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汝諧奇人奇事之壘球棒毆打鄰人被捕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10年前，有個轟動一時的案子，西安音樂學院彈鋼琴的大學生藥家鑫撞倒農婦以後，

一不做二不休，拔刀將農婦捅死了。

在眾多對這個案件的評論中，犯罪心理學家李玫瑾獨出心裁地認為:

藥家鑫捅人八刀是彈鋼琴的習慣性動作，她說：這個扎刀的行為，這個動作其實是一個向下的動作，

就跟他非常熟悉的彈琴的動作是一類的動作。生理上的需要所觸發的欲望表現出來的瘋狂行為，

而這種行為超出常規把激情狀態表達到淋漓致盡，以達到生理上的欲望滿足。 

我對此深有同感。遺憾的是，李玫瑾女士沒能進一步深入地點破：彈鋼琴是藝術激情，

用刀捅人是生理性激情；而這兩種激情在本質上是相通的。

羅丹說過藝術就是感情；其實殺人打人也是感情——只不過是惡劣的感情而已。

沒有惡劣感情產生巨大波動，你怎麼會去殺人打人呢？

我曾經因為用壘球棒毆打鄰人被捕，就是因惡劣感情產生巨大波動所為。

1989年春天，我處於一種非常煎熬的苦悶期，不知所從。我想寫長篇小說，

我覺得只有長篇小說才能夠表現我對複雜人性的理解和看法。

可是，現實生活並不允許我用幾年時間寫長篇小說。為稻梁謀，我必須不斷地完成急就篇，

我經常坐在報館打字小姐的對面，我寫一段，她打一段，這樣才能保證文章於次日按時見報。

這對我太難了。我原本不是一個快手啊。在國內的時候，我就連寫一個辦理游泳深水合格證的申請書，

都要打草稿。可是，現在我根本沒有時間打草稿。粗製濫造，我非常苦悶。

久而久之，這種苦悶是要找一個撒氣桶的。這個時候，一個人很偶然卻也是很必然地出現了。

他就是我的鄰人王某某。當時，這個樓里分租了好幾家來自大陸的訪問學者留學生；洋插隊嘛，

大家都不容易，彼此客客氣氣。可是，這個王某某是個另類了，他也是從北京來的，

家住小西天軍隊休干所，身上帶着軍隊幹部子弟的粗莽氣。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那時候他剛剛畢業，在曼哈頓美國公司里找了一個工作糊口，

專業不對口；他也憋着一肚子氣。如此，兩個北京來的、渾身長刺的幹部子弟，湊在一起，

針尖對麥芒，還能有什麼好結果嗎？

一日，我與他因生活瑣事發生了口角，我就趁機挖苦他說：小西天軍隊休干所我認識好多人呢，

武漢軍區司令曾思玉的女兒女婿、拳擊好手羅斌等等，從來沒聽說有你王某某這這個小嘎巴豆兒呀。

這個時候，我清楚地看到王某某的眼神里掠過一道凶光；我高興地確信自己嚴重地刺傷他的自尊心了。

他是學技術的，看不起我這種耍筆桿的，就拿這個反唇相譏，也刺傷了我的自尊心了。

您看看，這一下子就讓矛盾升級了。

從此，我們不斷地吵架。終於有一天，他說晚上8點鐘跟我談談。按照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話，

所謂談談，就是要找一種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彼此的糾紛。

我興奮不已，感到自己在寫作上的苦悶，終於找到了一個順暢的發泄口。

我覺得既然我的生活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死扣，便不妨採用粗魯明快的方法解決——談談！

我向一個體育學院的髮小借了一個壘球棒，還找出皮夾克皮靴穿上——準備談談，好好談談；

晚上8點鐘，一勞永逸地談談！

晚上8點，王某某準時出現了。顯然，他也是有備而來，也是反季節的穿了一個厚厚的夾克；

我們話不投機半句多，吵了起來，雙方都出言不遜；我立即回身從虛掩的房門後面，拎出壘球棒子，

狠狠地往他胳膊上打了一記！王某某慘叫一聲，與此同時，他也快速地從袖口裡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我見勢不妙，閃身返回房間，全力抵住門——先插上插銷，然後又把床鋪拖過來抵住門。

王某某大怒，瘋狂地用匕首猛刺我的房門（事後檢查，他刺出幾十個深淺不一的孔洞），

並且發誓不殺了我絕不罷休！

門裡門外的緊張對持狀態，大概持續了半個小時，外面沒聲了。

一直在旁看熱鬧的roommate說：王某某走了。

於是，我就打開房門，進行戰備工作；按照文革武鬥的經驗，

我迅速把這個房間打造成一個不可攻破的戰鬥堡壘；考慮到如果王某某反撲，

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我在房間裡儲備了淡水和麵包；還把鍋碗瓢盆等物都拿到屋子裡，

