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等主體承諾，到交互主體共生

錢    宏  Archer Hong Qian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Foundation

編者按：

今天是2025年1月1日，重刊兩篇涉及世紀性的翻譯家、史學家、哲學家何兆武先生（1921-2021）的舊文，即2010年3月3日寫的《民生之本乃善待他者和解共生》和2012年6月8日寫的《拜會何兆武先生實錄 尋訪燕園臨湖軒所思》，以饗讀者。

被稱為“社會生活百科全書”的《民法典》，有幾條基本原則，如自願原則、誠信原則、公平原則、公秩良俗原則、綠色原則，但所有這些原則還有一個邏輯大前提，這就是“平等主體原則”，意指民事主體在從事民事活動時，相互之間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他們的合法權益也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即“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民法典第4條）。在這個大前提下，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的自願、誠信、公平、公秩良俗、綠色，才可能成為事實！

所以，2001年12月03日簽訂的中國入世承諾一共29項（截止2019年為止，兌現承諾（已完成）的大約11項，未完成18項，未兌現率為63%），其中最重要的承諾，就是“平等主體承諾”（Equal subject commitment）。

也就是說，在民事活動中，只要“平等主體”原則或承諾缺失，有人以主體（Subject）自居，而視其他人為客體（Object）的事實存在，不僅《民法典》、《官法典》、《憲法》，以及一切涉及人的約定、協約都會成為“事實上的不可能”，而且都會淪為謊言。這就不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哲學認知問題。

由此，也就是說，在民事活動中，只要“平等主體”原則或承諾缺失，有人以主體（Subject）自居，而視其他人為客體（Object）的事實存在，不僅《民法典》、《官法典》、《憲法》，以及一切涉及人的約定、協約都會成為“事實上的不可能”，而且都會淪為謊言。這就不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哲學認知問題。

所以，基於生命自組織連接平衡過程的共生哲學，很自然地從追求“整體統一”及“主客對立統一”（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的思維方式，轉換為“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思維方式。

首先，我們從當前迅猛發展的AI研發將遭遇“三大瓶頸”（超高能耗與效能不匹配；系統思維信源、信道、信果局限；數據、算法、算力+神經網絡不等於智慧，更不等於愛之智慧）亟需技術上的突破，發現這個“技術突破”，也是從主客體對立統一思維方式向交互主體共生思維方式的轉換。

那麼，聯繫過去50年特別是40年來的世界局勢，情況如何？

2024年初，召集了來自120個國家的2,800多位領導者參與的第54屆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達沃斯年會上提出的“重建信任”（Rebuild trust）議題時，聯合國此前在2024年1月4日發布的《2024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指出，利率持續高企，衝突進一步升級，國際貿易疲軟，債務危機爆發，氣候災害增多，給全球增長帶來巨大挑戰。那麼，UN說的“巨大挑戰”（問題）和WEF提出的“重建信任”（因應）的大背景，以及哲學思維方式是什麼？

這個大背景是：經過1980年代到2010年代的高速發展，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經濟增長，已經翻幾番，但是，終日勞碌奔波的多數人特別是底層人民（民事責任者）的獲得感、幸福感，非但沒有增加，反而越來越差，各種威逼利誘、坑蒙拐騙的機會主義（包括政府性機會主義）、犬儒主義盛行，是的，國際社會不難發現，在包括經濟危機、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地緣政治危機在內諸般危機和不確定性的背後，是國際關係、族際關係、人際關係、東西關係、左右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有生命的個人身心靈關係，特別是官民關係，非但沒有緩和，反而越來越緊張……我們不能不警醒的是，機會主義、犬儒主義、經濟下行與信任危機，很可能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可以說，WEF以“重建信任”因應UN"巨大挑戰"，有着很強的針對性！

不過，重建信任，不只是一個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宗教的問題，重建信任，也不只是一個科技問題或人文問題，更是一個哲學問題。 這就是強勢者以主體（Subject）自居，把他者、自然、社會當作支配、操縱、掠奪、侵占的客體（Object）的思維方式，再也不適應當今世界的發展，而需要改弦更張——由“主客對立統一”（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的思維方式，轉換為“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思維方式。

錢宏2025年1月1日晨於溫哥華

拜會何兆武先生實錄 尋訪燕園臨湖軒所思

今天是2012年6月8日。一早去清華,最後落實第一屆全球共生論壇的舉辦時間、地點和規模。

在明齋,還拜會了魏宏森先生並邀請他出席第一屆全球共生論壇。魏先生是我1984年參與錢學森先生發起思維科學研究時期老朋友,他在系統論哲學上的造詣很深。

到清華,我是一定要去拜見我心中特別崇敬的長者何兆武先生。何兆武先生1921年9月生於北京，原籍湖南岳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他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文化漫談》、《西南聯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學記》等。

何兆武先生和中國共產黨同庚,91歲高齡,依然耳聰目明讀書寫作,每天還從三層樓上下出門溜彎兒。

他一邊翻看我的小書《中國:共生崛起》,一邊問我:

“小錢，你說以前叫蘇聯，現在叫俄羅斯，實行的是什麼主義?”

