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天理瘋狂的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夏全面開始，搞了兩年到1968年夏，運動中衝鋒陷陣的大學紅衛兵們成了被烹的走狗，借清查莫須有的“五一六分子”整死整倒一批，向大學派軍工宣隊彈壓，然後“畢業分配”，將前三屆學生畢業分配掃地出門，趕到工廠農村軍營，剩下就是紅衛兵中最無法無天的各三屆初高中學生了，俗稱“老三屆”，學校關門，沒學可升，經濟凋敝，就業無門，值此困局，老毛就從他的錦囊中翻出了“上山下鄉”這條妙計。

還在農業生產合作化時間的1955年，遙遠偏僻的河南省郟縣大李莊、邱莊、吳堂、楊莊四個村7名未能升學的初中畢業生和25名高小畢業生，回到村里參加農業合作社，這在當時甚為普通，那時學校很少，能升學者是鳳毛麟角，農村青年升不了學就回鄉勞動，天經地義。或許是郟縣的某個基層幹部心有靈犀，拉着個“秀才”整出典型材料上報邀功，說此舉有效解決了合作社缺乏會計和記工員的問題，該經驗在許昌地委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上介紹後，引起地委領導的高度重視，指派專人對這一典型進行考察整理，形成了《大李莊鄉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刊登在1955年9月4日許昌地委農村工作部主辦的第15期《互助合作》上印發。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屆六中（擴大）全會上許昌地委書記趙天錫將該期《互助合作》通過中央農工部副部長廖魯言轉呈到毛澤東手中，毛澤東看到《大李莊鄉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後非常重視，作了如下批示： “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不知以上照片就是毛皇當時的批示原件，還是事後追補。

到了火燒眉毛的1968年，千萬初高中生在城市麇集，習慣了兩年來的造反有理，文攻武衛，敢把皇帝拉下馬，整日無事生非，械鬥武鬥此起彼伏，老毛就祭出了“上山下鄉” 這條打神鞭。當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晚八點的“新聞聯播”里首條播出了紅太陽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那時的規矩是“最新最高指示”傳達宣傳不過夜，八點沒過幾分鐘，街上就傳來喧天的鑼鼓和口號聲，到午夜才消停。第二天《人民日報》又頭版頭條登出。自此歷時十年，葬送一代1600萬青年青春、荼毒千萬家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發令槍扣響。

馬上有熱血青年自動報名插隊到邊疆，如內蒙、黑龍江、雲南、廣東海南，豪情滿懷，認為是踏上了成為革命接班人的征途，更多的是不得不離鄉背井，辭別父母親人和熟悉的城市生活的前紅衛兵們。為了讓這些城市娃下鄉，有街道辦事處天天到他們家做工作，單位辦孩子父母的學習班，甚至直接註銷孩子們的城市戶口，這就出現了一幕又一幕車站父母親友送行，哭聲一片，哭得天昏地暗的慘劇。正所謂“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十年中學畢業生一茬又一茬一鍋端上山下鄉，直到1977年鄧大人皇恩大赦，高校恢復招生，上山下鄉運動才壽終正寢。

實則知青上山下鄉並非始自文化大革命，而是從1950年代便被倡導，至1960年代展開，但都只是針對城鎮裡沒考上高中大學的年輕人，數量很少。當然也有能升學但自願放棄插隊到鄉下的，有幾個還被樹成了全國典範，如侯雋、邢燕子、董加耕。發動知青到農村去，打的一個旗號是為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強詞奪理，都是鬼話，而1968年開始的這個運動關乎的只是如何穩定文革兩年造成的亂局，打出的卻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大旗。

