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等主体承诺，到交互主体共生

钱    宏  Archer Hong Qian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Foundation

编者按：

今天是2025年1月1日，重刊两篇涉及世纪性的翻译家、史学家、哲学家何兆武先生（1921-2021）的旧文，即2010年3月3日写的《民生之本乃善待他者和解共生》和2012年6月8日写的《拜会何兆武先生实录 寻访燕园临湖轩所思》，以飨读者。

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有几条基本原则，如自愿原则、诚信原则、公平原则、公秩良俗原则、绿色原则，但所有这些原则还有一个逻辑大前提，这就是“平等主体原则”，意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相互之间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即“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民法典第4条）。在这个大前提下，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自愿、诚信、公平、公秩良俗、绿色，才可能成为事实！

所以，2001年12月03日签订的中国入世承诺一共29项（截止2019年为止，兑现承诺（已完成）的大约11项，未完成18项，未兑现率为63%），其中最重要的承诺，就是“平等主体承诺”（Equal subject commitment）。

也就是说，在民事活动中，只要“平等主体”原则或承诺缺失，有人以主体（Subject）自居，而视其他人为客体（Object）的事实存在，不仅《民法典》、《官法典》、《宪法》，以及一切涉及人的约定、协约都会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且都会沦为谎言。这就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哲学认知问题。

由此，也就是说，在民事活动中，只要“平等主体”原则或承诺缺失，有人以主体（Subject）自居，而视其他人为客体（Object）的事实存在，不仅《民法典》、《官法典》、《宪法》，以及一切涉及人的约定、协约都会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且都会沦为谎言。这就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哲学认知问题。

所以，基于生命自组织连接平衡过程的共生哲学，很自然地从追求“整体统一”及“主客对立统一”（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的思维方式，转换为“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思维方式。

首先，我们从当前迅猛发展的AI研发将遭遇“三大瓶颈”（超高能耗与效能不匹配；系统思维信源、信道、信果局限；数据、算法、算力+神经网络不等于智慧，更不等于爱之智慧）亟需技术上的突破，发现这个“技术突破”，也是从主客体对立统一思维方式向交互主体共生思维方式的转换。

那么，联系过去50年特别是40年来的世界局势，情况如何？

2024年初，召集了来自120个国家的2,800多位领导者参与的第54届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达沃斯年会上提出的“重建信任”（Rebuild trust）议题时，联合国此前在2024年1月4日发布的《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利率持续高企，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贸易疲软，债务危机爆发，气候灾害增多，给全球增长带来巨大挑战。那么，UN说的“巨大挑战”（问题）和WEF提出的“重建信任”（因应）的大背景，以及哲学思维方式是什么？

这个大背景是：经过1980年代到2010年代的高速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增长，已经翻几番，但是，终日劳碌奔波的多数人特别是底层人民（民事责任者）的获得感、幸福感，非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差，各种威逼利诱、坑蒙拐骗的机会主义（包括政府性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盛行，是的，国际社会不难发现，在包括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地缘政治危机在内诸般危机和不确定性的背后，是国际关系、族际关系、人际关系、东西关系、左右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生命的个人身心灵关系，特别是官民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越来越紧张……我们不能不警醒的是，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经济下行与信任危机，很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可以说，WEF以“重建信任”因应UN"巨大挑战"，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不过，重建信任，不只是一个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宗教的问题，重建信任，也不只是一个科技问题或人文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强势者以主体（Subject）自居，把他者、自然、社会当作支配、操纵、掠夺、侵占的客体（Object）的思维方式，再也不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而需要改弦更张——由“主客对立统一”（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的思维方式，转换为“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思维方式。

钱宏2025年1月1日晨于温哥华

拜会何兆武先生实录 寻访燕园临湖轩所思

今天是2012年6月8日。一早去清华,最后落实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的举办时间、地点和规模。

在明斋,还拜会了魏宏森先生并邀请他出席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魏先生是我1984年参与钱学森先生发起思维科学研究时期老朋友,他在系统论哲学上的造诣很深。

到清华,我是一定要去拜见我心中特别崇敬的长者何兆武先生。何兆武先生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他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学记》等。

何兆武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同庚,91岁高龄,依然耳聪目明读书写作,每天还从三层楼上下出门溜弯儿。

他一边翻看我的小书《中国:共生崛起》,一边问我:

“小钱，你说以前叫苏联，现在叫俄罗斯，实行的是什么主义?”

