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範文發：我是供銷社售貨員，先賣豬肉，再拍人像

 新三屆 2022年11月10日 15:00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

原題

不計工分拿工資

崗位依然在農村

——從社員到售貨員，

還開了個照相館

作者：範文發

很多知青插隊落戶在農村干農活，經過一段時日的鍛煉，有的被陸續抽離走了，離開了農村進了城；沒進城的，大多去當了拿工分的代課老師、民辦老師，甚至當上了拿工資有正式編制的教師。而我卻挺特殊，特殊就特殊在於我工作崗位的多樣性，短短一兩年輾轉做了好幾樣工作，最令人不能忘懷的是：站櫃檯和開照相館。

1970年抽調我到供銷社，本意是參加“一打三反”運動，結束後再回公社安排職務。為便於摸情況聯繫群眾，就得負擔點具體事情做做，這樣，就安排我當食品櫃檯的營業員。

雖然沒有直接當幹部，可知青們仍羨慕我：這下可用不着背頂青天面朝黃土了！可是，連我自己都沒料到，等“一打三反”結束了，我都沒能當上幹部，原因是供銷社的第一線太需要年輕人了。儘管大家都說我幹得不錯，但我覺得在農村站櫃檯竟是這麼的不容易。

供銷社天一亮就得開門，趕在社員出工前，方便他們買東西；上了燈才能閉店，是為了等社員收工回來；若晚上有人敲門，還得起來賣貨，不管颳風下雪或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冬，一聲招喚立馬營業。根本沒有星期天法定休息這一說。

按常規每星期由採購員從琿春發來兩卡車貨物，都是由供銷社年輕的男職工負責卸貨，完了還得將空油桶、空醬桶、空酒桶、空麻袋、空啤酒瓶等等裝上卡車拉回琿春。再加上送貨下鄉、支援農忙，真比干農活更忙更累。

平時，我一個人得管288種商品；重的有兩三百斤一桶的大醬、粗鹽，輕的有熱水瓶塞、嬰兒奶嘴；大的有豬食鍋、牲口盆，小的有打火機、糖精片。

顧客十之八九是朝鮮族，我得把這些商品用朝語說出來，確實使人犯難。過去在生產隊與阿茲媽妮打交道，點點頭比劃一下就懂；阿茲爸依往往會講幾句漢語，但說出來比古漢語還簡約。

比如冬天我餵牛，值夜的老飼養員指着自己的腦袋關照我：“牛，白的出去，黑的進來。”閉眼一猜就知道叫我不要忘了白天把牛牽出去曬太陽，太陽落山了再牽回牛圈。

可站櫃檯憑猜測就要出差錯。

我便把288種商品的名稱、價格、產地、性能以及朝語簡單會話用中朝兩種文字抄在紙片上，一份貼在櫃檯邊，一份貼在自己睡覺的炕沿上。不管在櫃檯里還是臨睡前口中都念念有詞。經過一段時間訓練，攻破了語言關。

可又有一道難題擺在面前：算盤我不會除法，在農村站櫃檯除法最管用。比如那時一斤餅乾七角三分，農民往往不是買一斤或半斤整數的，是看口袋裡有多少零錢，若摸出一角一分來，你就得用除法細細算到零點零零元再四捨五入。在這樣精密又迅速的壓力下鍛煉着我的計算能力，致使我的心算反應至今還十分敏捷。

當年敬信供銷社的上海同事們

最使人頭痛的是賣豬肉。

我賣豬肉根本沒師傅教，（我後來打聽到城市裡能夠站在櫃檯里賣肉的，必須有師傅帶，這還要學習半年的功夫呢。）往往按顧客要的斤兩比量着在這裡下刀，但事與願違，這一刀卻砍在別的地方，第二刀屏住呼吸照着第一刀的痕跡下刀，卻又砍在它的隔壁，第三刀想一定要瞄準第二刀的痕跡卻又重新開闢了一條戰線，垛得豬肉支離破碎。虧得是農民兄弟好說話，不但沒有責備我，還常常齊聲寬慰我：“意了不稍，意了不稍（沒關係，沒關係)！”我只能伸出舌頭傻笑。要是換了城鎮顧客，非得奪了刀趕我出櫃檯不可。

