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汝諧奇人奇事之我是反黨神童      畢汝諧 （作家 紐約） 

我從小就是一個多愁善感、勤於思考的孩子。我的童年生活是二元的——

雖然物質上相對優越，在精神上卻是苦不堪言。

林黛玉的《葬花吟》曰：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畢汝諧和林黛玉的心是相通的。我們都太過敏感了。 

太平歲月，何來刀劍呢？讓我告訴您：畢汝諧和林黛玉的極度敏感的心靈就是日夜開工的兵工廠，

時時刻刻打造鋒利無比的刀劍，傷害自身。

因此，對於畢汝諧和林黛玉而言，活着就是忍受精神煎熬，而且，其根源就是他們自己。

小時候，我家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我家與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家、史學泰斗黎澍家住在同一幢二層小樓。

我和田家英女兒黎澍女兒同年，我們仨不僅是鄰居，還是幼兒園、小學的同班同學。

那年頭，北京時興土葬，經常有馬車拉着棺材從政研室門口經過；我常常跑去看熱鬧。那個時候，

北京人的殯葬儀式還是繁複的，披麻戴孝，打幡摔盆自不必說；我敏感地發現，

死者家屬的哭嚎程度取決於死者對家屬的重要性。聽聽，這些哭喊聲：你就這麼狠心走了，

撇下我們可怎麼活呀；我就斷定，這個死人肯定是這個家裡的頂梁柱、掙錢的人；

而有些只是馬馬虎虎地哭一下，甚至完全不哭，就說明棺材裡面是非常老的老頭老太太，

是這個家裡光吃飯不幹活的人。 

後來，我又進一步看出新的名堂來了。因為在政研室西邊，有兩個不同的公墓；

一個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是給革命幹部預備的；另一個是北京市八寶山公墓，是給老百姓預備的。

所有這些拉着棺材的馬車，我問他們去哪兒，都說是去八寶山公墓，沒有一個說去八寶山革命公墓。

我很好奇，難道光是老百姓死人，革命幹部就不死嗎？不對呀，我最喜歡讀報，

而且最喜歡讀報上的訃告，生字少，簡單易懂；那個時候人的壽命才四五十歲，有頭有臉的人死了，

都是在一個叫嘉興寺的地方舉行弔唁，他們的棺材去哪兒了呢？我問過大人，才知道革命幹部死了以後，

他們的棺材不用馬車拉、而是用汽車拉，汽車蒙的嚴嚴實實，開的很快，所以我不可能看到革命幹部的棺材，

只能看到老百姓的棺材。

於是，我第一次明白了，這個世界實際上是分成革命幹部和老百姓兩個世界的；

這兩個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那麼，我是屬於哪一個世界呢？我緊張地問大人：

咱們家是革命幹部嗎？大人的回答使我感到激動和欣慰：是。咱們家是革命幹部。 我想多麼好呀，

我可以在革命幹部那個世界裡待着，我死後可以坐汽車兜風，不用坐馬車在土路上顛來顛去，不舒服。

可是，我繼而痛苦地發現，革命幹部的世界是分成三六九等的，而我顯然屬於較低的等級。

有一件極小事情，卻使我受到極大的精神刺激。我注意到：每天上午報紙來了，

勤務員都會把報紙按時送到田家黎家，風雨無阻；可是我們家的報紙必須自己到傳達室去取；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問大人，大人說：因為他們兩家的級別比較高。大人的回答給了我的自尊心致命一擊。