我知道他有话说，就微笑地望着他，等老先生往下说。当他再次问我：

“你去过几次俄罗斯，你说他们现在是什么主义？”

我就半打趣半认真地回应说:“我的感受,大概可以叫平等自由博爱互助主义,或者从一个大国来说,干脆叫正常主义吧”。

何先生目光闪烁,依旧笑眯眯说:“他们好象不提什么主义了吧,非要说,就是你说的共生。不过,我们国家现在好象也不大提什么主义,以前我听吴玉章讲话,说,我们不能提‘马克思主义’,只能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派别,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讲先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派别。可是,现在我们中国也不提‘列宁主义’了,可能说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允许多样共生。”

作为一名通晓中外历史的学者,他强调的是中国在进步。于是,我冒昧地评论(在他这样的长者面前,他就能让你感觉没有任何拘束)说:“我理解中,最旗帜鲜明地宣布‘特权是罪恶’、‘压迫剥削是罪恶’的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无论马克思讲生产力、讲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基础,还是讲阶级斗争,都是对一切‘为人们谋求特权预留了伦理立法空间’的主义或制度的宣战。所以,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不管讲什么主义,是什么派别学说,凡是有益于国家公民身心灵健康,有益于国家公民休养生息,最好是优雅从容地休养生息的主义,就是好主义,好的政治,这是一个具有文明人类共通性的根本参照。否则,就是小时候老师教的那句话‘骗人不是好孩子’。其实,对执政者和国民,这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社会公德底线和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一切才好商量,也有商量的余地。商量就是建设、是互助,否则只能是无休止的破坏,因为一个‘骗人’行为的后面,只会接着一个‘骗人’行为,以证明其一贯正确,以至最后堆砌成政治经济社会高危症候的‘多米诺骗局’或‘庞氏骗局’……是的,无论我亲眼所见所感,还是研读有关资料包括世界银行的报告,俄罗斯的变革,确实达到了社会公平正义,就是让所有国家公民而不只是‘精英共同体’受益的结果。”

何先生听到我啰嗦这么多,就直接点题说:“小钱,我看从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至少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和平经验范例,证明历史进步未必非要你死我活,对吧?!”

我说:“完全赞成。我做共生探索的必要性,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这一百多年,中国人的头脑被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主义(-ism)当跑马场一样践踏得乱七八糟,为了避免当代中国人继续为了‘主义’而吵闹打仗,必须有一种思想来梳理整合文明人类业已取得的真实成果,以便在实践中超越这段‘主义打架’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感到照现在时势的发展,这已然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共生作为一种主义,我认为它大概是中国和世界最后一个需要被强调的主义。我期待的是,当人们体行共生成为常识后,包括共生在内的一切主义,自然会象中国古人说的那样‘得鱼忘筌’了。”

何兆武先生告诉我:“和谐与共生,不是一个层级的概念,现在有个词,叫‘被和谐’,很有意思。”他停了一下,说“和谐这个概念是从音乐中来，一首曲子的音律有主有次、有高低起伏、抑扬顿挫，作为一种艺术是必须的，可是用在社会关系的处理上，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被和谐’和‘河蟹’的问题，暴露就来了。我想呀，因为共生的前提条件，是承认所有人的平等主体地位，也就是尊重生命自组织连接平衡的基本属性，在所有宗教、主义和哲学中,共生大概是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思想。你管共生叫法则,叫普世价值的中国表述,我想也未尝不可”。

这时阿姨在示意午餐好了,何先生说:“呵呵,小钱,你还真想得不少,我现在老了。走,我们吃饭去。”

在刚才的交谈中,何先生还两次重提那年告诉我的一条西谚,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在他富有意味的微笑后面,跟着一句“我一看到你，就想到这个谚语。其实人类这点事,就这么简单。中国人也是人类生态的一部分么,讲生态文明，不是生态战争，所以就要讲共生哲学，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么，呵呵。”

当我们在餐桌前就坐好,他拿起筷子时,又笑眯眯地对我说:“西谚有句话,叫‘自己活,也别人活’,就是小钱你说的共生，呵呵”。这是老先生今天第三次提到这句话,但每一次,那语气都好像是第一次讲述时那样亲切而平和。啊!短短一个小时的拜会,何先生三次提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一谚语,一定是有大义在,而绝对不是简单的重复。

望着面前这位老者,笑眯眯一无所求的神情,我当即感受到跟去年前年两次拜会周有光先生时产生的感觉完全相同的感觉——他这是对于当下中国人命运的一种大关爱、大悲悯,他分明是当代国人的又一尊活菩萨，是耶稣再世啊!

