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多次宣布要建設法制社會，但是現實與理想的之間顯然有巨大的差距。以下轉貼一位資深律師的文章展示我國司法領域存在的各種潛規則。

遼寧本溪周澄挪用公款案中，辯方律師、公訴人、審判長、主審方法院院長都持無罪意見，但被告人周澄最終還是獲刑5年。該案引起關注的問題並不是周澄是否構罪，而是那種超越法律之上左右司法審判的“潛規則”，這才是該案最值得關注的焦點。本文以此為背景，談談自己的一些感想。反思司法辦案中的“潛規則”各行各業都有“潛規則”，司法辦案也不例外。像前述案件中的法官檢察官，敢於自我揭錯，挑戰“司法潛規則”，實屬難能可貴，也體現了法律人應有的良知。實踐中，辦案人員時常遇到案件不能依法辦理，自己無法左右案件的情形。有的案件不構成犯罪，領導要求定罪;有的構成犯罪，領導要求作無罪處理。在案件處理形式上，有的該立不立，有的不該立而立，有的該查不查，有的不該查而查，有的該起訴不起訴，有的不該起訴而起訴，有的該無罪而判有罪，有的該判有罪卻判無罪等等。司法公正、依法辦案、嚴格執法、忠實於法律，成了掛在牆上，寫在紙的教條。而辦案中的一些“潛規則”卻大行其道，根據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形，我們羅列一下，司法辦案中存在的“潛規則”：

1.    權大於法

服從領導優於服從法律權大於法，是我國幾千年歷史形成的傳統觀念，深入人心，特別是對於當權者，喜歡不受約束，自己說了算。雖然國家倡導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特別近幾年提出了依法治國，全面建設法治社會的目標。但法治國家的進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許需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司法獨立目前還是難以達到的，因此時下的司法辦案，都離不開黨政等部門的領導，辦案中服從各級黨政或上級領導的要求，是正常的，各級司法機關的人事、財物等都受命於各級黨政領導。實踐中，司法機關對於案件的定性，如果出現依法認定與領導意見分歧時，多數情況下是不敢得罪領導的，服從領導優於服從法律。如前述案件，法官檢察官在職時，雖有不同意見，但只能服從領導意見。曾有報道四川有一法官把大蓋帽摘下放在審判台上，說如果不審好這個案就不當這個法官，按自己的意見把案件當庭判了，上頭想補救都來不及，沒幾個月他就被免了職。

 2.    利益優於法律

這里的利益是指司法機關的部門利益或者司法人員的個人利益。司法機關及人員，從理論上說必須嚴格依法辦案，忠於法律，維護司法公正。但實踐中，司法部門和人員面對案件涉及本部門和個人利益時，總是優先考慮利益，其次法律要求。如公安查辦偷稅企業時，該企業是利稅大戶，地方領導發話不要查，公安機關就不查。檢察機關查到財政部門時，財政部門領導出面給檢察機關追加經費，案子可以“放一放”。民商事案件如涉及人大代表的，總是儘量滿足人大代表的要求，人大選票還是要重視的。嚴格辦案的前提是不影響自己利益，誰也不願意為了依法辦案而得罪領導。司法人員作為個人，有時出於個人前途考慮，為了獲得立功嘉獎、先進或者辦案能手等“利益”，在辦案中不惜違法取證，置依法辦案於不顧，造成冤錯案。從不少著名的冤案平反後得知，當年靠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的辦案人員都立功受獎，並得以提拔。如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中，杭州市公安局刑偵大隊長號稱“女神探”的聶海芬，獲得“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後，在央視采訪節目中大談如何縝密偵破張氏叔侄強奸案的過程，讓人佩服之至。實際上卻是指供誘供非法取證，釀成冤案，成為人間笑談。

 3.    人情面子優於法律“萬水千山總是情”，我國是人情社會，辦點事總想找關係托人情

司法辦案中，嚴格執法、不徇私情是對司法人員的基本要求。然而，司法人員並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有各種需求，辦案時遇到同事、同學、朋友、親友等說情也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多數情況都能守住法律底線，極個別徇私貪贓枉法。但鐵面無私，不考慮任何人情面子也是很難做到的，多數情況下，還是要考慮人情面子和關係，儘量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或者自由裁量權范圍內予以關照，這樣既不違背法律原則，又落個人情，積累點人脈關係，指不定那天也有需要人家關照的時候。特別是同事之間，今天你關照了我請托的案子，明天你有案子請托我也同樣予以照顧，大家“互助互利”。

