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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MAGA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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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一部分，這就是我的全部，覺醒的自由主義者把喜劇和諷刺變成了攻擊性和種族主義！

這是，拜登稱唐納德•特朗普的支持者為垃圾的第二天，他在格林灣被抓。

威斯康星州一輛品牌特朗普垃圾車。現在的瑣碎程度是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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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投票.西班牙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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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德•特朗普的基督徒——因為喜歡我把一個國家賣給上帝，基督徒帶着基督徒的良心投票，作為基督徒和基督徒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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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政府的領導下，把美國公民放在第一位：

美國兒童第一、

美國病人第一、

美國納稅人第一、

美國工人第一、

美國社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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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系統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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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在華盛頓的短暫時間裡，我親眼目睹了這個系統是如何崩潰的，一小群失敗的聲音，他們認為自己什麼都知道、理解每個人、想告訴其他人如何生活、做什麼，以及如何思考…

但是你不會讓別人告訴你你相信什麼，尤其是當你知道你是對的時候！你必須走向世界，轉變你的希望和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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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給唐納德•特朗普就是投票給自由，

投票給唐納德•特朗普就是投票給安全的邊界和社區，

投票給唐納德•特朗普就是投票給和平，

投票給唐納德•特朗普就是投票給我們每一個美國人能夠堅強和自豪，並在這個國家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再次成為山上閃亮的城市，致力於我們的憲法和我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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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評論】

殘酷的事實：美國人不信任新聞媒體

《華盛頓郵報》業主的說明

左媒中的戰鬥機 ——《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該報破天荒首次在大選年拒絕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背書。

繼地方性左翼報紙《洛杉磯時報》在10月22日宣布不在2024年大選中為任何候選人背書之後，10月25日，最大的兩家左翼報紙之一的《華盛頓郵報》也宣布不再為任何候選人背書。

緊接着，10月28日，另一家左翼報紙《今日美國》也加入了不背書的行列。需要明確的是，在歷次大選中，這些媒體都是大張旗鼓地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背書的，沒有例外。

雖然媒體是否背書某個政黨的候選人並不直接影響到該候選人的得票，但這三家左翼報紙從一貫背書民主黨候選人到今天拒絕繼續為民主黨候選人背書，表明他們終於意識到民主黨哈里斯已經是他們的負資產，“政治掛帥”、不顧一切地支持民主黨所有議程的無腦行為已經使他們的公信力喪失殆盡。

最近公布的蓋洛普公信力調查的結果顯示，現在相信傳統主流媒體的人只剩下31%了，這是有史以來最低的數字！更多人願意相信從社交媒體平台和值得信任的播客上獲得的信息。

因此，作為《華盛頓郵報》的老闆，貝佐斯不得不從自己公司的利益出發，做出一個貌似公正的姿態，命令這家左媒巨頭今後不再為任何候選人背書。

相信這三家報紙的舉動一定讓一眾民主黨幕後大佬們氣得發瘋，卻又無可奈何。從這三家報紙這一一反常態的行動和幾乎所有左翼媒體都開始無所顧忌地批評、嘲弄哈里斯的無能來看，他們實在是對爛泥糊不上牆的哈里斯喪失了信心。

那些閉着眼睛給哈里斯民主黨投票的人即使已經喪失了是非觀念，但如果還有一點點理性，就該想一想為什麼這些左媒大亨不再支持哈里斯了呢？

作者：Jeff Bezos /《華盛頓郵報》/ 2024.10.30

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是《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業主。

在關於信任和聲譽的年度公眾調查中，記者和媒體經常排名墊底，通常僅高於國會。但在今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我們的排名成功跌至國會之下。我們的職業現在是最不受信任的了。我們正在做的一些事情顯然是無效的。

讓我打個比方。投票機必須滿足兩個要求。他們必須準確地計算選票，而人們必須相信它們能準確地計算選票。第二個要求與第一個要求不同，但同樣重要。

報紙也是如此。我們必須準確，我們必須讓人們相信我們是準確的。這是一片難以下咽的苦藥，但我們在第二個要求上失敗了。大多數人認為媒體有偏見。任何看不到這一點的人都是對現實的漠視，而那些與現實抗爭的人會失敗。現實是一個不敗的冠軍。將我們公信力長期持續的下降（因此影響力也隨之下降）歸咎於他人是很容易的，但受害者的心態於事無補。抱怨不是一種策略。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地控制我們所能控制的事情，以提高我們的公信力。