我曾由于主持“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图书”《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有幸结缘中国大陆最后一批人文大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无时不感到身处一种超级精神体能的振幅之中。即使不说话,仅仅是呆在他们身边,坐上那么一小会儿,仰望着他们慈航纯粹的眼神,我也能感受到自己已然进入一种无比纯粹正向的充满阳光的能量场。

当我邀请何兆武先生参加7月中旬举办的“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时,他很爽朗愉快地答应:“好,我来参加!”

为了不影响老先生休息,吃过午饭,我即告辞。

午后去北大,寻访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的故居———临湖轩。此前,我曾于2012年4月29日专程到钱塘江畔的安贤陵园,拜谒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先生的暂安之地。现在,我找到了燕园的临湖轩。我是擅自闯入的,但旋即取得工作人员的理解与允许,于是,在这早已心仪的所在,我得以净一净平日里不无浮躁的心,踯躅遐想。

我试图弄明白,这屋子的主人,何以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这屋子的主人,何以提出遵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大学精神?这屋子的主人,何以能把一个学生规模远不如今天中国一个三类大学,且是由汇文、华北协和、通州协和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起来时吵得不亦乐乎的“烂摊子”,在那十几年的历史瞬间,便办成了一所足可与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比肩,而才俊辈出的综合性大学?

我想象着冰心笔下,那位叫得出每一位学子名字的他;那位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寄出第一封短简的他,送上第一盆鲜花的他;那第一个欢迎微笑,送出第一句真挚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那个他,是如何把自己的寂寞,藏进乌云的缝隙,是如何把自己的梦想,写在这中华燕园,书写历史?!

我拾级而下,自然少不得在未名湖畔徜徉。不由得想到,那个曾经拥有这个园子的陕西军阀,叫什么来着,居然会被一个貌似洋人心存中华的家伙的千里来寻,而感动不已,收了区区六万大洋,还回赠了一半,以表其虔敬之心。

呵呵,这泓以“未名”命名,而名闻天下的小小的湖啊,那博雅塔下,分明是个大海洋!因为她曾经承载着大师的脚步,擎托起诗人的灵魂,开启,也书写了中华社会英才、外交官和无冕之王的旅程。

祂的阳光、月光、星光、灯光,点燃着一茬茬莘莘学子的心火与梦想,祂是那样平静而深情地一次次目送过,这心火与梦想的种子,撒落华夏,遍布全球,繁衍于洲际宇环……

然而,曾几何时,这深藏在得天独厚的燕园中的未名湖啊,却被人完全没有必要地占居了去,而原本更加得天独厚大师辈出的占居者,自那一年,那一岁过后,确实抹去了临湖轩主人的历史微迹,可自己,六十个金色华年了,有大师几许、诗人几何?

是啊,有人说,燕园与你何干?未名湖与你何涉?临湖轩又与你何关?是的,与我无干,与我无涉,也与我无关。可祂,承载过、擎托过、开启过、书写过中国的大学历史。

大学,是文明人类之新生代,未来生活信仰与信仰生活、生活世俗与世俗生活的预演之地!化用同是燕大校友费孝通先生的话,大学教育的本份,就是造就文明人类这样的生活常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美育共生!

所以,大学的开放全人格教育、博雅通识教育、身心灵健康教育,是文明人类得以正常成长的社会组织之光、之根、之源。

那个书写历史的燕园啊,难道只能是彪炳中国大学教育史册的记忆?今天,当我们听着“群星”们一味的呻吟或狂欢,已成为习惯;当我们见证了忠于心灵呼唤的退学者,不再是个案……这燕园,这未名湖,这临湖轩,是时候了,不该是继续被历史掩埋的历史,不能永远成为被历史书写的现在进行曲……

中国大学教育亟待改变。一说改变,我们便会掉进千头万绪的纠结纠葛之中,那么,就从重建燕京大学开始吧,因为燕园,就是改变的楷模、改变的榜样!

我想,在处理中国内部事务上,也许可以把大学教育改制作为一个抓手(如以重建燕京大学作为一个小小的切入点),不经意地启动中国的全生态社会建设。

大意为:坚决树立一个正向的文化、道德、法制、组织标杆,其他各项工作,先让它按自己的惯性运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性运转,势必在“全生态社会建设”的范式面前,自行裸露相形见绌(如“党内改革”问题,官多、官满为患问题,政府公司化问题,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立法司法行政冲突问题,“诸侯”、“王’”、“御林”经济结成财政联邦分利格局对抗中央的问题,精英利益共同体留取优质资源资产把劣质资产包袱丢给一盘散沙的社会问题,等等),在中央新国策的引导下,而不能不发生“内生性”改变。

那时,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就相对容易。但有一个必要前提,这就是新当国者的立威方式选择!