順應知青上山下鄉的大勢，郟縣有人窺探到了能在全國展露頭腳的機會。有個腦瓜靈活的基層幹部想出了將老毛1955年批示的文章中提到的“大李莊鄉”大李莊、吳堂、楊莊3個大隊10個自然村、25個生產隊，從渣園公社劃出，成立一個新公社，縣革委領導一聽覺得此計甚妙，幾經討論，為新公社起名“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取自老毛的批示。地區革委省革委馬上批准此請示，1968年7月15日“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在郟縣隆重舉行，許昌地區革委會、許昌軍分區領導及郟縣幹部群眾3萬多人參加，全國廣播電台報紙頭條報道，熱熱鬧鬧，大會還向毛澤東發了致敬電。公社第一任黨委書記叫盧中央，據稱是《大李莊鄉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文中提到的7名回鄉務農的初中畢業生中之一，回鄉時上完了高一，7人中學歷最高。此公後改名盧忠陽，由自詡“中央”變成了“忠於紅太陽”，這是那個現代的通例，不足為奇。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開，“廣闊天地公社”黨委書記盧忠陽作為代表參會，1970年作為第一屆工農兵學員，入清華大學水利系學習三年畢業，當然，同今上的清華學歷一樣，不會學到一丁點兒學科的專業知識。後盧忠陽連續在中共十大十一大上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有郟縣縣委書記，團省委副書記、省委農業委員會副主任、省委常委頭銜，最後在郟縣人大常委會主任任上平安退休。有老鄉說，大李莊鄉那塊地風水好，一钁頭下去能刨出個金娃娃出來。盧忠陽抱着那個金娃娃扶搖直上。

“廣闊天地公社”成了香餑餑，1968年8月24日，鄭州召開20萬人大會，歡送經過層層篩選的首批71名省會下鄉知識青年到該公社落戶。後來有幾年時間“廣闊天地公社”只接收鄭州知青。公社縣委兩級幹部都知道“廣闊天地”除了出個盧忠陽，還會有全國知青典範出現，都想跟着沾點光，所以對廣闊天地公社的鄭州知青關懷備至，這引起了其它公社其它城市下鄉知青的不滿，與廣闊天地的鄭州知青時有齟齬，甚至有械鬥發生。

不出預料，縣委和廣闊天地公社推出鄭州知青薛喜梅，一下成了全國知青的典範。薛喜梅發跡於“拾糞”，千百年來中國北方農業都是“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直到後來有了化肥。過去郟縣城鎮常有老人早上早起，背上背一個藤條編的筐，手拿一個長把鐵鏟，將大路上晚上驢車馬車走過牲口拉下的糞便鏟到背上的筐里，倒入自家地里。後來公社化，土地歸公，這個行當也就銷聲匿跡了。不知哪個高人傳授，據說薛喜梅背起了拾糞筐。我當年插隊在臨近公社，沒看到過薛喜梅拾糞，倒是見過一個胖乎乎笑嘻嘻的鄭州知青姑娘背個糞筐在縣城開會，筐里沒有糞便，她也不肯把筐放下，純屬擺樣子。無論如何，薛喜梅拾糞的事跡在全國大肆宣傳，她就成了“典型人物”。後來我還在一次縣裡慰問知青的演出里聽過河南墜子“喜梅拾糞”，這個曲藝節目全國廣播電台也播過，薛喜梅也就成了全國四屆人大常委、省團委副書記、公社黨委副書記兼大李莊大隊黨支部書記。1974年，薛喜梅還作為農業代表團成員去美國考察過，那時候能去美國比登天還難，我不知道初中沒念完的她能考察學習到什麼。

從68年到74年，郟縣“廣闊天地公社”雖然出了盧忠陽、薛喜梅，還有幾個小有名氣的知青典範，公社還得到許多省里縣裡在錢財農業機械技術上的偏袒照顧，但基本還是相安無事，民以食為天，廣大社員和基層幹部都只是要多打糧食吃飽飯，平靜直到1974年初被打破。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1月28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召集部分知青召開批林批孔座談會的紀要，其實這都是秀才們的傑作，座談會都是擺拍，不想江青看到這篇報道後，當天給郟縣“廣闊天地知青”寫了一封親筆信。翌日就派中國京劇院《紅燈記》劇組李玉和扮演者浩亮、新華社記者楊瑞敏和一名警衛員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給知識青年送信、贈書。浩亮一行突然飛抵鄭州，說帶着江旗手的懿命，要河南省委給他安排一輛專車直插廣闊天地，這下把河南省委的頭頭嚇得三魂出竅七魄升天，因為不久前在河南南陽發生的事他們還都記憶猶新。

