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夜至8日晨，敘利亞反對派武裝進入首都大馬士革，宣布執政的巴沙爾政權垮台。而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已不知去向，據信與其家人已逃離首都。而之前，敘利亞反對派已攻占霍姆斯、哈馬等多個要地，控制了敘利亞多數地區。這意味着敘利亞已成功“變天”，執政超過50年的阿薩德家族政權的終結。

    從11月27日起敘利亞反對派突然發力、連奪重鎮，到巴沙爾政權垮台，僅僅約10天時間。變化之速令人驚訝。那麼，敘反對派為何突然戰力大增、巴沙爾兵敗如山倒？本次敘“變天”的背景是什麼？參與和操縱局勢的勢力有哪些？未來的敘利亞將走向何方？

    本次推翻巴沙爾的反對派分為多個派別，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激進伊斯蘭武裝“沙姆解放組織（HTS）”。而其前身，則是恐怖武裝“基地組織”在敘利亞的分支“努斯拉陣線”。該組織主要由不滿以阿拉維派（什葉派一個分支）主導的巴沙爾政權統治的、遜尼派激進青年組成。其曾經與震撼全球的“基地”組織合作並成為其分支。但之後出於多種原因逐漸與“基地”組織切割，標榜自身的開明包容，也吸引了更多反阿薩德的遜尼派加入。

   而“沙姆”之所以戰力大增、一舉推翻巴沙爾政權，也在於得到了土耳其的強力支持。土耳其是中東強國之一，也是遜尼派伊斯蘭國家。自從埃爾多安擔任土耳其總統以來，表現出日益強勁的爭霸和擴展勢力的欲望。內亂下群雄逐鹿的鄰居敘利亞，成為土耳其擴張勢力的重要目標。無論是“沙姆”，還是另一主要反對派武裝“敘利亞國民軍（前身敘利亞自由軍）”的支持者之一。

    在之前，土耳其對“沙姆”的支持還是有限的，只是讓其守住地盤和緩慢擴張，與巴沙爾政權、庫爾德武裝、其他或宗教或世俗力量並立。美國、俄羅斯等域外大國，並不願意讓土耳其一家獨大。而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對巴沙爾的扶植，也阻止了親土勢力在敘利亞的擴張。所以，敘利亞各方勉強達成均勢，長期進行拉鋸戰。

   但隨着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美國對中東的控制將減弱，特朗普執政的美國將放棄在中東等地維持各勢力均勢的政策，允許各勢力自行其是、打破平衡。而以色列攻擊加沙、殺死黎巴嫩真主黨領袖、以色列和伊朗相互攻擊，也讓中東局勢更加複雜。伊朗、真主黨、敘利亞阿拉維派組成的“什葉派新月”遭受沉重打擊，無力援救巴沙爾。

   這樣，土耳其感到有機可乘，可渾水摸魚，於是抓住這個戰略機遇，力促“沙姆”出兵，一舉打垮巴沙爾政權。而“沙姆”有效的“統戰”了其他反巴沙爾勢力支持（起碼不掣肘），甚至策動部分政府軍倒戈，成功入主大馬士革。“沙姆”將成為巴沙爾垮台後敘利亞的最大勢力，土耳其的影響力也將進一步滲入敘利亞。

  而巴沙爾政權之前鎮壓了幾十年反對派顛覆行動、挺過超過十年的內戰，一夕崩潰，似乎令人難以理解。但其實，巴沙爾政權外強中乾，長期“以少馭多（主導政治的派系阿拉維派僅占敘利亞人口11%），連年內戰已嚴重損耗其實力，大肆屠殺民眾令其民心盡喪。其力量與支持“沙姆”的土耳其有着懸殊差距，自身又喪失了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的外援（二者已自顧不暇）。大勢已去下，曾經高度忠誠的政府軍阿拉維派也軍心動搖，加上反對派聲稱建立包容的新政權、赦免政府軍的心理攻勢，政府軍也未做太多抵抗而投降。

    在這次變局中，其他反對派勢力或保持旁觀（如敘庫爾德人武裝）、或策應“沙姆”的攻勢（如敘利亞國民軍、德魯茲人武裝），也都促成了巴沙爾政權的孤立和滅亡。

  在個反對派中，曾經最強大的“敘利亞自由軍”，早已發生了分化和變化。最早的自由軍主要是世俗反對派組成，把美國在內國際寄予厚望。但敘利亞社會宗教因素根深蒂固，世俗派缺乏足夠根基和兵源。所以，自由軍逐漸瓦解，一部分仍然以“自由軍”名字活動，但規模大大縮水；一部分成為被土耳其扶植、較多溫和派宗教人士參與的“國民軍”，另一些併入庫爾德武裝或其他反對派武裝中。

