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枪毙人，离的很近，并且是我很年幼的时候。我出生长大的郏县枪毙人都在“大坑”，县城南边的大坑方圆估摸有一万平方米，两米多深，底部平坦，我不知道大坑是如何形成的，想不出人类挖掘出一个这样的大坑的理由，难不成是万年前的陨石坑？大坑正北是一条宽敞的通道，叫“神路”，神路北临城隍庙，顾名思义，神路是城隍老爷出巡的通衢大道，不知多久以前城隍庙就变成了小学，我就是在那儿念完了小学六年。神路则成了郏县每天早上的集市，和一年几次古称“庙会”，解放后改叫“物资交流大会”的场所。有“会”时货摊会摆满大坑北沿，人头攒动。

大坑东沿临着一个大广场，比大坑的面积还大，广场东沿有一个土台子，这个广场是当年开全县群众大会的会场，那个土台子自然就是主席台，坐县里的政要。有大的物资交流大会时这个台子还是戏台。广场南沿还有一个较小的土台子，我小时候还看过有大“会”时两个台子上两个戏班同时唱戏，各出奇招吸引观众，叫“唱对台”。

那时候枪毙人也要开群众大会宣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已反绑着跪在台前的死刑犯马上被两个行刑者架着推到大坑东沿，跪下来一枪爆头，行刑者一脚把尸体踢进大坑完事。大坑那时候还是空旷荒废的，有时连天暴雨，大坑里还会积满雨水，有乡民会在大坑里凫水。我插队时大坑里就种满庄稼了。

我五、六岁的一天，老爹领着我出门，忘了去办什么事了，走到广场看到一群人围在大坑东沿，走近一看，正在枪毙人，那时新政权初定，靠杀人扬威稳定政局，杀人是家常便饭，所以围看的人不多，一个穿便装像是民兵的小伙子拿一杆步枪朝跪着的死刑犯脑袋上开枪，一枪后死者倒地腿还在抽搐，行刑者又朝他头上开了一枪。围观者都很冷漠，一幅见惯不怪的样子，没见有人像鲁迅笔下的华老栓一样取死者的血给自己的儿子治痨病。年幼的我不知为什么丝毫被觉得害怕和厌恶，或许是那时我太小还不知道什么是生和死吧。

再看枪毙人就到了1968年，那时我们全家已搬到许昌了。到1968年文革已搞了两年，老毛的敌手刘少奇已成了死老虎，红卫兵们也都快成了要被烹的走狗，有点儿百无聊赖了，这时许昌地区宝丰县却出了一桩“大案”，调动起普罗大众冷下的心情。一个年轻乡民不知什么机缘，对外宣称他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身边聚了几个人，他给自己的“新朝”起了国号，还有几个村姑自愿做了他的皇后贵妃，完全是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事时的套路。共产党可比满清效率高多了，这个小伙子的皇帝没做几天，他这一伙就被抓捕了。那时已经没有公安了，破案的是公检法军管会，就这些军管会的二把刀破案也没费多大气力。这个小伙马上被宣判死刑，游街两天，然后执行死刑。

两天游街我路过都看到了，小伙子五花大绑，被两个大个子解放军战士架着站在一个解放车敞篷前部正中。小伙子看上去还稚嫩，面容也清秀，第一天看到，他还有一副不屈的神气，第二天见到，他就完全蔫了，同行的一个大孩子说，不知他头晚受了什么酷刑，想想后来传出的张志新行刑前的被割喉就知道这话不假。

第二天游街后被推到了西北大操场，那也是许昌开大会宣判枪毙人的场所。西北大操场在市区西北边，东边紧邻许昌那时唯一的公园“小西湖”。

西北大操场的台子坐西朝东，当军管会头目宣布判处该犯死刑立即执行的话音一落，人群就向台子西北后方涌动，有维持秩序的军警民兵阻挡，两个行刑人拖着罪犯从台子上走下没几步，将罪犯捺跪在地上，朝头上一枪，罪犯倒地，行刑者马上离开，枪一响阻挡线放开，人群涌向行刑场所，我不知道这些迫不及待挤过去的人是要欣赏什么。

后来还有两次的枪毙人我就只是听说没亲见了。

我在拙文《尖刀排》里写过，我校的一群造反派学生曾跟一个社会青年学过武术，那时还没有江青的“文攻武卫”，武斗处于冷兵器阶段，会几招功夫管用。学生们管他们的师傅叫“科哥”，“科哥”姓耿，也就是二十啷当岁。很多年以后有同学和我说，1970年一打三反时许昌号称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纠合集团案”，主犯是社会青年王华民和耿寅科。所谓“纠合集团”是因为这个集团根本就是“莫须有”，没有组织，没有纲领，只是这些人认识有来往，就罗织成一个“纠合集团”，主犯王耿二人死刑立即执行，我有几个在科哥家学过武术的同学也因此案被抓被关押审查。事后多年和我说此案的同学说，王耿行刑时已倒地死亡，一个行刑者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人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我要看看他们的脑袋是不是花岗岩做的，搬起一个大石头砸到已死透了的王银科头上，脑浆四溅。