1973年7月10日，與許昌鄰接的南陽地區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初中二年級15歲學生張玉勤厭倦學習英語，在期末考試英語考卷的背面寫道：“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也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監考老師發現後責令其交給英語老師，然後拿給班主任楊天成老師看，第二天早操後校長羅長奇在會上批評了張玉勤，楊天成也將張玉勤叫到辦公室批評她：“你這個妮兒，考不好算了，還寫順口溜頂撞老師，老師讓你寫檢查，你也不寫，如果沒有外文這個工具，怎能讓毛澤東思想傳播到全世界？”7月14日早上，有人在虎山水庫發現了張玉勤的屍體，得知她自殺身亡。

1974年1月，江青從《人民日報》看到有關材料後聲稱“我要控訴”，1974年1月19日，江青派遲群、謝靜宜調查此事。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發了“現場調查報告”的文件，把這件事稱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進行復辟”的典型。1974年2月，有關部門又做出逮捕法辦馬振扶公社中學校長羅長奇、班主任楊天成的決定，均判處有期徒刑2年。追認張玉勤為“革命小將”、“優秀共青團員”，並給她立了碑，碑文是“胸懷朝陽戰惡浪，敢把青春獻給黨”。

浩亮一行一到廣闊天地公社，馬上要公社召集全體知青和全公社社員大會，這時省委有關幹部、地縣委主要領導也都趕到了會場。浩亮鄭重其事從懷中掏出江青的親筆信，亮出他飾演李玉和的大嗓門，朗聲讀道：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下鄉知識青年同志們：

我看了人民日報今天對於你們批林批孔的報導，十分高興！為了使你們早日得到閱讀材料，更為了使你們知道毛主席、黨中央對你們的關懷，我特請浩亮同志和一名新華社記者同志前去探望你們，祝你們堅持鄉村的偉大勝利！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也會得到更大的勝利！

送上《林彪與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匯編》（一）、（二）各二百份；《魯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論摘錄》二百份；《五四運動以來反動派、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輯錄》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將來會發給你們。

要重新學習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點意見》；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報告和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新黨章。這些文件你們可能還有，如果沒有請河南省委幫你們解決。

致無產階級革命的敬禮！

江青

浩亮話音一落，全場掌聲歡呼聲雷動，大多知青們是真的高興，得到旗手的褒獎，而鄉民們只知道是聽到了當今娘娘的懿旨跟着躁動，而省地縣的幹部們是真的歡呼，浩亮從懷中掏出的不像在南陽，不是他們的索命符。

這件事的高潮持續了很久，後來河南省委還在省會鄭州召開盛大群眾大會，“學習江青同志來信精神，將批林批孔運動進行到底”。我的一個初中同班男同學那時正插隊在廣闊天地公社，並被樹為繼薛喜梅之後第二代知青典範，在這次大會上代表全省知青發言，右手坐着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左手坐着省委第二書記耿其昌，發言稿還被整理成文在《紅旗》雜誌上署名刊登，當然文章是地委宣傳部秀才捉筆寫的。

時光走到1976年十月，毛皇龍馭上賓，英明領袖一舉抓捕包括皇后在內的四人幫，誰都知道要變天了，文革典範“廣闊天地”何去何從，從公社到縣裡的領導們心裡都打起了小鼓。果不其然，河南形勢大翻個，保守派還鄉團“胡漢三”回來了，省委趙文甫戴蘇里整肅文革一直掌權的劉建勛紀登奎一派，全省大翻燒餅，“廣闊天地”十年得勢自不免被清查。當事人說，查了兩年，一無所獲，唯一和四人幫江青的關聯是那次送信，公社和縣委並沒有順杆兒爬攀附江青。我和盧忠陽有過接觸，他始終都是一個憨厚樸實的鄉下人，從青年到中年，從鄉民、基層幹部、到中央候補委員省委常委，朴樸實實踏踏實實，到清華三年，到人民大會堂和中央政要同堂開會，也算見過世面，更見過文革爆發戶直升飛機式的竄升，他卻還是踏實站定在公社書記位置上，耕耘着自己那塊三個村莊的一畝三分地。被人兩年查了個底掉，什麼過錯也沒有，後來還升任了縣委書記實職，干到平安退休，算是異數了。

