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國際體系都需警惕“利瑪竇陷阱”！

錢 宏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思想者網】：處理好國內關係是處理好國際關係的前提，但是把當今國際關係看透說透了，更有助於處理好國內關係。把國際、國內關係同時分析總結的如此精闢透徹，非這篇《走出“利瑪竇陷阱”》的文章【精華版】莫屬！文章一遍讀不懂可以多讀幾遍，值得細細咀嚼，一定會獲益良多，這才是乾貨，重磅推薦！2017.11.23

按：此文作於45任美國總統川普上任近一年之際，當時離中美貿易戰還沒有開打，但問題已經提出。鑑於2020年川普離任後，世界發生了太多的變故，重新梳理國際關係成為人們探討中美關係、歐美關係、美俄關係及未來世界格局的路徑，而且，2024年包括美國大選在內全球有近70個國家政府換屆選舉在即，故此重刊此文，以饗讀者。

——孞烎2023年8月21日於溫哥華

【關鍵詞】：三大國際體系、利瑪竇陷阱、中美關係、自組織內生性活力與外連接平衡力、川普的當代性價值、全球化重組

一位美國朋友分享兩篇網文，一是署名李不太白的《大棋局變臉，四國演義開始》，一是署名白雲的《川普訪華，中國贏在大時代》，兩文確屬佳構，思路清晰、文筆優暢，且不乏謀略性智慧的閃光點。只是思維方式尚有太多“路徑依賴”和“立場羈絆”，稍稍缺乏真切與時俱進的歷史感和全球性世界格局。

現行世界秩序，以主權（民族）國家為主導，國際關係夾雜着“中原朝貢體系”“西歐殖民體系”“美國恊議自由貿易體系”三大體系模式共時性存在，以及強者自我中心主義和文化優越感的意識形態與勢利功用。這顯然已經承載不了人類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科學技術和社會工藝的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去中心超主權、超地緣、超文明發展需要。

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技術工藝程度及其內在精神本質，呼喚人與自然全息共生——即保持人類基本需求的資源與大自然生命支持循環圈之間的動態平衡，從渴望特權和支配改造他者的舊時代，走進自然、個人、企業、政府、社會全生態共生場的新時代。

於是，人類正處於又一次歷史大變局的前夜，亟待大成智慧引領向前，以超越增長的極限、對抗的極限、操控施惡的極限等“三大極限”，化解主權國別衝突、社會階層衝突、城鄉市農衝突、意識形態衝突、文明文化衝突等“五大衝突”重建世界秩序！

三大國際關係模式歷時性存在：中原為代表的朝貢體系（前3世紀-19世紀）、西歐為代表的殖民體系（15世紀-20世紀）、美國為代表恊議自由貿易體系（20世紀-今）。支撐朝貢、殖民、恊議三大體系的“制度-文化-人性”基礎是：意識形態（普世價值或宗法民族主義）與勢利功用（“厚往薄來”或“厚取薄予”）的政治（制度）中心主義、經濟文化（心理）優越感。

三大國際關係模式共時性存在：儘管恊議自由貿易體系主導的主權（民族）國家世界秩序，結束了地緣政治意義上的朝貢體系和殖民體系，但是，依然在“制度-文化-人性”上繼承了朝貢體系、殖民體系的意識形態和勢利功用，恊議自由貿易體系主導者美國，甚至同樣承接了中原與西歐的政治（制度）中心論、文化（心理）優越論“意識形態”，只是以裹挾和自我裹挾性的“政治正確”“普世價值”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權表現出來，同時，在處理國際關係的“勢利功用”上，同樣採用了中國明、清兩代特別是“永樂大帝”朱棣式的“厚往薄來”貿易政策。

比如，中國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給予15年特別保護期，由於中國的外匯管制、補貼和退稅制度，客觀上使民間企業在對美貿易中“出活兒”，成為一種特殊性質的“家蓄”，而美國，則由於其自我中心主義和文化優越感的“政治正確”“普世價值”思維方式那樣妄自尊大、凸顯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美國把自己定為“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在無損主權的情況下，很樂意被定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叫“給足虛榮，換來實惠”——結果，在15年特別保護期內中美貿易中，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累計達到3萬多億美元。所以，川普既拐彎抹角又直截了當地說：“一個國家為了自己公民的利益而去占另一個國家的便宜，誰又能責怪這種行為呢？我承認，中國幹得很漂亮。（笑聲，掌聲）但我確實要怪過去的數屆（美國）政府，他們允許了貿易逆差的發生、增長和失控。”