就這樣，我對賣豬肉的恐懼心理一點沒有減輕。

後來，我想了個辦法：殺豬賣肉是星期六上午，星期五我就往邊防站打電話，解放軍買豬肉優先，每回最少是半頭，這不省了我一半的功夫？因為櫃檯賣出的肉少了，社員就有意見，問怎麼豬肉這麼快就賣完了？我理直氣壯地說：解放軍在邊境線上站崗放哨保家衛國辛苦大大的有啊！他們不優先誰優先啦！不料群眾的覺悟真高，得到的依然是一句“意了不稍，意了不稍”的回答，卻讓我臉上很是掛持不住。

在如此不挑剔的顧客面前，遺憾的是站了數月的櫃檯，最終還是沒有學會砍豬肉。

也有個別的社員讓我失望的。

供銷社最忙的時間莫過於中午，這是每天一趟往返縣城的客車在門口下落和始發。櫃檯外站滿了人，一個營業員在櫃檯前同時要接待四、五位顧客。那是考驗你的“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靈活本事。

有一次自己隊裡的阿茲媽妮來挑選花頭巾，見是熟人，我便放心地給了她四塊不同花色的頭巾，並告訴她買與不買都等我來收頭巾，便急急去應付其他顧客。待我轉身過來那位阿茲媽妮已離去，櫃檯上的頭巾少了一塊。閉店後我摸黑趕了六里地去找她證實，得到的竟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否定。晦氣的我在月末盤點時從27元月薪中賠出了2元6毛錢！

發生了這件事以後，自己的“門檻”漸漸地精了起來。日子一久，便學會了不少諸如快酒慢油之類的生意經：賣酒時，斛子從酒缸里提出來要快，沒等泡沫消失便倒進酒瓶里，那層泡沫一斤准能攢回幾錢；賣油時，斛子從油桶里得慢慢往上提，等粘在斛子邊口上的油全滴淨了再往油瓶里裝，否則，非得吃虧幾錢。

季度末盤點，我的櫃檯竟長款156元3角3分（這在五十年前的農村可是個大數目），我高興極了！誰知供銷社主任在會上卻批評我這是剋扣貧下中農，要不是新職工，還要寫檢查。我聽了一時難以接受，委屈得幾天沒精神。

幾十年過去了，期間我也調換過許多許多的工作，那些工作幹過了也就在記憶中慢慢抹去了，唯有“站櫃檯”這個工作，天南地北的奔波，它的印記在我身上卻是那樣的強烈。每每接觸到有關站櫃檯的事兒，耳畔就會響起熟悉的“意了不稍，意了不稍”的鼓勵聲，覺得像是欠下了什麼沒還似的心裡老不踏實。

多好的顧客啊！

櫃檯站了滿打滿算不到一百天，我的工作崗位就有了變動。

我插隊的公社東臨圖們江，對岸是朝鮮；北靠水流峰，峰下是蘇聯。1970年在圖們江邊設立了出入境檢查站，作中朝雙方探親通道。當地居民大多是朝鮮族，在對岸都有親戚。兩岸探親往來比較頻繁。但出境得辦證件，證件須備照片，可照相館在百里外的縣城裡。公社書記算過一筆賬：老百姓探親要照張相，車費食費加宿費最少得花五塊錢。這對當時的農民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公社決定自己開辦一家照相館，並選我這個供銷社的員工到縣裡唯一的一家照相館去學習。

縣照相館老馬主任對我進行了面試：熟悉照相嗎？

我如實回答：在上海玩過海鷗牌相機。

馬主任告訴我：室外拍照與室內拍照不一樣，使用的機子也不同；另外，也不光只是照個相，你以後回公社開辦照相館，拳打腳踢就是你一個人，除了會照相，還要會自己配顯影、定影藥水，還要會暗室洗放，最難掌握的是修版技術，腦子靈的學一年，差的也許一輩子也學不出來……