    但巴沙爾政權的滅亡並不是敘利亞亂局的終止，相反只是新一輪割據與衝突的開端。

    巴沙爾倒台後的敘利亞，仍然由多個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迥異、相互關係顯然並不融洽的勢力把持。遜尼派極端組織“沙姆”、“敘利亞國民軍”、庫爾德人的“人民保衛部隊”等，分別割據於敘利亞西北部（及新占的中部）、南部、東北部。而阿拉維派及巴沙爾殘餘力量，也仍然堅守靠近黎巴嫩的敘西部地區。

    而多股外部力量的干預和拉扯，也會阻止敘利亞內部的統一。本次變局的最大推手土耳其，似乎是希望由“沙姆”主導敘利亞，但恐怕也並不想令其統一敘利亞全境。若“沙姆”將敘利亞統一，將不再那麼需要外援，土耳其可能對“沙姆”及敘“國民軍”這樣的親土武裝失去控制。而以色列、伊朗、沙特、卡塔爾等其他強國，恐怕也不會允許親土勢力獨大，也會扶植自己的派系。（就在巴沙爾政權剛剛垮台、反對派進入大馬士革不久，12月8日晚間，以色列就空襲了大馬士革、轟炸原巴沙爾政權機構，就可見外力的進入和博弈）

   而美國扮演的角色也頗多變化。在之前十多年的內戰中，尤其奧巴馬和希拉里時期，美國一方面壓制巴沙爾政權，另一方面也在打擊ISIS等極端勢力，努力扶植世俗反對派和庫爾德人。特朗普第一任期時，一度放棄了對庫爾德人的支持。拜登政府則也減少了對敘利亞的干預。起碼本次敘利亞變局，美國參與較少。不過，多年來美國一直堅持“巴沙爾必須下台”的立場。下屆特朗普政府，對敘利亞不會毫無影響，但也不會參與太多。特朗普的重心將放在對以色列的全力支持和對伊朗的打擊上。

   而敘利亞本身多族群、多宗教、地方勢力割據且根深蒂固的現實，則是敘利亞很難真正統一的根本原因。伊斯蘭遜尼派、什葉派、德魯茲派，以及基督徒和庫爾德人，相互仇怨甚深。推翻專制不意味着和平和解，相反可能是更無序衝突到來的開端。如親土耳其的“沙姆”和與土方怨仇很深的庫爾德武裝，雖在本次變局中大體維持和平，但未來必然更多對峙和衝突。

   而本次主導推翻巴沙爾、算是如今敘利亞最強大勢力的“沙姆”，雖在表面上“去極端化”，還表達對什葉派、非穆斯林、世俗人士的包容態度，並向中俄在內各國示好，但有多少真實，又有多少為順利當權而“演戲”的成分，尚且難以判定。根據塔利班等“前例”，對伊斯蘭極端組織掌權前夕和當權初期的“開明”，不應過於信任，對其未來執政後的政策也不應樂觀。巴沙爾政權的陰霾遠去，並非意味着晴空的出現，而可能是更多的雷暴與霧天。

   但就敘利亞各派推翻巴沙爾政權事件本身，仍然是值得肯定的。阿薩德家族在敘利亞統治逾五十年，發展建設有限，壓迫、掠奪、殺戮卻一直發生，敘利亞各族群人民都深受其害。尤其1982年哈馬大屠殺，以及2011年以來對和平抗議者的鎮壓，及戰爭中屠殺平民的行為，造成包括婦女兒童在內至少十幾萬平民死亡。這些都是巴沙爾政權無法抹除的罪惡，其政權早已喪失合法性。

  只是，敘利亞人民不能只滿足於推翻專制暴政，還要更多考慮國家的重建和長遠發展。尤其要摒除宗教極端主義、族群宗派主義、各種暴力和零和博弈，實現內部和解、注重經濟民生，讓社會真正安定，讓國民在權利和物質上得到保障，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今次敘利亞變局，對於親近巴沙爾的中國與俄羅斯，是沉重的打擊。兩國之前都力挺巴沙爾，巴沙爾還曾在去年訪華、受到熱情接待。如今巴沙爾下台，兩國失去了在中東一個重要盟友。不過，新政府應不會過於反中反俄。新政府較強的宗教色彩，令其很難真正接受較多人權的要求的西方，所以也需要中俄力量進行外交平衡，尤其需要中國的經濟支持。不過，新政府與俄羅斯及中國的親近程度，會顯著低於巴沙爾政權。

   敘利亞的政治變局、長期統治敘利亞的阿薩德家族政權的突然倒台，也是國際局勢瞬息萬變、更加充滿不確定性的又一體現。隨着美國特朗普上台推行孤立主義、俄烏和巴以局勢的惡化，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越發不穩，對舊秩序的顛覆將更多成為常態。世界各區域各國，都要未雨綢繆，因應未來可能的動盪和衝突。

（本文已發表於《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