這種情況，只要把“朝貢體系”中的“進貢”，替換成“恊議自由貿易體系”中的“順差”，就很象當年在中國呆了30年之久的利瑪竇（1552-1610）所描述的明朝皇帝的“面子工程”：“來到這個國家交納貢品時，從中國拿走的錢要比他們所進貢的多得多，所以中國當局對於納貢與否已全不在意了”“不是世界向中國朝貢，而是中國向世界朝貢”（參看《利瑪竇中國札記》）。類似這種“厚往薄來”的情況，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支援亞非拉”的行為中也有發生（這種情形，大有與異國統治集團共享本國社會資源以獲邦交點讚之嫌疑，亦是清代“寧贈友邦，不予家奴”政治遺產）。只有早年西歐殖民時代，以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時期的蘇俄，對所謂“社會主義陣營”諸國實行的是“厚取薄予”政策。

但無論是“朝貢體系”“殖民體系”，還是“恊議自由貿易體系”，在當代國際關係中的共時性存在，都在“制度-文化-人性”上表現出：意識形態與勢利功用上的政治（制度）自我中心主義、經濟文化（心理）優越感。這種主導者的“自我中心優越感”，有其可稱道的責任擔當的一面，但也有其經濟體（個人、企業、政府、社會）承受力限度與虛榮的一面。終究無助於國際社會相關各方自組織內生性活力與外連接平衡力的正常運行，而陷入被動困境！這裡，我把這種“三大國際關係模式共時性存在”叫作“利瑪竇陷阱”（the Matteo Ricci Trap）。

而且，“利瑪竇陷阱”可能存在於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Community）之中。這是因為，建立在自然資源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規劃開發經濟，和地緣政治基礎上國際關係，有三個共同點，一是長期對共同體勢力成員“厚往薄來”（朝貢或援助），必然造成內里掏空，終究會超越所謂宗主國自身經濟承受力與社會分化；二是長期對共同體衛星（國）成員“厚取薄予”（資源掠奪或指令分工），必然拖累共同體成員發展，終究會因共同體成員經濟結構畸形與社會紐曲而引發反抗；三是整個共同體的趨同性和同質化，而忽略國際生態、社會生態、自然生態的差異性，造成生態背負。比如，蘇聯、共產國際、華約、北約、世貿共同體、歐共體-歐盟……都趨向“求同存異”，這裡的“存異”，往往等於“棄異”求同。

這就違背了公元前8世紀中國偉大的思想家伯陽父的八字箴言：“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同質化的結果，既抹去差異個性，又陷入殘酷競爭，“求同”則排他（她牠它祂），排他必陷入自己人（“你我”）圈子而封閉，不可持續。排他封閉，就會陷入熱力學第二定律之“熵增效應”，阻斷系統開放吸納負熵之源，趨於死寂，這是歷史上所有共同體的共同命運！所以，必須“存同求異”或“存同尊異”，保持“和而不同”，才能“和實生物，全息共生”（間道競合），永葆系統的自組織內生性活力與外連接平衡力。

那麼，在國際關係中，如何“永葆系統的自組織內生性活力與外連接平衡力”？擺脫“火車頭超負荷運行”，走出共同體“利瑪竇陷阱”的方式，通常是拋開自我裹挾與封閉式的“政治正確”，回到實事求是的自我保護主義。

美國的“保護主義思潮”早在2005年前後開始興起，只是當時處於美國主導並自信滿滿地以最大發達國家的優越感，允諾中國以最大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世貿組織獲得“15年保護期”的前期，中美貿易差還在20000億美元上下。美國政客們從克林頓開始經過小布什到奧巴馬，一直在普世價值“政治正確”（以幫助了13億“弱勢群體”的中國）的興頭上。但問題已經暴露無遺，2008年我在美國過春節期間，我的朋友就告訴我他的一個觀察，說“美國現在連一枚針一塊肥皂一個鏍絲釘都做不出來，城市中心到處都是閒逛的人，這樣下去美國將會走向衰弱”，這位朋友來美國二十年，進過克林頓競選團隊。2015年春節我再次到美國時，他已經回中國。而我的另一位朋友邀請我參加一個“美國新經濟運動學術論壇”，我作《讓生產回歸生活！——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要解決什麼問題？》報告後，他親自開車帶我從密歇根到底特律街區穿行，現場告訴我什麼是“美國城市空心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同時，我也想到這些年在中國農村看到的敗落景象。我由此想到，儘管美國對失業者有基本福利保障，但人非牛非馬，也不是寵物豬，人需要勞動的快樂。因此，也許人類在現行市場經濟、政府經濟兩種經濟形態之外，引入一種更為基礎的“社區經濟”形態作為社會生態托底，形成“三大經濟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長的態勢”。到中國進世貿組織“15年保護期”結束的奧巴馬後期，中美貿易逆差達到30000億美元，且逐年以3500億的速度增長。其實，二戰之後，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美國對其“盟友”身上……美國這才出了個川普。