“廣闊天地”另一個被重點審查的自然是薛喜梅了，薛喜梅一開始在公眾面前是一個身材高挑單薄的小姑娘形象，不漂亮也更不醜，從不誇誇其談，成名後也不咄咄逼人。我的那個當上“廣闊天地”知青第二代典範的男同學曾與薛喜梅一起數人去拜訪知青前輩侯雋邢燕子，一路同行，他說薛喜梅很平易，也很風趣，一路上給他們出智力數學題做。按年齡算，薛喜梅只上過兩年初中，能把對數學的興趣保持到血雨腥風的文革後期，念書時應是聰明有心的好學生了。到了北京薛喜梅放了她的同伴一天假，她是人大常委，到人大常委會露個臉。那時江青已經給他們送過信了，她若要求見江青，或寫信向江青問候自在情理之中，可她什麼也沒有做。1976年之後被審查兩年，掘地三尺也沒查出任何過錯，也順利過關了，都知道要是她求見並見到了江青，等待她的就是鐵窗生涯了。比起文革同期的紅人張鐵生黃帥等，薛喜梅下場最好。

在我的印象里，直到1976年薛喜梅還沒有結婚，也沒聽說她有男朋友。她們一行去拜見邢燕子，網上查到，邢燕子插隊農村後，當地組織給她介紹了一個對象，同村的村民，一家兄弟好幾個，最貧的農戶，新郎沒有文化，邢燕子的婚房是一間牛棚改建的。我看到這個故事直想罵當地組織缺德。邢燕子捨棄城市生活，要獻身建設新農村，但年輕姑娘內心深處一定還是希望自己的終身伴侶有情趣有文化，能志同道合，有共同語言，卻被塞給了一個鄉民她還不能拒絕，啞巴吃黃連。

薛喜梅的結局之所以不錯，還有郟縣鄉民地方政府厚道、及十二年一貫薛喜梅吃苦耐勞。1980年3月組織推薦她到河南農學院農學系進修學習，兩年畢業被分配到省農科院小麥研究所工作，後任該所副所長。她一直到退休20多年不斷往返於鄭州和郟縣之間，痴情鑽研農業科技，將郟縣做成了她的實驗基地，碩果纍纍，先後在國家及省級報刊發表學術論文50多篇，為小麥品種的試驗、培養、推廣、應用做出了突出貢獻，主持參與的農業科研項目有兩項獲得國家級一、二等獎，5項獲省部級獎勵。

說“廣闊天地”的知青，還不能不提另一個知名人物：程虹。倘不是後來的“夫貴妻榮”，程虹只是眾多“廣闊天地”鄭州女知青中干的還算不錯的一個，1977年考入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在國內只能算三流大學。1983年嫁給仕途無量的李克強，後來李克強仕途在河南展開，一路升到國務院總理，程虹也就亦步亦趨成了海內外聞名的大學者。那些年與郟縣和“廣闊天地”稍微沾點邊的人都言必稱程虹，好像都和程虹有八拜之交似的。一年前李中堂不明不白驟逝，電視上看到程虹蒼老衰邁，與之前的風光形象判若兩人，讓人唏噓。她已下凡變回凡人，我也有了資格以插隊的先進為插妹掬一把同情淚了。

2014年我從海外回國探親，兄弟姊妹五個又訪郟縣，我們五個除小弟年幼，四個都在郟縣插過隊，二弟就在“廣闊天地”。到了“廣闊天地”，見到一個據稱2012年建成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紀念館”，紀念館收費，但對曾是該公社的知青免單，二弟報上名字，我們一行就沒掏錢進去了。

紀念館占地頗廣，迎面矗立毛皇巨像：

館內圖片實物蠟像都完全是文革風格，影像和音樂還是放的當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紀錄片，還有江青1974年寫給知青的信件原件，讓人恍惚覺得文革還沒有結束，我覺得無比壓抑憤懣，趕快逃出了紀念館。2012是個轉折的年份，自此的變化表現在“上山下鄉運動”上是歌頌的聲音越來越大了，而激起我的反而是那一代青年血淋淋的苦難、悲傷、心酸、屈辱，壓得我透不過氣來。

我期待有一天郟縣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紀念館”變成展示知青的血淚，控訴製造這場運動罪行的舞台，到那一天我會再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