聽了老馬主任的一番話，我原本的雄心壯志頓時煙消雲散。我怯怯地問道：馬主任，像我這樣的條件，那需要學習多長時間？

馬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做好學一年的準備吧。

我急了：那不行啊，公社書記只給了我兩個月的學習時間。

馬主任失聲笑道：亂彈琴！

我趕緊給公社書記撥電話，書記十分看重照相館的開辦，第二天便急急地趕來照相館和馬主任會面。

不知道他們兩人是如何商量的。只是公社書記臨走跟我交待：安心學習半年，力爭四個月回來，前提是一定要學會學好！面對如此艱巨的學習任務，我也暗中自己給自己使勁：重點放在修版上，照相其次，洗放排第三。

學習開始了。我沒有按照先學照相、洗放再學修版的順序，而是反着來，先學修版，照相技術暗室洗放則採取靈活機動、見縫插針。比如：乘照相師傅換班要去吃飯休息的功夫，我便接替他照相，這樣，不但節省了好多的時間而且增加了實踐的機會。若是師傅在，你連摸相機的空檔都沒有，只有站在旁邊瞪眼乾瞅的份。但學習暗室洗放技術，卻吃了個閉門羹。暗室老潘師傅性情古怪，從不主動跟人說話也沒見他有過笑容。我試探着跟他商量：潘師傅，我有空想進暗室看看您的洗相、放大是怎麼弄的……

還沒等我說完，老潘師傅硬生生地說：不行，那哪是看看就能會的？

說得我一臉沮喪！

很感謝教我修版的王阿姨。她原是北京人，因為丈夫戴了右派帽子，才被發配到琿春這個小縣城裡來。我站在她身後看了兩天修版，她就把修版技術的基本概念給我說得十分清楚。不幾天就讓我自己操作。因為我喜歡繪畫，對於臉部的紋理、明暗有一定的感覺，所以進步很快，不到一個月，我修出來的底版王阿姨就改動很少。她誇獎我接受能力強：上海人就是聰明！

我修版的成績在照相館內傳開。

晚上開會，老馬主任笑嘻嘻地說：小范就留在咱們這裡了，王阿姨還沒有像樣的徒弟呢。

我只當是隨便說說，沒往心裡去。

讓我詫異的是，古板的老潘師傅竟然也主動把我拉到他的暗室里，讓我做他的徒弟。聽他一說，我真是求之不得。

功夫不負有心人，只五十來天我就基本掌握了照相的整個流程技術，順便還偷學會相片着色（那時可沒有彩色膠捲，都是事後人工上色的）。我便給公社書記通風報信，讓他來接我回去。

沒幾天，書記就風塵僕僕地來到照相館。誰知老馬主任反悔了，他不讓我回去，不是因為我學不好，而是說縣裡照相館需要我這樣的人才。公社書記哪能同意？官司打到了縣商業局李局長那裡，她來了個折衷：讓公社書記回去再物色一位上海知青來學習照相，小范就留在縣裡。書記還是不能同意。也正是趕巧，因為我時常在報刊上發表詩歌，縣政治部軍代表聽說我能寫，還學會了一整套照相技術，便派人來照相館說，小范政治部要用了，不准回敬信公社。這一下讓書記火了，直接跑到縣委書記那裡訴苦，縣委書記本着向基層傾斜的原則，支持公社接我回去。

學習結束，與琿春照相館的師傅們合影

學成歸來的我，在一個月內就獨自辦起了照相館。雖然沒招牌，名聲卻很響，大家稱之為“國際照相館”。朝鮮過來探親的大多要在這裡和親友一起留下合影，我和朝鮮客人還經常交換各自領袖的紀念章，儼然是在行使外交和統戰的職責。