但是，“利瑪竇陷阱”更具諷刺意味的另一面是，美國為了“政治正確”“普世價值”與自我中心優越感的面子和責任擔當，二十多年來，讓中國從“最惠國待遇”到“15年保護期”，贏得外匯儲備世界第一、購買力評價世界第一、製造業世界第一、鐵公基世界第一，很快GDP也會超過美國世界第一，我們中國人並不感謝美國！就象朝貢體系下“交趾支那、暹羅、琉球、高麗以及一些韃靼首領”拿走了大量中國的錢財卻毫無感恩之心一樣（參看《利瑪竇中國札記》）。如今，“15年保護期”已過，美國人猛然醒悟過來，終於出了個要搞保護主義的川普總統。川普甚至要退出美國自己主導的一系列世界組織，而這些世界組織都是國際關係“恊議自貿體系”模式的組成部分，無非是希望從中國和其他盟友拿回一部分錢而已。而中國政府也非常明白這一點，口頭不說，私下裡還是認賬的，這就是川普總統這次訪問中國，與中國政府簽下2300億美元大單的由來。其實，這2千多億美元訂單，不過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面子工程”（這回是中國照顧美國政府）而已，幾年時間一攤開，根本算不上多大“溫暖”，也就聊以自慰罷了。

川普上台以來，幾乎得罪了所有盟友，他那近似瘋癲的言論和做法，讓澳洲無奈、德國忍受、英國拒絕、法國憤怒、日本順受、韓國裝傻、俄國交惡，只有中國稍有例外（官方打太極，民間對美國反向經濟殖民）。其實，川普應當明白“已經潑出去的水，是收不回來的”，發發彪能拿回多少是多少，他不過是試圖走出三大國關模式的共時性存在的“利瑪竇陷阱”。真正解決問題，還是要形成美國自身的自組織內生性活力與外連接平衡力。

當然，體情遭受“利瑪竇陷阱”的美國，在全球“貿易”關係的輸贏問題上，也要具況具體分析。

比如，胡星斗教授11月6日在“普林斯頓-復旦群”發布一個類似馬雲“論輸贏”（指美國問題與中國無關，完全是因為美國沒有集中精力搞自身建設而到處充當“世界警察”）的說法。胡教授說：“在中美貿易中，美國是最大的贏家而非輸家，因為中國依靠廉價勞動力、勞動條件惡劣、資源破壞、環境污染而出口商品到美國、積累巨額外匯但又購買美國債券支援美國建設，美國僅付出了美元紙片甚至電子符號，按照經濟學理論，發達國家輸出資本，在國外生產然後產品回流，必然造成貿易逆差，但實際上發達國家占了大便宜，不僅獲得了廉價產品，節約了本國資源、保護了環境，而且促進了本國的產業升級、業態創新、技術輸出。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不可能是單方面的贏家。”

我回應說，“在中美貿易中：中國付出的成本，不只是資源破壞、環境污染，還有勞動者的身心靈健康、鄉村生活敗落，還有居民低收入高消費，贏了製造能力和管理經驗、就業、稅收，特別是巨額外匯儲備；美國贏了環境、享受價廉物美日用品、資本輸出，也喪失了就業、稅收、基礎性製造能力，當然還有城市空心化。僅從兩國政府的角度看：中國贏大於輸，美國輸大於贏。但從一般國民角度看：民本位的美國贏大於輸，官本位的中國輸大於贏。所以，總體上，最多彼此彼此，中國短期是贏了，不必找理由否認，美國是輸在了面上。再者說，美國作為世界老大，承擔着許多國際義務和責任，輸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不是不可承受之重！”

