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4日按：

2024年8月9日，畢汝諧遭到黑客的惡意侵害，全部博文蕩然無存；這就從負面角度證實了畢汝諧對自己的判斷——

史無前例的作家兼戀愛家兼事前諸葛亮！

正如俄羅斯匕首導彈不會攻擊無價值目標，黑客也不會攻擊無價值的私人博客。

從今日起，我將陸續重新發表相關文章證鑒世人。

鐵拳頭羊毫筆不敵等級差距       畢汝諧（作家 紐約）

幼時，我和鄧英淘（鄧力群之子）似乎是一對天敵；我們倆都是獨身子，自高自大，眼裡沒誰；我和他第一次見面，甚至沒有任何理由和藉口就打了一架——我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他把我的腦門打出了包;打架耗時五分鐘,為了確認誰是勝利者,雙方卻激辯了半個小時！     

後來，我和鄧英淘三天兩頭打架，景山學校小學部有個安靜的後院，是我們倆固定的戰場；而我始終無法把他打得服服帖帖（按照當年的規矩，他如果連喚我三聲哥哥，就算認輸了），這廝比我小兩歲，小時候，這算是相當大的年齡差；而鄧英淘不屈不撓，硬是跟我打成了平手，讓我覺得臉面沒處擱。

為了改進打架技術，我專門預備了一個小本本，進行實戰總結。我至今還記得，有一天的小節是這樣的：今天左右出拳快速，可惜還沒有達到連珠炮的地步。 

打架、打架、打架，我和 鄧英淘 不斷地打架；直到有一天——我們打到天黑，不分勝負，只得歇手。這時，鄧力群派司機把大紅旗轎車開到景山學校來接 鄧英淘 回家；我眼見鄧英淘 舒舒服服地坐上大紅旗車，而我卻只能拖着疲憊之身騎自行車回家。在這一刻，我忽而明白了，我與 鄧英淘 的打架是毫無意義的：即使我用鐵拳頭強迫 鄧英淘 喚我一萬聲哥哥，也不敵自行車與大紅旗的等級差距！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和鄧英淘打架了。

文革後，我們家好不容易進步為行政副部級醫療正部級（全國享受正部級醫療待遇者是一個定數，走一人方能補一人）；而人家鄧力群飛黃騰達，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堂堂副國級（甚至，左王陳雲王震一度提名 鄧力群 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如此一來，我和鄧英淘的等級差距進一步拉大了，好在我早已對此認命了。

北京上層社會等級之森嚴，令人不寒而慄。

——我有個老朋友是副部長之子，他攀高娶了一位當紅副總理的女兒；結果是婚禮那天女方娘家無一人露面，以示抗議。 

——徐向前有個女兒嫁給了平民百姓之子；鄰人經常聽到這位弱勢女婿大聲呼喊"不要以勢壓人，不要以勢壓人!" 

鄧英淘和其父 鄧力群 一樣，是真正的左派，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左派。 鄧英淘在山西插隊時，為了抗旱，在地里幹了五天五夜沒回村，落下毛病，以致早早離世。

我與 鄧英淘 針尖對麥芒，幾十年不說話；但是我內心很尊重這些真正的左派，還有張宏良等等。

說過鐵拳頭再說羊毫筆—— 

小時候，我和童天齊（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童大林之子）是同班同學，我們一度每天結伴上學下學，情同手足。那個時候，景山學校在童大林的直接領導下搞教育改革，拒絕使用全國統一教材，而以繁體字的古文觀止作為小學語文課本，還編印了兒童學詩的課外教材，內有大批唐詩宋詩，強令我等熟讀成誦。久而久之，我 和童天齊 也開始寫詩了。我記得我寫過一首詩，最後一句是：天齊伴我回家行。童天齊為此受了刺激，在作文里寫道： 畢汝諧 竟然能夠寫出這樣好的詩，我落後了，我一定要追趕他。

作為中宣部秘書長之子， 童天齊 有着與生俱來的優越條件。1962年六一兒童節這一天，人民日報副刊發表了童天齊的作文雨，就此一下子把我甩出幾條街了！當時，兒童文學權威謝冰心因老伴兒吳文藻教授劃成右派，急於改善政治處境，立刻抓住這個機會獻媚高官，把一篇小學生的作文吹噓得天花亂墜！ 

童天齊 還收到5塊錢稿費（在毛澤東時代，5塊錢是個錢呢）；一夜之間， 童天齊 變成了人人誇讚的小作家，名利兼收。

我幼小的心靈備受刺激，痛苦萬分。我隱隱覺得自己永遠追不上童天齊了，就像飛毛腿永遠追不上摩托車手一樣。在 童天齊 背後，有着無比強大、不可匹敵的國家力量（童大林家有紅色保密電話機，可以直通毛劉周朱辦公室）。 