 4.    聽話重於依法,在司法工作中聽領導的話就是講政治

儘管領導有時不依法行事，但領導都喜歡聽話的人，頂撞領導是沒有好果子吃的，畢竟前途掌握在領導手裡，所以聽話也是生存之道。實踐中，經常是一方面領導要求辦案人員大力辦案，另一方面領導根據需要，或嚴辦、或中止、或放手，張弛有度，遊刃有餘，辦案人員必須無條件服從。如前述法官檢察官自揭的錯案中，他們雖然都認為案件當事人不構罪，但領導要求必須定罪，無罪也起訴，那只有服從，不敢反對，否則在單位就無法幹下去，直到他們都退下來後，才沒什麼顧忌，揭露出當年的辦案實情。

 5.    服務大局比服務法律重要,這里的服務大局不是指國家的大政方針，是指地方黨委政府的“大局”

就是服務地方領導的要求，如政績要求、考核要求、形象要求、穩定需要等。司法辦案必須要服務這些“地方大局”的要求。如查辦某企業涉嫌污染環境時，該企業屬地方領導的引資項目，領導發話不讓查，這就是服務地方經濟建設大局的需要。有的案子查到政府部門腐敗窩案，領導要求點到為止，大面積查案，嚴重影響了地方領導的形象，這也是服務大局的需要。如據報道，浙江某縣法院幫助山東當事人執行了當地企業的財產，縣長在幹部大會上公開點名法院吃裡扒外，導致縣里經費緊張，因此壓縮經費先從法院開始，下半年法院經費不再追加。總之，飯碗掌握在誰手裡就得聽誰的。

 6.    難得糊塗

法不責眾一般情況下，一個刑事案件的辦理需要經過多個環節，公安立案偵查、檢察起訴、法院審理、司法執行，每個環節都有各自部門辦案人員參與辦理，互相之間猶如流水作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如果某個環節出現問題，總是通過相互支持，協商補充來完善。如案件證據有缺陷，通過退查補查來完善，如果補查後還存在問題，一般各部門負責人出面相互協商來解決。總體上以完成案件辦理為主，極少中止、撤訴、判無罪等情形，否則容易得罪同行，引起其他部門反對，難道人家都搞錯了嗎?因此，辦案人員往往以完成辦案為已任，對案件中存在的問題，不願推到重來，照常通過，難得糊塗。從已平反的冤案中看出，有的辦案人員發現案件證據存在明顯問題，象刑訊逼供非法取證等，誰也不願拉下臉來較真，最後都還是照判不誤，反正即使錯了，經過了這麼多環節，這麼多人審查，檢察委員會、審判委員會集體討論，自己只是其中一環，追責也追不到哪裡去，“法不責眾”。像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一個年輕的生命就在各部門相互配合下殺掉了，最後的追責是“稀釋性”的，不問青紅皂白，不影響職務，參與者人人有份，大家都得個“黨內嚴重警告”了事。

 7.    司法績效考核勝過法律要求實踐中，司法部門的各種績效考核名目繁多

績效考核名目,如立案數,破案率，起訴率，無罪率，結案數，執行率，等等，考核是指揮棒，涉及各單位，部門，個人的切身利益，一個單位，部門，個人都是圍繞着考核標准轉。有考核要求的，千方百計去完成，沒有考核要求的可以放任不管，導致案件在考核上的要求勝過了法律規定，為了完成考核指標，不惜違反法律規定的事情時有發生。如命案必破的考核，導致偵查人員採取刑訊逼供手段來破案;無罪率的考核，導致公訴案件即使證據有問題也必須判有罪;結案率的考核，到了年底就不受理案件了。這種為了完成考核要求，置法律規則於不顧，嚴重影響了案件的公正辦理。

 8.    有錯必究，那只是無奈之舉實事求是，有錯必究，名義上這是中共的一貫政策。司法實踐中，糾錯之難，難於上青天

維持原判是常態，有錯必究，那只是無奈之舉。回顧一下，近些年媒體曝光的冤錯案的平反，只有少數是司法機關自行主動糾錯的，主要還是依靠“真兇再現”、“亡者歸來”以及申訴人長期不懈地向“兩高”申訴。海南陳滿殺人案，申訴了近二十年，才被最高檢受理抗訴後糾正的。呼格案、聶樹斌案，即使是“真兇再現”，媒體輿論強烈呼籲，經過十來年才啟動再審。可見糾錯之難。同時，糾錯帶來的追責，使得糾錯的難度進一步加大，誰也不願意看到自己以前辦理的是錯案而被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