旅美學者康州中央大學終身教授居延安對我說：“我非常贊同你的中美經貿關係，中方‘民損官益’，而美方‘官損民益’的理論。”我說：“@居延安 謝謝兄長鼓勵，但美國政府形象和實惠上，確實損大於益，因為就業和稅收，是人民評價政府和政府自身活力的重要標準！”

所以，川普說“過去的數屆（美國）政府，他們允許了貿易逆差的發生、增長和失控”，確實是為了美國制度中心論和文化心理優越論的“政治正確”“普世價值”——面子工程。但他只說對了一半。中國由於冷戰時期留下的外匯管制制度（中國公民和企業必須把對美貿易順差中賺取的美元到中國政府兌換為人民幣，同時中國政府用印鈔機印出相同數目的人民幣對沖）正好屬於“15年保護期”範疇，這樣，中國政府既拿走了美元，又對本國貨幣大量沖水，也稀釋了本國公民包括儲蓄在內的所擁有的人民幣含金量，推高了CPI、房產價格和教育投資，造成通貨膨脹，提高了社會交易成本和邊際效益成本。俗話說，“出來混，總是要還的”。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分析，如果處理不好中國自身存在的基本矛盾：“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的矛盾”，及其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川普所謂的中國“占便宜”，對中國人民甚至是個“包袱”！

這個問題就涉及中美貿易順差賺的錢到哪兒去了？核心問題是：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需要依靠內生的而不是外部的動力，即以擴大內需提升居民的消費水平而不是以擴大投資來促進經濟發展。但這正是中國經濟的老大難問題。

中國政府主導市場配置加出口導向經濟三大特徵——各級政府控制的“諸侯經濟”、部門控制的“王爺經濟”、大國企控制的“壟斷經濟”問題。《中國改革》雜誌前總編輯袁緒程先生對這種“政府主導市場配置加出口導向經濟”的運行流程畫出了一個形象的圖表：

權控市場經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全面負債經營循環鏈

中國各級政府整合各種廉價資源的競爭→市場製造廉價產品→出口盈餘（順差）→強制結匯（購買美元）→增發人民幣→銀行貸款增加→各級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及相關產業更大的投入→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膨脹→消費品價格膨脹→更高的投入→重複循環

據有關人士分析，2017年全國預期固定資產投資額為67萬億元人民幣，而計劃中的經濟增長率僅為6.5%。按2016年中國74萬億元GDP計，2017年擬增加GDP約為4.8萬億。這增加的4.8萬億GDP是通過投資67萬億元人民幣來獲得的，即每1元錢投資僅能得到約7分錢的GDP而非利潤回報。而2016年中國每1元錢的投資GDP回報約為8分錢，2005年，GDP投資回報是1角3分錢。10年來中國經濟靠投資拉動的發展模式已經陷入不可持續的困境。

那麼內需方面，即中國居民消費水平能不能拉動龐大上層建築重壓下的超負荷經濟基礎發展呢？據政府商務部統計，2016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64.6%。聽起來相當可觀。可是，它卻掩藏了一個巨大的問題，即這裡所說的消費並非全部是居民消費，而是將龐大上層建築公共消費也包括了進去。即便是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3.2萬億元的數據，也是各級政府各部門以及各種國企從零售市場所購買的各種消費品+居民消費。

看一下這張2012年中國、美國及世界平均的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圖，意味着有三件必做之事：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縮小收入差距；三是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而不是規劃開發完城市土地之後，又急切地盯上大自然與祖先留下的最後家當——農村土地與不多的荒野。以避免繼續“外匯儲備世界第一、購買力評價世界第一、製造業世界第一、鐵公基世界第一”光鮮外表下的中國式“GDP虛胖”！

我要說的是：如果真有一種“民本位經濟學”，如果真的要讓所有階層都能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那麼，應當建議中國政府（官家），從中美貿易中得到了的好處中，除了“精準扶貧”，還要拿出相當一部分用於《時代周刊》兩次封面上講的“中國工人階級”的身心靈健康補償和“造血性扶貧”，這樣，既是一項功德，又能拉動“內需”！

所以，如果不改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與分配模式，不解決“龐大上層建築與超負荷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川普所謂的中國“占便宜”，對中國自身形成自組織內生性活力與外連接平衡力，以及克服“路徑依賴”“利益羈絆”，未必都是正向作用，甚至是反作用——助長舉國體制掌權者的自我膨脹，顧此失彼，造成內外混亂，拖累經濟與民生的正常運行！

