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證《古詩十九首》寫作年代，先要明確這些詩作性質。它屬於五言古詩而不是五言樂府詩，所謂樂府詩是漢武帝通過行政令設官署掌管民間歌辭入樂，因多民族“新音”引入漢語，歌辭亦有四言發展至五言。《古詩十九首》受五言樂府詩影響，但屬於文人所作成熟之五言古詩。

   昭明太子蕭統在編《昭明文選》沒有註明其寫作年代，只將其編在題名為李陵和蘇武的幾首“雜詩”之前。《古詩十九首》中有部分詩篇被比《昭明文選》編纂年代稍晚的《玉台新詠》收入，但卻是標記為西漢人枚乘的作品，更早的劉勰著《文心雕龍》也有同樣的說法。這似乎只能證明《昭明文選》這樣的編排次序確是遵循寫作年代。然而劉勰在《文心雕龍》又闡明其中《冉冉孤生竹》一篇出自東漢時期與班固同時代詩人傅毅之手，唐人李善亦謂所謂枚乘之作，乃“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雲‘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儘是（枚）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李善注《文選》卷二九失名《古詩》注）。不過南朝蕭梁的鐘嶸在《詩品》裡又說這些古詩“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即謂曹植和王粲才是這些古詩的作者。上述古人的考證將這十九首風格看似接近而年代跨越二百多年，有姓有名作者提到四，五位。

   清代乾嘉學者就《古詩十九首》作成時代的考據大致分兩派，一派側重五言詩的產生年代和這些詩作的總體風格作分析,錢大昕在其《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七言在五言之前”條中寫到： “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即《古詩十九首》絕不會在枚乘所在的漢景帝至漢武帝時期，必定是在這一時期以後才會產生像《古詩十九首》這樣風格之五言詩。錢大昕這一說法，沿襲至現代桐城派學者馬茂元先生的“東漢後期說”，即認為《古詩十九首》應是“建安以前東漢末期的作品”。另一派是錢大昕同時代學者趙翼主張《古詩十九首》中應存有漢武帝時期的作品，述之曰：“蓋漢武好尚文詞，故當時才士各爭新斗奇，創為此體，實亦天地自然有此一種，至時而開，不能秘也。”兩派卻有一個共同點即錢大昕所敘：《古詩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

   近代梁啓超先生在其《美文及其歷史》一文中指出：《古詩十九首》作風如此相同，不會分開在相隔幾百年的兩個時代。葉嘉瑩先生認為，參照唐代有足夠多的詩作可以比較，即使初唐至盛唐，盛唐至中唐，詩風都有完全不同，何況從西漢枚乘至東漢傅毅就橫跨二百餘年詩風難道不變？筆者覺得歷代學者不可信猜疑，在今天遠比古人能獲得更多全面史料下，不用花大筆墨作文字推導，剩下疑問只有《古詩十九首》是否寫於西漢？其次傅毅這位人物很關鍵，《古詩十九首》寫於傅毅之前還是之後？

   關於《古詩十九首》是否寫於西漢，葉嘉瑩先生在其《迦陵論詩叢稿》作有詳細考證，筆者在此載其重點作以表述：《古詩十九首》被疑含有西漢詩作主要是其中一首《明月皎夜光》中有一句“玉衡指孟冬”，這首詩寫“促織”“白露”“秋蟬”等完全是秋天景物，而“孟冬”是初冬季節，為《昭明文選》作注的唐人李善認為這裡是曆法問題，“《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即將初秋指孟冬符合西漢曆法，故此詩寫於西漢。葉先生認為“玉衡指孟冬”並非指孟冬季節，而是在描寫夜深時天空景象，“玉衡”為北斗七星之第五顆星，而“孟冬”指天上十二方位中某一方位，“玉衡指孟冬”是描述初秋星空，烘托出一幅寒冷、靜謐的秋夜景象。關於星象推理可參考葉先生原著。筆者在此再加一論據，此詩和“玉衡指孟冬”相對的後一句是“眾星何歷歷”，細品都在描寫秋夜星空方才合理，如果站在葉嘉瑩先生立場推翻唐人李善的西漢曆法說，《古詩十九首》有西漢作品說就無立足之地。

   正如上文提到劉勰著《文心雕龍》認為《古詩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為東漢章帝時代傅毅所作，傅毅大部分詩賦如《舞賦》《洛都賦》《雅琴賦》大都編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傅毅是否作過五言古詩不得考證，他同時代還有位史學家班固寫賦比傅毅出名，班固寫過五言古詩《詠史》在此摘而讀之：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

     太蒼令有罪，就遞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

     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

     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

     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筆者認為這首《詠史》雖樸實無華，但比較《古詩十九首》無論是比興或情感敘述遠不如後者，鍾嶸在《詩品》序中恰好提到此詩，整段文章是評價兩漢詩歌演變：“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從“詩人之風，頓已缺喪”到東漢二百年只有班固《詠史》，文脈之間可以讀出在鍾嶸眼裡，班固之五言詩只能評及格而已，和《古詩十九首》一字千金相差甚遠，何況鍾嶸將班固詩評在“下品第一”，和“古詩”位上品第一差天壤之別。這裡也可解讀出在班固時代五言古詩還不是文壇主流，未吸引漢賦大家從事此創作。其次也可以推到即使傅毅寫有五言古詩，風格也大致和班固《詠史》相仿，這是推翻劉勰主張《冉冉孤生竹》為傅毅所作之有力論述。其次班固著《漢書   藝文志》中對於《古詩十九首》或者其他五言古詩無任何記載評述，這也可證明《古詩十九首》不可能創作於班固傅毅之前。魏文帝曹丕寫有文學評論《典論   論文》中提到班固和傅毅，這又給後人提供了一個線索：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在曹丕眼裡傅毅和班固在伯仲之間，“而固小之”即班固一直看不起傅毅，還在給胞弟班超信里提到傅毅靠文章當上蘭台令史等等，這裡可以解讀為，如果傅毅作有《冉冉孤生竹》一詩，班固絕不會小看傅毅，曹丕這樣一位愛詩如命的人物也會借《冉冉孤生竹》數落班固一番，《古詩十九首》作於班固傅毅之後無疑，同時曹丕在很多文章中點評父曹操，弟曹植以及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詩文時也沒有提到哪一位寫有《古詩十九首》，況且建安七子時代的五言詩早已脫離《古詩十九首》那溫厚含蓄之風，對偶駢文辭藻大開大合，華麗無比。從詩風上亦可判斷《古詩十九首》成於建安七子之前。以上是筆者閱讀文史對《古詩十九首》寫作年代之思考，因旁證或出土實證近乎絕跡，故屬於推測範疇。最後附上筆者最愛讀《古詩十九首》之《西北有高樓》和魏文帝曹丕作《芙蓉池作》，有興趣的讀者試着一讀便知年代之隔閡和風格之先後：

   《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

  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芙蓉詞作》

  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

  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