我知道他有話說，就微笑地望着他，等老先生往下說。當他再次問我：

“你去過幾次俄羅斯，你說他們現在是什麼主義？”

我就半打趣半認真地回應說:“我的感受,大概可以叫平等自由博愛互助主義,或者從一個大國來說,乾脆叫正常主義吧”。

何先生目光閃爍,依舊笑眯眯說:“他們好象不提什麼主義了吧,非要說,就是你說的共生。不過,我們國家現在好象也不大提什麼主義,以前我聽吳玉章講話,說,我們不能提‘馬克思主義’,只能提‘馬克思列寧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有很多派別,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是講先進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派別。可是,現在我們中國也不提‘列寧主義’了,可能說明我們國家的領導人,也開始允許多樣共生。”

作為一名通曉中外歷史的學者,他強調的是中國在進步。於是,我冒昧地評論(在他這樣的長者面前,他就能讓你感覺沒有任何拘束)說:“我理解中,最旗幟鮮明地宣布‘特權是罪惡’、‘壓迫剝削是罪惡’的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無論馬克思講生產力、講社會經濟關係的歷史基礎,還是講階級鬥爭,都是對一切‘為人們謀求特權預留了倫理立法空間’的主義或制度的宣戰。所以,現在我們清楚地知道,不管講什麼主義,是什麼派別學說,凡是有益於國家公民身心靈健康,有益於國家公民休養生息,最好是優雅從容地休養生息的主義,就是好主義,好的政治,這是一個具有文明人類共通性的根本參照。否則,就是小時候老師教的那句話‘騙人不是好孩子’。其實,對執政者和國民,這是一切意識形態的社會公德底線和基礎。有了這個基礎,一切才好商量,也有商量的餘地。商量就是建設、是互助,否則只能是無休止的破壞,因為一個‘騙人’行為的後面,只會接着一個‘騙人’行為,以證明其一貫正確,以至最後堆砌成政治經濟社會高危症候的‘多米諾騙局’或‘龐氏騙局’……是的,無論我親眼所見所感,還是研讀有關資料包括世界銀行的報告,俄羅斯的變革,確實達到了社會公平正義,就是讓所有國家公民而不只是‘精英共同體’受益的結果。”

何先生聽到我囉嗦這麼多,就直接點題說:“小錢,我看從蘇聯到現在的俄羅斯,至少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成功的和平經驗範例,證明歷史進步未必非要你死我活,對吧?!”

我說:“完全贊成。我做共生探索的必要性,僅僅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這一百多年,中國人的頭腦被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主義(-ism)當跑馬場一樣踐踏得亂七八糟,為了避免當代中國人繼續為了‘主義’而吵鬧打仗,必須有一種思想來梳理整合文明人類業已取得的真實成果,以便在實踐中超越這段‘主義打架’的歷史。更重要的是,我感到照現在時勢的發展,這已然成為一種時代的需要。在這個意義上,共生作為一種主義,我認為它大概是中國和世界最後一個需要被強調的主義。我期待的是,當人們體行共生成為常識後,包括共生在內的一切主義,自然會象中國古人說的那樣‘得魚忘筌’了。”

何兆武先生告訴我:“和諧與共生,不是一個層級的概念,現在有個詞,叫‘被和諧’,很有意思。”他停了一下,說“和諧這個概念是從音樂中來，一首曲子的音律有主有次、有高低起伏、抑揚頓挫，作為一種藝術是必須的，可是用在社會關係的處理上，不平等的社會問題，也就是‘被和諧’和‘河蟹’的問題，暴露就來了。我想呀，因為共生的前提條件，是承認所有人的平等主體地位，也就是尊重生命自組織連接平衡的基本屬性，在所有宗教、主義和哲學中,共生大概是具有最大公約數的思想。你管共生叫法則,叫普世價值的中國表述,我想也未嘗不可”。

這時阿姨在示意午餐好了,何先生說:“呵呵,小錢,你還真想得不少,我現在老了。走,我們吃飯去。”