對總統候選人的背書不會改變選舉的天平。賓夕法尼亞州沒有一個猶豫不決的選民會說：“我支持 A 報紙背書的人。” 一個也沒有。對總統候選人的背書實際上造成了一種偏見。一種不獨立的感覺。終止背書是一個有原則的決定，也是正確的決定。

1933年至1946年擔任《華盛頓郵報》出版人的尤金·邁耶（Eugene Meyer）也有同樣的想法，而且他是對的。就其本身而言，拒絕為總統候選人背書本身並不足以對我們的信任度上有很大的提高，但這是朝着正確方向邁出的有意義的一步。我希望我們能比我們所做的更早一點做出改變，在遠離選舉和圍繞選舉而帶有情緒的某個時刻。這是不充分的計劃，而不是某種有意的策略。

我還想澄清一點，這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換條件。無論是競選團隊還是候選人，都沒有在任何層面或以任何方式被諮詢或告知這一決定。它完全是內部決定的。我的公司之一藍色起源（Blue Origin）的首席執行官戴夫·林普（Dave Limp）在我們宣布的當天會見了前總統唐納德·川普。當我發現這一點時，我嘆了口氣，因為我知道這將為那些想把這一決定說成不是一個有原則的決定的人提供彈藥。

但事實是，我事先並不知道這次會見。就連林普事先也不知道這件事，會議是當天上午迅速安排的。這和我們是否為總統候選人背書的決定沒有任何聯繫，任何其他暗示都是錯誤的。

說到衝突的表象，我不是《華盛頓郵報》理想的主東。每天，在某個地方，一些亞馬遜（Amazon）的高管、藍色起源（Blue Origin）的高管，或者來自我擁有或投資的其他慈善機構和公司的高管，都在與政府官員會面。我曾經寫道，《華盛頓郵報》對我來說是一個 “複雜化器”。沒錯，但事實證明，我也是《華盛頓郵報》的複雜化者。

你可以把我的財富和商業利益看作是抵禦恐嚇的堡壘，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利益衝突的網絡。只有我自己的原則才能將天平從一邊向另一邊傾斜。我向你們保證，我在這裡的觀點實際上是有原則的，我相信我自2013年擔任《華盛頓郵報》主東以來的記錄也支持這一點。你當然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決定，但我要向你們挑戰，在這11年中，你們能找到一次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壓服《華盛頓郵報》的任何人的例子嗎？沒有發生過。

缺乏公信力並非《華盛頓郵報》獨有。我們的兄弟報紙也有同樣的問題。這不僅是媒體的問題，也是整個國家的問題。許多人轉向隨口說出的播客、不準確的社交媒體帖子和其他未經核實的新聞來源，這可能會迅速傳播錯誤信息，加深分歧。《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屢獲殊榮，但我們越來越只與某些精英對話。我們越來越多地自言自語。（情況並不總是這樣 —— 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在華盛頓都市區實現了80%的家庭普及率。）

雖然我沒有，也不會推動我的個人利益，但我也不會允許這份報紙停留在自動駕駛狀態，並漸漸變得無關緊要 —— 被未經研究的播客和社交媒體的諷刺所取代 —— 不會不經過一場戰鬥的。它太重要了。利害關係太大了。現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可信的、可信賴的、獨立的聲音，還有什麼地方比世界上最重要國家的首都更適合發出這種聲音呢？為了贏得這場戰鬥，我們必須鍛煉新的肌肉。

有些變化將是對過去的回歸，有些變化將是新的發明。

當然，批評是任何新事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就是世界的規律。這一切都不容易，但都是值得的。我很感激能參與這項工作。《華盛頓郵報》擁有眾多最優秀的記者，他們每天都在為了解真相而辛勤工作。他們值得被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