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過槍斃人，離的很近，並且是我很年幼的時候。我出生長大的郟縣槍斃人都在“大坑”，縣城南邊的大坑方圓估摸有一萬平方米，兩米多深，底部平坦，我不知道大坑是如何形成的，想不出人類挖掘出一個這樣的大坑的理由，難不成是萬年前的隕石坑？大坑正北是一條寬敞的通道，叫“神路”，神路北臨城隍廟，顧名思義，神路是城隍老爺出巡的通衢大道，不知多久以前城隍廟就變成了小學，我就是在那兒念完了小學六年。神路則成了郟縣每天早上的集市，和一年幾次古稱“廟會”，解放後改叫“物資交流大會”的場所。有“會”時貨攤會擺滿大坑北沿，人頭攢動。

大坑東沿臨着一個大廣場，比大坑的面積還大，廣場東沿有一個土台子，這個廣場是當年開全縣群眾大會的會場，那個土台子自然就是主席台，坐縣裡的政要。有大的物資交流大會時這個台子還是戲台。廣場南沿還有一個較小的土台子，我小時候還看過有大“會”時兩個台子上兩個戲班同時唱戲，各出奇招吸引觀眾，叫“唱對台”。

那時候槍斃人也要開群眾大會宣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已反綁着跪在台前的死刑犯馬上被兩個行刑者架着推到大坑東沿，跪下來一槍爆頭，行刑者一腳把屍體踢進大坑完事。大坑那時候還是空曠荒廢的，有時連天暴雨，大坑裡還會積滿雨水，有鄉民會在大坑裡鳧水。我插隊時大坑裡就種滿莊稼了。

我五、六歲的一天，老爹領着我出門，忘了去辦什麼事了，走到廣場看到一群人圍在大坑東沿，走近一看，正在槍斃人，那時新政權初定，靠殺人揚威穩定政局，殺人是家常便飯，所以圍看的人不多，一個穿便裝像是民兵的小伙子拿一杆步槍朝跪着的死刑犯腦袋上開槍，一槍後死者倒地腿還在抽搐，行刑者又朝他頭上開了一槍。圍觀者都很冷漠，一幅見慣不怪的樣子，沒見有人像魯迅筆下的華老栓一樣取死者的血給自己的兒子治癆病。年幼的我不知為什麼絲毫被覺得害怕和厭惡，或許是那時我太小還不知道什麼是生和死吧。

再看槍斃人就到了1968年，那時我們全家已搬到許昌了。到1968年文革已搞了兩年，老毛的敵手劉少奇已成了死老虎，紅衛兵們也都快成了要被烹的走狗，有點兒百無聊賴了，這時許昌地區寶豐縣卻出了一樁“大案”，調動起普羅大眾冷下的心情。一個年輕鄉民不知什麼機緣，對外宣稱他是受命於天的真龍天子，身邊聚了幾個人，他給自己的“新朝”起了國號，還有幾個村姑自願做了他的皇后貴妃，完全是洪秀全太平天國起事時的套路。共產黨可比滿清效率高多了，這個小伙子的皇帝沒做幾天，他這一夥就被抓捕了。那時已經沒有公安了，破案的是公檢法軍管會，就這些軍管會的二把刀破案也沒費多大氣力。這個小伙馬上被宣判死刑，遊街兩天，然後執行死刑。

兩天遊街我路過都看到了，小伙子五花大綁，被兩個大個子解放軍戰士架着站在一個解放車敞篷前部正中。小伙子看上去還稚嫩，面容也清秀，第一天看到，他還有一副不屈的神氣，第二天見到，他就完全蔫了，同行的一個大孩子說，不知他頭晚受了什麼酷刑，想想後來傳出的張志新行刑前的被割喉就知道這話不假。

第二天遊街後被推到了西北大操場，那也是許昌開大會宣判槍斃人的場所。西北大操場在市區西北邊，東邊緊鄰許昌那時唯一的公園“小西湖”。

西北大操場的台子坐西朝東，當軍管會頭目宣布判處該犯死刑立即執行的話音一落，人群就向台子西北後方涌動，有維持秩序的軍警民兵阻擋，兩個行刑人拖着罪犯從台子上走下沒幾步，將罪犯捺跪在地上，朝頭上一槍，罪犯倒地，行刑者馬上離開，槍一響阻擋線放開，人群湧向行刑場所，我不知道這些迫不及待擠過去的人是要欣賞什麼。

後來還有兩次的槍斃人我就只是聽說沒親見了。

我在拙文《尖刀排》裡寫過，我校的一群造反派學生曾跟一個社會青年學過武術，那時還沒有江青的“文攻武衛”，武鬥處於冷兵器階段，會幾招功夫管用。學生們管他們的師傅叫“科哥”，“科哥”姓耿，也就是二十啷噹歲。很多年以後有同學和我說，1970年一打三反時許昌號稱破獲了一個“反革命糾合集團案”，主犯是社會青年王華民和耿寅科。所謂“糾合集團”是因為這個集團根本就是“莫須有”，沒有組織，沒有綱領，只是這些人認識有來往，就羅織成一個“糾合集團”，主犯王耿二人死刑立即執行，我有幾個在科哥家學過武術的同學也因此案被抓被關押審查。事後多年和我說此案的同學說，王耿行刑時已倒地死亡，一個行刑者說，毛主席教導我們，有人要帶着花崗岩腦袋見上帝，我要看看他們的腦袋是不是花崗岩做的，搬起一個大石頭砸到已死透了的王銀科頭上，腦漿四濺。