且說 童天齊 也為等級差距所苦，他曾經跟我抱怨：我們家和 許立群 （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家一起出遊，他們家很風光，我們家很寒酸。我暗忖：如果你們家很寒酸，我們這些人還活不活呢？   

從此，我與 童天齊 面和心不和；用現在的時髦話來說，就是羨慕嫉妒恨；為了發泄對 童天齊 的嫉妒和仇恨，1962年除夕之夜，我用白粉筆在童大林小院的朱門上，畫了一隻歪脖烏龜。童家人寬宏大量，不與我這個毛孩子一般見識。 

經謝冰心恬不知恥地這麼一吹，全國各地一些小讀者給童天齊寫恭維信；童天齊自是飄飄然，不可一世。

我氣得半死，恨不得拉上 童天齊 一起跳崖， 同歸於盡 ！ 

世人只知女人善妒，卻不知文人的嫉妒心比女人強烈一百倍！ 

——文革初期，我去中央民族學院看紅衛兵造反成果展覽，會場一角堆放着吳文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謝冰心家的大量衣物；還有兩個粗製濫造的木頭人，上面寫着這兩位的名字，木頭人謝冰心披着華麗的貂皮大衣，那些貧窮女人積極地往貂皮大衣上啐吐沫、甩鼻涕；而我在旁怒視木頭人謝冰心 ，獰笑道：你活該。 

我不甘失敗，企圖以個人奮鬥與 童天齊 繼續較量；我發奮圖強，勤奮地創作短篇小說；有一篇小說專門挖苦、諷刺童天齊，主人公的性格非常古怪，而名字就叫古天奇。我向各種文學期刊投稿，很快就被退稿了。

有一封退稿信說：你的文筆很流暢：可是對生活的理解太簡單，膚淺。 這和你年紀小有關。

於是。我痛下決心，學習哲學——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家姐在中國科技大學用過的辯證唯物主義教材以及 蘇聯哲學家羅森塔爾、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  

而 童天齊 的文章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於中央級報紙雜誌發表； 用北京土話來說，這叫氣死活人不償命。 

轉眼到了1965年初冬， 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 召開，周揚發表了題為 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 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的報告，要求大家做又會做工又能種田又會打仗又會寫作的毛主席的好戰士；當晚，我在北京晚報讀到這個報告的摘要，周揚明確表明：從今往後，中國將不再有專業作家這一職業，大家都是工農兵，唯一的區別只是少數工農兵是會寫作的，而大多數工農兵是不會寫作的，僅此而已。 

即便如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也願意做 少數會寫作的工農兵，而不願意 歸身於 廣大的不會寫作的工農兵。王八吃秤砣——鐵了心！

我繼續練筆，孜孜不倦；於1966年寒假創作一篇兩萬字的短篇小說鷹擊長空（兩萬字是短篇小說的極限，再長就是中篇小說了），講的是一個十幾歲的資本家子弟，背叛剝削階級家庭，投入共青團懷抱的故事；我拿給語文老師同學好友傳閱，人人稱讚有加。所有人都認為這篇小說已經達到發表水平，綽綽有餘。語文老師還說畢汝諧是奇才，將來在寫作上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把鷹擊長空掛號寄給了上海的少年文藝雜誌。少年文藝的編輯們看後很驚訝，他們不相信我是15歲的少年，認為我是成年人，而且是頗為老練的寫作者。

他們說要發函到我的學校進行例行調查，我表示同意。景山學校收到少年文藝編輯部的調查函以後，由我的班主任回信說小說肯定是 畢汝諧 寫的，而 畢汝諧平時的作文都是小說化的。他還舉了個例子：命題作文記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別的同學寫的都是學雷鋒做好事啊、撿錢包啊、助人為樂呀等等，而畢汝諧寫的是在解放前領導工人鬧罷工的故事，把自己寫得像劉少奇李立三一樣了不起。

信函一來一往將近兩個月，調查結束了。少年文藝的責任編輯表示兩萬字的小說篇幅較長，他們打算分成4期、每期5000字連載；不是放在少年習作的欄目里，而是作為成年人作品推出。

可是，恰在這時出了岔子；景山學校校長方玄初（筆名敢峰）趕時髦，親自率領我們下鄉勞動一個月；我們去了河北遵化縣大寨公社（不是山西那個大寨），是當年著名的窮棒子合作社，社長叫王國藩，曾經受到毛澤東表彰，很有名。