在剛才的交談中,何先生還兩次重提那年告訴我的一條西諺,即:“自己活,也讓別人活”(live and let live)。在他富有意味的微笑後面,跟着一句“我一看到你，就想到這個諺語。其實人類這點事,就這麼簡單。中國人也是人類生態的一部分麼,講生態文明，不是生態戰爭，所以就要講共生哲學，哲學是文明的活的靈魂麼，呵呵。”

當我們在餐桌前就坐好,他拿起筷子時,又笑眯眯地對我說:“西諺有句話,叫‘自己活,也別人活’,就是小錢你說的共生，呵呵”。這是老先生今天第三次提到這句話,但每一次,那語氣都好像是第一次講述時那樣親切而平和。啊!短短一個小時的拜會,何先生三次提到“自己活,也讓別人活”這一諺語,一定是有大義在,而絕對不是簡單的重複。

望着面前這位老者,笑眯眯一無所求的神情,我當即感受到跟去年前年兩次拜會周有光先生時產生的感覺完全相同的感覺——他這是對於當下中國人命運的一種大關愛、大悲憫,他分明是當代國人的又一尊活菩薩，是耶穌再世啊!

我曾由於主持“國家八五計劃重點圖書”《國學大師叢書》的組織編輯,有幸結緣中國大陸最後一批人文大家,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我無時不感到身處一種超級精神體能的振幅之中。即使不說話,僅僅是呆在他們身邊,坐上那麼一小會兒,仰望着他們慈航純粹的眼神,我也能感受到自己已然進入一種無比純粹正向的充滿陽光的能量場。

當我邀請何兆武先生參加7月中旬舉辦的“第一屆全球共生論壇”時,他很爽朗愉快地答應:“好,我來參加!”

為了不影響老先生休息,吃過午飯,我即告辭。

午後去北大,尋訪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司徒雷登的故居———臨湖軒。此前,我曾於2012年4月29日專程到錢塘江畔的安賢陵園,拜謁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司徒雷登先生的暫安之地。現在,我找到了燕園的臨湖軒。我是擅自闖入的,但旋即取得工作人員的理解與允許,於是,在這早已心儀的所在,我得以淨一淨平日裡不無浮躁的心,躑躅遐想。

我試圖弄明白,這屋子的主人,何以自稱“是一個中國人,更甚於是一個美國人”?這屋子的主人,何以提出遵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大學精神?這屋子的主人,何以能把一個學生規模遠不如今天中國一個三類大學,且是由匯文、華北協和、通州協和三所教會學校合併起來時吵得不亦樂乎的“爛攤子”,在那十幾年的歷史瞬間,便辦成了一所足可與中國乃至國際知名的一流大學比肩,而才俊輩出的綜合性大學?

我想象着冰心筆下,那位叫得出每一位學子名字的他;那位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裡,寄出第一封短簡的他,送上第一盆鮮花的他;那第一個歡迎微笑,送出第一句真摯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那個他,是如何把自己的寂寞,藏進烏雲的縫隙,是如何把自己的夢想,寫在這中華燕園,書寫歷史?!

我拾級而下,自然少不得在未名湖畔徜徉。不由得想到,那個曾經擁有這個園子的陝西軍閥,叫什麼來着,居然會被一個貌似洋人心存中華的傢伙的千里來尋,而感動不已,收了區區六萬大洋,還回贈了一半,以表其虔敬之心。

呵呵,這泓以“未名”命名,而名聞天下的小小的湖啊,那博雅塔下,分明是個大海洋!因為她曾經承載着大師的腳步,擎托起詩人的靈魂,開啟,也書寫了中華社會英才、外交官和無冕之王的旅程。

祂的陽光、月光、星光、燈光,點燃着一茬茬莘莘學子的心火與夢想,祂是那樣平靜而深情地一次次目送過,這心火與夢想的種子,撒落華夏,遍布全球,繁衍於洲際宇環……

然而,曾幾何時,這深藏在得天獨厚的燕園中的未名湖啊,卻被人完全沒有必要地占居了去,而原本更加得天獨厚大師輩出的占居者,自那一年,那一歲過後,確實抹去了臨湖軒主人的歷史微跡,可自己,六十個金色華年了,有大師幾許、詩人幾何?

是啊,有人說,燕園與你何干?未名湖與你何涉?臨湖軒又與你何關?是的,與我無干,與我無涉,也與我無關。可祂,承載過、擎託過、開啟過、書寫過中國的大學歷史。

大學,是文明人類之新生代,未來生活信仰與信仰生活、生活世俗與世俗生活的預演之地!化用同是燕大校友費孝通先生的話,大學教育的本份,就是造就文明人類這樣的生活常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美育共生!