我在外地插隊時聽說，1971年許昌一次槍斃了三個年輕人，一個十七歲，兩個二十一歲，正好這三個孩子的案例我都知道。第一個孩子1966年是念中學的紅衛兵，經歷了文革剛開始的大串連，全國年輕人一起乘火車汽車四處涌動，交通不堪重負，紅太陽大手一揮，讓這群半大孩子步行串連，這個孩子和同伴走到了井岡山，那時幾個革命聖地是韶山延安瑞金井岡山和遵義，這些“聖地”都給參觀者發精美紀念章。這個孩子在井岡山為一件小事和同伴爭執，舉刀殺死了同伴。那時沒有自媒體但有紅衛兵造反派小報，慘案馬上傳遍了全國。恰好同時我們的長征隊也在井岡山，可把每人的家長嚇得夠嗆。

第二個孩子是許昌三中武鬥隊一員，那是1968年河南二七公社勝利後，河南劉建勛紀登奎掌權。我在前面許昌兩次武鬥文章里寫過，許昌大的武鬥都在二七勝利後，兩派二七組織，許昌分社和“反覆辟”爭權奪利，大打出手，這時候已動上了機槍手榴彈。除了兩次大武鬥，兩派之間及下邊小組織的打鬥天天不斷，爭搶槍支汽車廣播器材。“反覆辟”的老巢在柳蔭街的“房管所”內，一天晚上三中武鬥隊幾個小子摸了進去，“反覆辟”只有幾個工人在值班，沒敢抵抗就交出了廣播器材，三中武鬥隊幾個人滿載正要離去，其中一個小子無緣由抬手一槍，將“反覆辟”一個女工打倒在地斃命。

二七勝利後許昌幾個中學都成立了武鬥隊，由學校里二七派中好勇鬥狠的傢伙們組成。排起來文革前好學生多的學校的武鬥隊“戰鬥力”弱於差學校的，或許是好學生沒有壞學生那麼兇殘。許昌三中在市區西郊，收錄的都是附近工農子弟，不如幹部知識分子子弟集中的一中四中。二中在城內，學生多出自附近的市民家庭。最差的初中是五中，也稱農中，小學畢業考不上以上四個中學的才去上。文革中五中的二七造反派頭頭是文革前地委第二書記的小兒子，開着搶來的汽車碾死了人，1968年就被抓到了監獄裡。

三中武鬥隊打死人，就在那個亂世也是大消息，罪犯有名有姓。家母和我說，她知道這個殺人者。早年母親曾與這個孩子的母親同事，這孩子和我同年出生，並說這孩子小時候膽小聽話，不能理解為什麼長大後變得這麼慘無人性。

我還間接和三中全會武鬥隊打過交道。大概196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一個夥伴說許昌捲菸廠有武鬥，拉我去看。文革前許昌號稱“煙都”，有兩個烤煙廠一個捲菸廠，還有一個中專煙校和號稱“煙草托拉斯”的煙草經理部。許昌捲菸廠生產《大前門》《黃金葉》等著名香煙。捲菸廠也在西郊，從我們家走出幾分鐘就到煙廠後門，看到幾十個頭戴藤條帽，手持長矛的工人潰敗了往廠里逃，驅趕他們的像是一幫學生，有的學生手裡有槍。這場景很像現在古裝電視劇中的場面，我看得饒有趣味，但同伴的臉色不對，我問他，他說，潰敗的工人中有他老爸。他拉我來看武鬥有目的。

吃過晚飯他又來找我，說知道他老爸被抓到三中了，約我去救，我說我無拳無勇，他說不是去打架，去求人家放人。我們到了三中，找到三中武鬥隊頭目王老歪，王老歪話說的很難聽，我這個同伴平常也是個小有名氣的狠角色，但老爸落到人家手中，只能聽人的惡言，兩天后老爸被放回來了。

說那個被槍斃的1971年才17歲的少年，他和同歲的小夥伴去軍分區軍械所偷了兩把手槍，軍分區縣市武裝部大張旗鼓排查此案，兩個小傢伙害怕了扒火車往南逃，在運煤的車廂里一個孩子害怕了說要去自首，這個傢伙拔出槍就把同伴打死了，屍首埋到煤塊中，半路跳車回到了許昌。

這個無名屍在廣州卸煤時被發現，1971年文革全國的亂局，應該查不出端倪的，說巧不巧這個孩子腳上穿的解放鞋是許昌鞋廠生產的，查到許昌，聯上了偷槍一案，偷槍殺人的孩子被捕了。不久從重從嚴從快處罪三個人一起被槍斃了，給地獄送去了三個年輕鬼。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為數不多保留死刑的國家，但現在文明了對死刑犯不用槍決執行。我認識一個美國的華裔醫生，他說他在中國工作時多次被派去到刑場上從剛槍斃的犯人身上摘取肝臟腎臟器官，血淋淋的，他受不了，辭職來美國了。

2024年感恩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