨取式制度得以持续不坠，使统治阶层得以持续当权，也使得低度发展持续不变。打破恶性循环，从榨取式制度转向包容式制度的关键因素，就是一个取得权力的广泛结盟，能够挺身反对专制统治，并以更包容、更多元的制度取代专制统治。唯有广泛结盟所发起的革命，才比较可能产生多元的政治制度。

中世纪之前，所有国家都是榨取式制度。那么包容性制度如何从榨取式制度孕生而出呢？为什么有的国家能产生包容式制度，有些国家不能？作者的理论是从榨取式到包容式制度的过渡往往需要几个因素：关键时期，制度的微小差别和运气。关键时期含有崩解现存政治与经济平衡的大事件，如14世纪在欧洲许多地区导致将近半数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又如大西洋贸易路线的打开，为许多西欧国家制造了巨大的获利机会；或如工业革命，为全世界的经济结构提供既快速又具颠覆性的改变。微小差异的解释是：尽管英格兰、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大西洋贸易此一关键时期独对英格兰形成最大的转型冲击，却只是因为小小的差异：英格兰王室没有全面掌控海外贸易，但在法国及西班牙，海外贸易几乎全由王室独占。如此一来，在法国及西班牙，大西洋贸易及殖民地扩张产生的巨大利益全都进了君主及其同党的口袋，但在英格兰，获利的却是强烈对抗君主的群体。偶然事件包括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摧毁，从而英国掌握了海洋霸权。在重大的关键时期，诸如英格兰的光荣革命，詹姆斯镇殖民地在北美洲的建立，一连串因素弱化了精英阶层对权力的掌握，强化了他们的对手，为多元社会的形成制造了动因，包容制度乃应运而生。

包容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间具有正向反馈的功能。包容式经济制度使包容式市场得以发展，进而促成更有效率资源分配，成为一种更大的动力，鼓励人们接受教育、学习技术，并进一步创新技术。良性循环产生的力量降低了权力争夺所衍生的风险。在多元政治制度的逻辑下，独裁者、政府内部派系，甚至总统，想要独揽大权都会变得比较困难。包容式政治制度对权力的行使及滥用形成节制，同时也有利于创造包容式经济制度，然后又回头来增强包容式政治制度的延续力。光荣革命带来的制度改变启动了工业革命，这些制度变革包括：1640年废除国内独占权，税率改革，融资来源的普及；更重要的是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重新建构，确立了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财产权，有利于创新者和创业家。英国是典型的良性循环。英格兰没有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立刻变成民主政体。当时只有少数人拥有正式代表，但关键的是，它是多元的。政治多元化一旦站稳脚跟，自有一股趋势推动制度愈变愈具有包容性，纵使过程颠簸曲折。在18世纪末美国宪法运作初期，一些政治人物尝试使用钱权交易将州级的银行垄断授予他们的朋友和伙伴。但这种情况在美国无法长久持续，因为尝试建立这种银行垄断的政治人物必须面对选举和改选，不像墨西哥的政治人物不必接受选举考验。和墨西哥不同，美国人民可以节制政治人物，并淘汰那些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亲信牟利的政客。其结果是，银行垄断跟着崩垮。与墨西哥相比，美国的政治权利较为普及，因此保证了获得融资和贷款的平等权利。这也反过来确保有创意和发明的人，能从创意和发明中获益。

包容式制度的支柱是政治多元化。一个广泛的联盟意味他们对创造多元政治制度有更大的需求。如果没有某种政治多元化，将出现不同利益集团中的一个群体压倒其他人而夺取权力的危险。国会内部有制约的力量，以免任何单一群体变得太过强大而滥用其权力。这是多元政治制度兴起的关键要素。这类广泛联盟获得权力，对于包容式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延续与强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光荣革命并不是由一个精英阶层推翻另一个精英阶层，而是士绅名流、商人及实业家，加上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团队，组成一个广大的联盟，对专制政权所发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就是此一革命的结果。政治多元化也保障了法治的观念，法治是此一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既然台面上有许多党派分食权力，为了避免一党一派集太多的权力于一身，到头来破坏了政治多元化的基础，大家就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乃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因此，统治者必须受到限制与约束的理念——这是法治的精髓——乃是出于政治多元化的内在逻辑，而这政治多元化则是各方人马为反对专制统治而组成广大联盟的所造成的。英国有任何人都可向国会请愿而且国会须倾听的制度。这种方法对光荣革命后政治多元化兴起的助力远大于有限的民主。

作者认为中国不是制度决定论的例外。中国的快速成长是榨取式制度和政府控制下的成长。陈云有个鸟笼的比喻：中国的经济是鸟，党的控制是笼子，笼子必须加大，好让鸟儿更健康、更有活力，但千万得锁住不能放，免得鸟飞了。中国之20年的成长高速得益于从毛的强榨取制度松绑。也得益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廉价劳工、外国市场的开放、国外资金与技术的输入。具有颠覆性创新及真正创新精神的成长没有出现，中国的成长将逐渐萎缩。中国的最基本的财产权——按个人希望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仍然极不完备。在目前的压榨式制度下，中国的人均收入不会达到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制度有一定包容性，但距离充分包容仍然相当遥远。包容式经济制度不会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也不会被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持。它或者转变成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牟利，或者它们创造的经济动能将动摇榨取式政治制度，打开包容式政治制度兴起的大门。包容式经济制度也倾向会削弱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少数统治精英所能享受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些制度将面对市场的竞争，且将受到社会其他人的合约与财产权的限制。

中国虽然在搞市场经济，但经济制度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榨取性，比如土地国有制限制了土地的开发和利用，政府用土地财政刮地皮，央产房不能买卖，私房土地只有70年的使用权。1688年以前，英格兰的土地归皇室拥有。许多土地被无数古老的财产权形式和许多交叉的所有权主张所捆绑。许多土地以所谓的衡平法产权的形式持有，意即地主不能抵押、租赁或销售该土地。一般土地往往只能用于传统用途，有无数障碍阻止人以合乎经济理想的方式利用土地。光荣革命后，国会开始改变这种情况，整合进数百项法案，土地私有制从而促进了工业革命。中国的另一个榨取工具是外汇管制。2001年阿根廷政府限制人民只准从私人账户提款比索，不准提领美元，除非同意把美元换成比索。但比索已经从1：1 贬值到4：1。阿根廷人把这个事件称为“El Corralito”，小畜栏之意。私人的钱跟牛一样被关进畜栏，哪里都去不了。通过小畜栏，政府剥夺了老百姓四分之三的存款。尽管阿根廷有选举及民选政府，政府照样可以侵犯财产权，没收老百姓的财物。中国政府的外汇存款的管制和取款限制如同小畜栏，而且更加常态化。

缺什么，吆喝什么。习近平鼓吹制度自信，正因为中国人对中国制度缺乏信心。中共宣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本书是对习近平的当头棒喝。中共的榨取式制度只能使部分精英受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长期维持，中国现状已呈现发展枯竭之征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发展缺乏颠覆性创新。2010年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减速，2012年GDP增长为7.8%，2013年为7.7%，2014年为7.3%，2023年5.2%。中国制度不是优势，而是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