使之成為打擊王某某乃至消滅王某某的有力武器。

結果我白忙活了。我等來的不是王某某而是警察。原來，王某某去醫院看了急診，

醫生給他寫了個胳膊紅腫的證明。他拿着這個證明打911報警了。警察不由分說把我銬走了。

先把我帶到109警察分局，辦了個簡單的要手續後，轉送到皇后區拘留所，是皇后大道上的那個拘留所。

很快就過堂。警方說明了案情，有個公派律師驢唇不對馬嘴地為我辯護了幾句。

法官裁定我的保釋金是1000美元。

又回到皇后區拘留所。拘留所條件很差，一個髒兮兮的大房間裡，幾乎人滿為患。

根本沒有地方睡覺。既來之，則安之，權當是作家體驗生活吧。我跟那些老外聊天，

除了一些在街頭打架的混混，多一半都是斯斯文文的體面人，都是因為打老婆甚至推搡老婆進來的。

哇塞，美國真是已婚婦女的天堂啊。在中國打老婆，還算是男子氣概的表現呢。

第二天，我開始給朋友打電話。我的第一個電話打到中國之春雜誌社，

我對主編丁楚說：你趕快拿1000塊錢來替我交保釋金。我出去以後馬上給你1100。

他不緊不慢地說：我現在手頭沒有1000塊錢啊。

我任性地大發脾氣：去偷！去搶！去騙！然後摔了電話。

其實，丁楚要幫我是很容易的，而且中國之春雜誌社離拘留所也就隔着幾條街，

但他就是不肯幫我。所以，後來我跟他始終是一般朋友。我又打電話給政論家楊漫克，

他很爽快地來了。所以我和他成了鐵哥們，原本是一般哥們。 

這個案件就此進入了司法程序。 roommate替王某某傳話說：要是賠王某某3000塊錢，

他就不告你了。我冷笑不已。我知道這樣的小case，沒啥了不起。我不用找律師，

憑自己的法律知識就能對付下來。

兵不厭詐。我打發一個鐵哥告訴王某某：某月某日上午10點，在某個銀行，我交給他3000塊錢。

某月某日上午10點，是法庭審理這個case的時間。我的如意算盤是：屆時，我去法院報到，

而王某某在那個銀行傻等，錯過了簽到時間，這個案子就自行銷案了。

某月某日上午10點，我來到皇后區刑事法院報到後，坐在法庭一角‘；緊張地注視着牆上的大鐘。

按照法律規定，如果11點他還沒有來簽到，這個案子就銷案了。

王某某發現中計以後，打的趕到刑事法院，在10點55分簽到。我的詭計落空了。

一計不成，又施一計；我對他採取的第二個計策是拖死他。雖然這是一個小case，

法院卻像打太極拳一樣。一招一式都是慢慢悠悠的。法庭每隔一段時間開庭，

完成一個程序上的小小環節，根本沒有觸及任何實質性的問題。我是自由職業者，隨叫隨到；

而他在老外公司里上班，請假很不方便。這樣就形成一種不對等的消耗。過了三個月，

我去皇后區刑事法庭，被告知這個Case已經被銷案了。原來，

王某某所在的那個老外公司搬到新澤西去了，王某某本人也去了新澤西；

而皇后區刑事法庭沒有資格審理這種跨州的刑事案件。所以這個case就結束了。

對於這樣一個結果，我卻高興不起來。因為我的內心苦悶還沒有完全發泄出來呢。

王某某像蒸發了一樣，不見了。

進入新世紀，我意外地在一家書店裡碰見王某某，我不由分說地上去給了他一個熊抱，

笑道：以前你是我的敵人，現在你是我的哥們！我要請你喝酒。

三杯下肚，我和王某某感嘆當年的荒唐、孟浪——談談！

我說：相對於壘球棒，腦袋和雞蛋差不多，基本上是一碰就碎！

當年陳果仁工程師就是這樣被打死的。當然，我不會着意用壘球棒去打你的腦袋，

但是在那種極端緊張、雙方處於瞬息萬變的動態的情況下，任何意外都可能發生。

哎呀，人生有時候一步走錯，便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王某某說：我挨了棒子以後也昏了頭，真心是想捅死你！只不過後來去了醫院以後才冷靜下來。 

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卻不便明言的因素：我和他都是文革前8級以下13級以上的幹部子弟；

假如我們之中有一個文革前8級以上的高乾子弟，這個架就打不起來了。

是的，在北京幹部子弟圈裡，很少聽說跨階層打架的，都是在同一個階層裡面打來打去。

這一點，我和王某某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