所以,大學的開放全人格教育、博雅通識教育、身心靈健康教育,是文明人類得以正常成長的社會組織之光、之根、之源。

那個書寫歷史的燕園啊,難道只能是彪炳中國大學教育史冊的記憶?今天,當我們聽着“群星”們一味的呻吟或狂歡,已成為習慣;當我們見證了忠於心靈呼喚的退學者,不再是個案……這燕園,這未名湖,這臨湖軒,是時候了,不該是繼續被歷史掩埋的歷史,不能永遠成為被歷史書寫的現在進行曲……

中國大學教育亟待改變。一說改變,我們便會掉進千頭萬緒的糾結糾葛之中,那麼,就從重建燕京大學開始吧,因為燕園,就是改變的楷模、改變的榜樣!

我想,在處理中國內部事務上,也許可以把大學教育改製作為一個抓手(如以重建燕京大學作為一個小小的切入點),不經意地啟動中國的全生態社會建設。

大意為:堅決樹立一個正向的文化、道德、法制、組織標杆,其他各項工作,先讓它按自己的慣性運轉,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慣性運轉,勢必在“全生態社會建設”的範式面前,自行裸露相形見絀(如“黨內改革”問題,官多、官滿為患問題,政府公司化問題,產業結構失衡問題,立法司法行政衝突問題,“諸侯”、“王’”、“御林”經濟結成財政聯邦分利格局對抗中央的問題,精英利益共同體留取優質資源資產把劣質資產包袱丟給一盤散沙的社會問題,等等),在中央新國策的引導下,而不能不發生“內生性”改變。

那時,順勢而為,體行共生,就相對容易。但有一個必要前提,這就是新當國者的立威方式選擇!

毫無疑問,新當國者立威,是中國步入正常國家的必要條件;而立威,無疑需要付出必要的成本(不是外部性成本,就是內生性成本)。立威方式的選擇,既包含了戰略選擇,又包含了策略與謀略實施。

那麼,從抓大學教育改制入手,且是以重建一所曾經無比輝煌的,既有歷史厚重感又合世界潮流的大學的方式入手,開一個小小的切口,但必須是動真格的。其中重建燕京大學的工作,特別是讓北京大學歸還“燕園”,作為新當國者的第一個改變“特權分利格局”的政治舉措——意味着把用公權力剝奪的東西,再用公權力限時歸還給被剝奪者(即不經過談判,要求北京大學當局無條件接受支持,而211工程擴建後的北京大學在硬件上完全具備接受這一政治舉措自行消化組織的能力)——是藉以立威的切入點!

由此,開啟當代中國全生態社會建設的新局,比起直接動人事、動機構、動部門和地方各層級精英共同體的結構性利益格局,這一政治舉措,是新當國者立威成本最低,又最容易得到全國公民之心、順乎潮流、關乎國祚國運的一個正向立威範式——全國人民不只是擁護,而是一下就能明白新當家人的思想指向,原來與國民的時代精神訴求和心理期待完全同頻,這正是有作為之當國者,真正可倚仗的偉大而神聖的堅實動力機制,即改變的力量!

這一舉措一旦實施,其立威方式,既與當年鄧小平文革後復出,從恢復高考和抓教育科技入手一樣,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又非常徹底而長效。一經產生太陽光能量漣漪與地球人精神體能和合共生式高同頻效應,就必能形成上下齊心恊力的大格局,從而創造世界政治奇蹟。

這個奇蹟就是,不管改變的阻力有多大,但與歷史上所有囿於“頂層設計”的改變(如商鞅、王安石、光緒、斯托雷平)相比,有一點非同小可的不同,即:新一代當國者絕不會再遭遇“改革者”由於背負歷史包袱及“先輩們的夢魘”(馬克思語)而導致自身改變的不徹底性,從而很快被置於“改革對象”(如那場風波一樣)的尷尬境地。

因為,新當國者的這一立威方式,不再是那種擔心“改變共識危機”,而採取的權謀、謀略,而是為了當代中國的善政良治而展開的真正的大戰略、大智慧、大擔當。

我相信,這是真正有益於全體國民身心靈健康,真正有益於全體國民休養生息,且是長久地、優雅從容地休養生息,從而,有益於中國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開始!