重要的是，對於當今世界生態政治格局來說，主權（民族）國家世界秩序下的一切謀略性智慧，老的政黨、老的套語、老的口號、老的萬應靈丹在這樣一個新時代，都將失效而誤人自誤。在一個“通訊全開放、能源全自足、運載全覆蓋的趨零邊際成本共生社會”新時代，物聯網、心聯網、新能源、動車組技術昭示我們：舊時代那種“皇帝輪流坐，明天到我家”，“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所以，不管中國是否“占便宜”，美國是否“吃虧”，我們都要避免自我膨脹，這不僅可避免三大國際關係模式共時性存在的“利瑪竇陷阱”，在不知覺間變換了位置，而且，在更積極的意義上，當今世界中、美、俄、歐、印、阿、非，各個政體、經濟體（個人、企業、政府、社會），獲得自組織內生性活力與外連接平衡力的關鍵，是從富有生態文明新時代意義的關懷經濟學（Caring Economics）、生物物理經濟學（Biophysical economics）、維基經濟學（Wikinomics）、體驗經濟學（Experience Economics）、恊和經濟學（Synergetic Economics），特別是從作為新綜合的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的探索中汲取智慧——即：擱置共同體性質的“親自我性”，乃至“以人為本”（相對“以自然為本”）、“自由理性”（相對“敬畏神性”），自覺限制人類文明的足跡，發揮“親他者性”“親生態性”“親自然性”，從而自然而然地適應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去中心超主權、超地緣、超文明的新時代格局，而不是歷史類比式的“四國演繹”，或自封的“大時代”模式。

最後，我想說的是，川普上任一年來的施政已經有了改弦更張的新氣象。第一，在美國社會國內事務上，川普倡導“美國優先”內涵是，不只是美國政府而且是各國政府，都首先要對本國社會和社區人民好，並且落實在政策實踐毫不動搖，得到美國婦女，尤其是有孩子的婦女和平民勞動者——這些不會寫文章、不會繪畫、更不能操縱國家機器程序往昔無人關心的美國的沉默大多數的衷心歡迎，這就堪稱偉大——孩子、婦女、勞工再怎麼卑微（他們在政治鬥爭中也確實沒什麼用，除非革命起義），但卻代表着人類的未來和生活的希望！第二，在國際社會和世界事務上，川普上任以來，人們發現，過去動不動就荼毒平民、讓士兵當炮灰的戰爭，恐怖襲擊爆炸幾乎消聲匿跡了——國別（民族）之爭的本質，實際上是不同國家的權力-資本精英代理人綁架本國人民之爭——作為政治素人的川普總統，他不是利益團伙的精英代理人，他甚至不與之同流合污（先富起來的他，一再強調他本來沒有從政的訴求），當然也就不存在要用戰爭的極端方式解決國別衝突中的精英代理人矛盾的問題——他的方式是，有話好好說，坐下來談，談不好寧可用經濟制裁也不打仗，然後接着談，談好了簽約並誠信履行，於是，朝鮮核試驗停止了，ISIS真的銷聲匿了，倫敦、巴黎太平了，還有中美各國政府對本國難民、非法移民負起了責任，避免了國與國之間、非法移民難民（部分犯罪行為，如販毒吸毒強姦賣淫）與當地居民之間的衝突……從而開創了世界和平的新方法、新篇章！第三，看得出來，川普在實行全球化重組，這就是通過兩邊或多邊談判，實現基於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趨勢的零關稅、零壁壘、零歧視三零規則的全球化重組，以改變現行“經濟全球化”在政府重商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面前束手無策的局面，川普競選團隊承諾的就《北美自由貿易協議》進行重新談判，很可能成為以“三零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重組”典範模式的開始，如此這般相近國家，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一個區域一個區域地談下去，最後的結果，將是一個全新的全球化——全球共生主義……

但是，川普式有信仰的平民自組織主義+世界和平+全球化重組，必然與精英代理人主義和東方專制主義（表現為政府重商主義）發生衝突！川普的當代性價值，在於他富有傻子般的發心、聖人般的智慧和騎士般的勇氣，知難而進，而且初見成效，示範性地開啟了重建世界秩序之路！

願人類從軸心時代走向共生時代（Axis to Symbiosism Age）,以“地球為本，共生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 the way），各顯神通，創建一個共生世界。

2017年8月21日於復旦大學北區望道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