我極其悲哀地發現：革命幹部這個世界是一個等級極其森嚴的世界；天降大雨，勤務員送兩份報紙是送，

送三份報紙也是送，順帶手送給我們家一份報紙不就得了嗎？不行，絕對不行。

因為按照等級規定是不可以這樣做的。我開始為自己的夾心餅乾一樣尷尬的位置叫起苦來——

我們家雖然與田家黎家住在一起，卻像普通幹部一樣必須自己去傳達室拿報紙。我感到自卑。

又長大了一些，思考的問題更深了。田家英的長女田小英是個假小子，

經常和我等一起爬樹、粘知了；她經常隨父親出入中南海，

我因而對所謂偉大領袖產生了最初的懷疑和不滿；我從田小英那裡聽到一些中南海裡面的事情，

與日常生活聽到事情完全不一樣。日常生活幼兒園老師告訴我們，毛主席多麼艱苦樸素，

一件衣服一雙鞋穿了多少多少年，捨不得扔掉。可是，田小英說毛主席非常喜歡吃某個地方的活魚，

所以要用專門的飛機運到北京；每次運一大批，但是，只要這裡邊有一條魚死了，

所有的魚毛主席都不吃了，還得用飛機給毛主席重新運魚；我就想了，用飛機運魚一次，

這錢能買多少條褲子多少雙鞋呀；這難道是艱苦樸素的毛主席嗎？還有就是小孩子不懂事，

誤解毛主席了；田小英跟我說過毛主席有3個老婆，

其實她的意思是說毛主席有楊開慧賀子珍江青這3個老婆，可她沒把話說清楚。

我就想當主席真好啊，所有人都只有一個老婆，當主席可以娶3個老婆。我長大了也要當主席，

也要同時娶3個老婆。

——那個時候，我做夢也沒想到，我的青春期趕上文革亂世，

能夠由着性子在大街上肆無忌憚地拍婆子（好年景！），我這輩子能有300多個情人呢。 

我從小就喜歡照鏡子，因為我很小就知道自己長的好看；當我得知我家的級別不如田家黎家時，

我就更喜歡照鏡子了；因為我覺着我比田家英女兒黎澍女兒好看，這使我得到一種安慰。

我提心弔膽，怕自己長的不好看了，那麼，我各方面都不如田家英女兒黎澍女兒，我就會更加痛苦。

當時，我尚不知男性美與女性美不可相提並論。

後來，在育英小學住校，每當星期六回家，平時玩兒成一團、不分你我的小夥伴兒，

立馬有了不可逾越的等級界限；因為育英小學很大，所以，要用大喇叭廣播——

8級以上的高乾子弟是這樣的：幾年幾班的某某某，你家來（小汽）車接你了；

而我們這些司局級子弟是這樣的：中宣部來（大轎）車了，然後是一大串名字。

天子腳下，等級森嚴；卻不料竟然以如此直觀、突兀、咄咄逼人、不容閃避的方式表現出來！

畢汝諧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式的小男孩，如何經得住這般精神摧殘！

我發現自己屬於革命幹部世界的邊緣家庭，我處於蝙蝠般的尷尬境地——

被飛禽視為走獸, 被走獸視為被飛禽。

我和權貴子弟絕非同類，我們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樣，我和平民子弟也絕非同類，

我們根本不是一回事。上不去，下不來，進退失據，何其尷尬。權貴子弟看不起我，

平民子弟對我敬而遠之，空前孤立。

平民百姓不明就裡，囫圇地將13級以上的幹部子弟統統尊為高乾子弟；其實，在權貴子弟眼裡，

我們這些人仍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等人。

當然，在等級極其森嚴的共產黨體系裡，還有比我們更糟的，我們畢竟還有一個溫暖的家可回；

最糟的是中央調查部派往海外的那些特務的孩子們，他們回到中央調查部，

住在一個叫做少年之家的地方，度過周末再回來，在兩個集體宿舍之間倒來倒去就是了。

他們都是人質，扣住了他們，特務父母就不敢叛逃了。沒有父母呵護的小孩子比孤兒好不了多少，

經常受欺負。

星期天晚上返校，權貴子弟口沫橫飛地大談特談懷仁堂放映的外國電影多麼精彩、

劉（少奇）主席家宴的主菜是紅燒對蝦等等，我根本插不上話茬；

雙重的自卑感(我小時有尿床的毛病，得一外號：尿炕包)連同雙重的優越感(學習優秀、相貌出眾)

交相壓迫着我幼小的心靈，造就了我的與眾不同的特殊性格：早熟、苦悶、多思、狐疑、神經質.；

我大吃特吃2元5角一客的莫斯科雪人(東安市場和平餐廳的一種人形冰激凌；

其時，學徒工月薪16元，士兵月津貼6元)，卻與所謂新社會格格不入。

有一次，彭真作內部報告說：有些人生活在新社會，腦袋卻還留在舊社會；身體跟着新社會走，

腦袋留在舊社會一動不動。這樣他們的脖子越抻越長、越抻越長；如果他們不徹底改造思想、

跟上新社會的話，早晚有一天脖子要抻斷的。

我悲哀地想：咦，彭真好像就是在說我呀。我的脖子早晚有一天要被抻斷嗎，管它呢，我認了！

13歲那年，我聽到郭沫若之子在北大組織反黨集團的消息，大為興奮，

便在一篇關於冬季長跑的命題作文里借題發揮地寫道：從樓道向外看,是黑暗世界……

班主任一下子便識破了我的春秋之筆，直接將該文交給校長方玄初(筆名敢峰,文革前發表許多理論文章)；

從此，我被校方內定為異路人，’,備受歧視。遺憾的是，這篇作文沒有保存下來，

否則，我將驕傲地宣稱自己是毛澤東時代最年輕的持不同政見者、全國罕見的反黨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