確實，我的服務範圍常常超出照相本身。

與我心愛的照相座機在一起

照相館旁邊是供銷社的農副產品收購站，當地有些姑娘拿不出現金來照相，就拎着雞蛋來。那時一斤雞蛋收購價才六角五分，正好照一張二寸的相，於是我和收購站憑着轉賬劃款，就有了類似銀行業務的往來。從四川、河南等地來當兵的很多，其中不少還是文盲，他們央我代筆寫信，連同照片一起寄給父母兄弟或妻子情人；我不抽煙，又推辭不了他們的敬煙，一天接受的煙可以裝成好幾包，我便把煙分送給既抽煙又買不起煙的知青們。

公社知青有好幾千，自然經常光顧照像館，致使我的生意一直興隆不衰。當時每天的營業額都在百元上下，可我的日工資還不滿一元，但是積極性卻很高，上午照相，下午洗相，晚上修版，全然不知道有加班費這一說。

也許我在上海接受了點城市文明的薰陶，便在照相上顯了身手。我請縣文化館美術老師繪製了一幅碧海椰林的布景，在畫面的底部沙灘前，我拉來幾車沙子鋪在地上，又橫豎躺了幾塊石頭，塗上顏色，和畫面的景致融成一體，拍出照來能達到亂真的效果。

照相館開業，我的第一張習作

也許是大家農民都當膩了，喜歡換換角色和職業。那時除了農，只有工和兵好扮演。我就用硬紙板剪了個梭子，下端接了根毛線，從集體戶小潘那裡拿來了她母親在紡織廠上班用的白圍單，圍單上面印着“上海第五紡織廠”的紅字，又自製了一頂白帽子，這下吸引了很多女青年來拍上海紡織女工的照片。

我還向公社武裝部借了一支報廢的步槍，一套軍裝，當兵的榮譽感，又替我招來了眾多的顧客。

當時來照相的幾乎張張照片要求題字，頻率最高的有“她在叢中笑”“革命友誼深似海”“革命戰士最聽黨的話”等詞句，寫多了我總覺得乏味，因此，往往由我隨意改，但有一條，不能脫離革命內容。

有個女知青借來一身朝鮮族衣裙，頭頂水罐照了張相，她要求在照片上寫“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在修版時琢磨出這麼幾句：“讓山風吹紅臉膛，讓厚繭布滿手掌；這模樣，誰還能認出是上海姑娘？”她看了很讚賞，我自己也滿意。

我這裡既是照相館，又是上海知青的聯絡站。每天一趟來往縣城的客車就在門口停靠，這公社最繁華的地段在知青眼裡猶如上海的南京路一般，而照相館也被稱作山溝里的“王開”(即南京路上的一家有名的照相館)。經常擠滿了候車的知青，或烤火，或說笑，我都滿面春風地接待。

我不知給多少知青傳遞過書信，保管過物件。因此，知青對我極好：圈河殺了牛，建興會送一大塊牛肉來；二道泡套住了狍子，福生就會端一碗紅燒狍子肉來；朝陽趙敏接到上海寄來了月餅，忘不了給我留下一塊；大肚川徐懿潤隊裡分了魚，會托人送幾條新鮮的……每當我吃着這些饋品時，心裡別說有多高興。

然而並非都是開心事。有一次阿迪來接上海回來的小燕，在照相館等車回生產隊。我知道他倆是一對，就躲進暗室洗相，騰出地盤來給他倆說話。

我在裡屋，無意間阿迪的一句話鑽進我的耳朵里：“你心腸怎麼這樣硬？”

緊接着傳來小燕斷斷續續的啜泣：“送掉孩子，也是為了將來能有機會招工、上學，若是讓人知道咱們有孩子了，就什麼希望都沒有了……”

剩下的只是阿迪重重的嘆氣聲不絕於耳。我停住了手裡的活，獨自在黑暗中默默地傻坐着，心裡堵得慌。那天報廢了不少照片，因為在顯像藥水裡的照片沒有及時翻動，全變黑了……

1997年7月，重返琿春照相館（舊址），在大門口留影

1997年7月，重返敬信供銷社，在當年我曾經站過的櫃檯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