2012年6月8日夜於北京心約居

民生之本乃善待他者和解共生

2010年03月03日12:23  大眾網-大眾日報，新浪網https://news.sina.com.cn/pl/2010-03-03/122319779546.shtml

作者：錢宏

　　“民生”問題，是從哪裡來，又如何解決？這讓我想起了曾經與清華大學何兆武教授的一段對話。

　　他的《上學記》出版那年，我再次去看他（1993年前後與何先生結緣）。我們從他書中一個話題“貴適潮流，而不貴適國情”，談到另一個話題：“用共生價值觀為一切硬道理導航”。

　　他微笑對我說，“英諺有云：live and let live，譯成中文，‘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這個諺語，強調的就是共生的法則，鼓勵生活、經濟和文化的多樣性”。他接着說，“亞當·斯密說了，人只要做理性經濟人就可以了，‘如此一來，他就好像被一隻無形之手引領，在不自覺中對社會的改進盡力而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個人為求私利而無心對社會做出貢獻，其對社會的貢獻遠比有意圖做出的大。’你看，我們中國現在經濟學家最吃香，而這句話，就是經濟學得以成立和我們的經濟學家有沒有金飯碗的一個基本假設。即人是為自己活，不是為了解放全人類。這還不夠，還要你不去要求，特別是不苛求他人為自己而活，就是你得承認他人也必須為自己活，所以還要善待他人，甚至善待一切他者。”

時隔13年，錢宏2006年12月5日再次拜見何兆武先生，先生跟我談起社會主義的本義和當時有關民主社會主義的爭議

　　為自己活，善待他者，和解共生。所謂“善待他者”，就是公正地對待、兼相愛地對待、無私地對待、真誠地對待、平等地對待、自主地對待、無差別地對待、無障礙地對待。和解，表現在文化觀念上，就是承認所有人(包括敵人)的生存權利，和解共生，真正體現出人類“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懷和“他者高於一切”的哲學倫理原則。我想，如果這就是倫理學家出身的亞當·斯密所說的“理性經濟人”，那麼，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就是，由於理性經濟人作為個人，總有其局限性，總有兼顧不到的地方，於是，就需要組織起來成為“組織經濟人”，乃至“組織政治人”和“組織文化人”。

　　通過組織獲得個人利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在傳統中國和傳統政治的意義上，歸結為“民本”問題，是孟子率先提出來的，中國人用“武死戰、文死諫”的方式講了兩千年；從共和制國家和現代政治文明的意義上，就是從孫中山肇始，講了一百年，到改革開放的今天，越來越成為每年人大、政協“兩會”關注的一個焦點，即“民生”問題。

　　所以，要講清民本問題、民生問題，還得倒回來先說清集體是什麼，特別是國家是什麼，國家包括哪些內容？

　　主權國家由國民或公民組成，按照“權責對稱法則”，國民作為個體，是獨立享有民事責任和民事權利的主體，國民作為“有生命的個人”，是人權、事權、物權“三權”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國民意味着對國家和社會公共生活的參與，並在這種組織或非組織的公共參與中不斷完善自我教育，因而，國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強烈的國家認同感。

　　我們中國，已然在19世紀開始被迫融入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國民再次選擇了共和國這一現代文明範疇的政治制度。這裡再說說“政權與治權”這一划分現實意義。所謂政權，就是“執政權”，是保障政治制度性質的權力。胡錦濤主席提出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講的是執政權，即“政權”。他要求的是高標準的“善政”，是“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把善政落到實處的，則是行政權，即“治權”。善政對於治權的要求，當然就是“良治”。良治的要求，保障國民的生存、生活與發展，或者可以叫做“行政為生，勤政為活”。治權的核心，就是提供公共產品或叫公共服務。這就回到我們討論的民生問題來了。

　　當下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就是一部分通過資源壟斷先富起來的人，不甘心只是“先富起來”，更不會去“先富幫後富”達到“共同富裕”。如果這樣，所有的人身心靈都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就成為“事實上的不可能”。最後，連解決“民生問題”，本身也就成了每年人大政協“兩會”的一個突出議題。

　　而依我拙見，解決民生問題，確實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但這一切問題的根本解決，還是要回到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即全國人大的立法機制上來。作為一個公民，我期待有權力提議案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中間，有人正式提出最能體現“自己活，也要讓別人活”這一共生法則的《國民事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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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參考文獻：

錢 宏：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難題，https://user.guancha.cn/wap/content?id=51358

錢 宏：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是普及共生主義生活方式——中國現時代的處世哲學(摘要) http://www.studyplace.net/home/News_View.asp?NewsID=673

高 度：共生思想，重組全球化進程催生偉大智慧——2021年全球共生思想研討會側記（ January 25, 2021）

http://www.studyplace.net/home/News_View.asp?NewsID=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