我在外地插队时听说，1971年许昌一次枪毙了三个年轻人，一个十七岁，两个二十一岁，正好这三个孩子的案例我都知道。第一个孩子1966年是念中学的红卫兵，经历了文革刚开始的大串连，全国年轻人一起乘火车汽车四处涌动，交通不堪重负，红太阳大手一挥，让这群半大孩子步行串连，这个孩子和同伴走到了井冈山，那时几个革命圣地是韶山延安瑞金井冈山和遵义，这些“圣地”都给参观者发精美纪念章。这个孩子在井冈山为一件小事和同伴争执，举刀杀死了同伴。那时没有自媒体但有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惨案马上传遍了全国。恰好同时我们的长征队也在井冈山，可把每人的家长吓得够呛。

第二个孩子是许昌三中武斗队一员，那是1968年河南二七公社胜利后，河南刘建勋纪登奎掌权。我在前面许昌两次武斗文章里写过，许昌大的武斗都在二七胜利后，两派二七组织，许昌分社和“反复辟”争权夺利，大打出手，这时候已动上了机枪手榴弹。除了两次大武斗，两派之间及下边小组织的打斗天天不断，争抢枪支汽车广播器材。“反复辟”的老巢在柳荫街的“房管所”內，一天晚上三中武斗队几个小子摸了进去，“反复辟”只有几个工人在值班，没敢抵抗就交出了广播器材，三中武斗队几个人满载正要离去，其中一个小子无缘由抬手一枪，将“反复辟”一个女工打倒在地毙命。

二七胜利后许昌几个中学都成立了武斗队，由学校里二七派中好勇斗狠的家伙们组成。排起来文革前好学生多的学校的武斗队“战斗力”弱于差学校的，或许是好学生没有坏学生那么凶残。许昌三中在市区西郊，收录的都是附近工农子弟，不如干部知识分子子弟集中的一中四中。二中在城内，学生多出自附近的市民家庭。最差的初中是五中，也称农中，小学毕业考不上以上四个中学的才去上。文革中五中的二七造反派头头是文革前地委第二书记的小儿子，开着抢来的汽车碾死了人，1968年就被抓到了监狱里。

三中武斗队打死人，就在那个乱世也是大消息，罪犯有名有姓。家母和我说，她知道这个杀人者。早年母亲曾与这个孩子的母亲同事，这孩子和我同年出生，并说这孩子小时候胆小听话，不能理解为什么长大后变得这么惨无人性。

我还间接和三中全会武斗队打过交道。大概1968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一个伙伴说许昌卷烟厂有武斗，拉我去看。文革前许昌号称“烟都”，有两个烤烟厂一个卷烟厂，还有一个中专烟校和号称“烟草托拉斯”的烟草经理部。许昌卷烟厂生产《大前门》《黄金叶》等著名香烟。卷烟厂也在西郊，从我们家走出几分钟就到烟厂后门，看到几十个头戴藤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溃败了往厂里逃，驱赶他们的像是一帮学生，有的学生手里有枪。这场景很像现在古装电视剧中的场面，我看得饶有趣味，但同伴的脸色不对，我问他，他说，溃败的工人中有他老爸。他拉我来看武斗有目的。

吃过晚饭他又来找我，说知道他老爸被抓到三中了，约我去救，我说我无拳无勇，他说不是去打架，去求人家放人。我们到了三中，找到三中武斗队头目王老歪，王老歪话说的很难听，我这个同伴平常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狠角色，但老爸落到人家手中，只能听人的恶言，两天后老爸被放回来了。

说那个被枪毙的1971年才17岁的少年，他和同岁的小伙伴去军分区军械所偷了两把手枪，军分区县市武装部大张旗鼓排查此案，两个小家伙害怕了扒火车往南逃，在运煤的车厢里一个孩子害怕了说要去自首，这个家伙拔出枪就把同伴打死了，尸首埋到煤块中，半路跳车回到了许昌。

这个无名尸在广州卸煤时被发现，1971年文革全国的乱局，应该查不出端倪的，说巧不巧这个孩子脚上穿的解放鞋是许昌鞋厂生产的，查到许昌，联上了偷枪一案，偷枪杀人的孩子被捕了。不久从重从严从快处罪三个人一起被枪毙了，给地狱送去了三个年轻鬼。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保留死刑的国家，但现在文明了对死刑犯不用枪决执行。我认识一个美国的华裔医生，他说他在中国工作时多次被派去到刑场上从刚枪毙的犯人身上摘取肝脏肾脏器官，血淋淋的，他受不了，辞职来美国了。

2024年感恩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