我因而沒有及時收到少年文藝編輯部的這封信（他們稱我為畢汝諧小朋友），耽擱了時間；回京後大喜，自信心膨脹——鷹擊長空是正經八百的小說，比童天齊那些雞零狗碎的豆腐塊文章強百倍！我立即打電報給編輯大朋友（我這樣稱呼他們），表示竭誠同意他們的處理方式。然而，這時文化革命已經開始了，報上天天批判三家村。我預感事情不妙， 忐忑不安 。果然，過了大約半個月，我收到他們的退稿信，稱因為要停刊搞文化革命，只能割愛。 

 1966年7月號少年文藝是最後一期，上面有本班一位女同學（中宣部副部長張子意之女）的批判鄧拓的文章；我不禁仰天長嘆：這些大官兒的孩子發表文章真容易啊，而我發表文章可真難吶。

文化革命爆發後，我和童天齊就是另一個Story了。失去中宣部秘書長的托撐， 童天齊 的真實水平暴露無遺，不足慮也。 

   我繼續做着熱昏的文學夢，決定創作一部長篇小說“文革風雷”；靈感來了，門板也擋不住！我很快就寫出了前幾章，還草擬了全書的故事梗概以及主要人物關係表；我拿給周圍的同學朋友顯擺，他們大為驚奇，咸認為一個16歲的少年能夠寫作像模像樣的長篇小說 ，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他們主動幫助我搜集素材、抄寫稿子，忙得不亦樂乎。

   我沒白天沒黑夜地寫小說，體力消耗很大，每天要吃五頓飯；半年後，“文革風雷”已達將近30萬字，我陶醉在勝利在望的喜悅之中。

寫作之餘，我還干點別的。1967年春，童大林家搬到弓弦胡同，藏書卻還留在童家小院；我得知這個消息，就像饞貓聞到魚腥，心裡痒痒的。 

終於，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我自備麻袋，翻牆進入童家小院，斂了整整一麻袋書籍（孔乙己講話：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滿載而歸。

孔乙己講話：  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

竊書之後是讀書；我如饑似渴地閱讀童氏藏書，愛不釋手；在一本利別爾曼著“計劃、利潤、獎金”的尾頁，看到童大林寫的密密麻麻的讀後感，大意是經營企業應當利潤掛帥而非政治掛帥；我不禁莞爾：童大林果真是名副其實的修正主義者，公然與中央工業七十條唱反調！

文革後，我聽說童天齊進了地處東交民巷的外交部直屬國際關係研究所，確信他的作家夢算是沒戲了。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認識了一位學西班牙語的趙姓姑娘，她也在外交部直屬國際關係學院供職。次日，我急不可耐地去東交民巷找趙姑娘，動機有三：一是對這個崇高的學術機構景仰已久；二是對趙姑娘心存愛慕（俺是屬皮匠的——縫着的就上）；三是想從側面打聽 童天齊的近況。誰知，外交部直屬國際關係學院是個半保密單位，來訪者只能待在會客室，不得進入辦公室。趙姑娘拿給我一些童天齊的學術論文，陳詞濫調，毫無學術靈氣可言 （插句題外話：童天齊的水平比阿妞不牛差遠了） ；從此，我不再視 童天齊 為人生對手了。   

進入新世紀，我主動向童天齊交代了竊書的歷史劣跡，我們有如下對話——

童天齊：我們搬到弓弦胡同時，中宣部造反派頭頭王樹人不許我們帶走藏書。

我：王樹人是學哲學的，我讀過他編寫的"西方哲學家傳記"，還看過他在新華文摘上發表的幾篇論文；凡事都有兩重性；貴藏書落在我的手裡，總好過落在造反派手裡，至少，不會給令尊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呀。

童天齊沉默不語。

我：中共我就佩服一大一小，大是童大林，小是鄧小平。

童天齊不無炫耀意味地說：我爸爸是陸定一、趙紫陽這兩個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 

我當然知道這是反話正用，藉以提示彼此之間幾十年不變的等級差距，便連聲道：明白，明白。 

 文革前， 陸定一 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童大林曾經口吐狂言：景山學校培養不出馬克思，能夠培養出一個希特勒也很好嘛。

事實證明：景山學校既沒有培養出馬克思，也沒有培養出希特勒。

倒是歪打正着地培養出一個畢汝諧——幾十年前，毛澤東發動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二十歲的 畢汝諧 挺身而出，成為文化革命期間採取批判現實主義的第一人；而今，習近平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敢問第二個 畢汝諧 又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