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徐州铁链女反思文革年代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徐州铁链女作为万众瞩目的热门话题，已经持续一个半月了；还能说出什么新意吗？

毕汝谐曰：能。

文革期间,我曾经去过江苏徐州,觉得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城市,与山东德州没有两样。说不上有什么好，也说不上有什么不好。徐州老百姓也是老老实实的百姓，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哪想到现在徐州的地方官员和老百姓净是大坏蛋呢？
拐卖妇女是一种罪大恶极、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早年，我曾经读过亲中共的美国红色记者史沫特莱（死后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著作，有一段话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只要有小资产阶级同情心的西方人来到中国，看到随处可见的卖儿卖女、拐卖妇女等等罪恶现象，都会成为共产党的同情者。

因徐州铁链女，我开始反思：文革其实并非糟糕透顶，一无是处。

细思极恐——1966年的大串联、1968年的上山下乡，都是千万级别的人口大迁徙。满世界都是花儿朵儿一般、缺乏社会经验、极易上当受骗的女孩子，却何曾听说有一个女孩子被拐卖呢。

特别是1966年的大串联,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权派已经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陈毅讲话：这么大一个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各级政府包括专政机关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而解放军介入地方的军事管制尚未实行；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处于行政权力的真空状态；社会秩序依靠革命人民的普遍觉悟以及常识道德维护着，从没听说任何一个女孩子被拐卖。现在想想，堪称人间奇迹！

谨此分析徐州铁链女为什么不可能出现于文革年代——

1，文革是火红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年代；7亿人民（包括绝大多数阶级异己分子及其家属；青年胡锦涛出身于小业主家庭，其政治思想却十分进步）坚决听共产党的话，跟毛主席走；人人以革命者或者候补革命者自居，将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睁大眼睛寻找潜在的阶级敌人。因而，任何人贩子或者候补人贩子，在革命人民雪亮的眼睛的监视下，落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根本无存身之地。按照常理，坏蛋也像英雄一样，自有其成长过程。英雄要以好人好事为起点，而坏蛋要以偷鸡摸狗为起点；即便是坏蛋，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人贩子，一出手就敢干这么可怕的罪行；然文革那样严酷的社会环境，能够迅速地将坏蛋苗子扼杀在萌芽阶段，使之不可能成长为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

2，文革年代，农村确实有很多光棍娶不上媳妇；可是那个时候官方说法是：革命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而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熬光棍这件事，虽然于个人是大事，但是比起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大局，根本不值一提。

3，文革年代，全国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实际上就是农奴；他们辛辛苦苦，汗珠子摔成八瓣，却只能混个半饥半饱。每个人的口粮都是菲薄的。如果买来甚至抢来一个媳妇，将其锁起来藏起来，意味着平添一张吃闲饭的嘴，不能下地干活挣工分。这是赔本的买卖，没人愿意干。

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广大农民光棍富裕了，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有了余钱，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买一个或多个、年轻或年老、俊俏或难看的女人。

他们将买来的媳妇用铁链拴起来，使之变成单纯的性工具以及生育工具而非劳动力；在经济上非常划算。

3，文革后，人们广为嘲笑毛泽东讲的七八年来一次政治运动的预言；现在想想，其实毛泽东的政治预言是制约人性恶的好办法。在中国农村，广大基层干部作威作福，俨如土皇上；如果没有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整整他们，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家族式的权力板块，上下勾结、党内外勾结、衙门黑道勾结，不堪闻问。

最新消息:两个中国大陆人贩子不远万里来到战火纷飞的乌克兰拐带婴儿，事败被捕。我只能说一句：中华民族的道义资源枯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