毫无疑问,新当国者立威,是中国步入正常国家的必要条件;而立威,无疑需要付出必要的成本(不是外部性成本,就是内生性成本)。立威方式的选择,既包含了战略选择,又包含了策略与谋略实施。

那么,从抓大学教育改制入手,且是以重建一所曾经无比辉煌的,既有历史厚重感又合世界潮流的大学的方式入手,开一个小小的切口,但必须是动真格的。其中重建燕京大学的工作,特别是让北京大学归还“燕园”,作为新当国者的第一个改变“特权分利格局”的政治举措——意味着把用公权力剥夺的东西,再用公权力限时归还给被剥夺者(即不经过谈判,要求北京大学当局无条件接受支持,而211工程扩建后的北京大学在硬件上完全具备接受这一政治举措自行消化组织的能力)——是借以立威的切入点!

由此,开启当代中国全生态社会建设的新局,比起直接动人事、动机构、动部门和地方各层级精英共同体的结构性利益格局,这一政治举措,是新当国者立威成本最低,又最容易得到全国公民之心、顺乎潮流、关乎国祚国运的一个正向立威范式——全国人民不只是拥护,而是一下就能明白新当家人的思想指向,原来与国民的时代精神诉求和心理期待完全同频,这正是有作为之当国者,真正可倚仗的伟大而神圣的坚实动力机制,即改变的力量!

这一举措一旦实施,其立威方式,既与当年邓小平文革后复出,从恢复高考和抓教育科技入手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非常彻底而长效。一经产生太阳光能量涟漪与地球人精神体能和合共生式高同频效应,就必能形成上下齐心恊力的大格局,从而创造世界政治奇迹。

这个奇迹就是,不管改变的阻力有多大,但与历史上所有囿于“顶层设计”的改变(如商鞅、王安石、光绪、斯托雷平)相比,有一点非同小可的不同,即:新一代当国者绝不会再遭遇“改革者”由于背负历史包袱及“先辈们的梦魇”(马克思语)而导致自身改变的不彻底性,从而很快被置于“改革对象”(如那场风波一样)的尴尬境地。

因为,新当国者的这一立威方式,不再是那种担心“改变共识危机”,而采取的权谋、谋略,而是为了当代中国的善政良治而展开的真正的大战略、大智慧、大担当。

我相信,这是真正有益于全体国民身心灵健康,真正有益于全体国民休养生息,且是长久地、优雅从容地休养生息,从而,有益于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开始!

2012年6月8日夜于北京心约居

民生之本乃善待他者和解共生

2010年03月03日12:23  大众网-大众日报，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pl/2010-03-03/122319779546.shtml

作者：钱宏

　　“民生”问题，是从哪里来，又如何解决？这让我想起了曾经与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的一段对话。

　　他的《上学记》出版那年，我再次去看他（1993年前后与何先生结缘）。我们从他书中一个话题“贵适潮流，而不贵适国情”，谈到另一个话题：“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

　　他微笑对我说，“英谚有云：live and let live，译成中文，‘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这个谚语，强调的就是共生的法则，鼓励生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他接着说，“亚当·斯密说了，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大。’你看，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学家最吃香，而这句话，就是经济学得以成立和我们的经济学家有没有金饭碗的一个基本假设。即人是为自己活，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还不够，还要你不去要求，特别是不苛求他人为自己而活，就是你得承认他人也必须为自己活，所以还要善待他人，甚至善待一切他者。”

时隔13年，钱宏2006年12月5日再次拜见何兆武先生，先生跟我谈起社会主义的本义和当时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议

　　为自己活，善待他者，和解共生。所谓“善待他者”，就是公正地对待、兼相爱地对待、无私地对待、真诚地对待、平等地对待、自主地对待、无差别地对待、无障碍地对待。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和解共生，真正体现出人类“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和“他者高于一切”的哲学伦理原则。我想，如果这就是伦理学家出身的亚当·斯密所说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理性经济人作为个人，总有其局限性，总有兼顾不到的地方，于是，就需要组织起来成为“组织经济人”，乃至“组织政治人”和“组织文化人”。

　　通过组织获得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传统中国和传统政治的意义上，归结为“民本”问题，是孟子率先提出来的，中国人用“武死战、文死谏”的方式讲了两千年；从共和制国家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意义上，就是从孙中山肇始，讲了一百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越来越成为每年人大、政协“两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即“民生”问题。

　　所以，要讲清民本问题、民生问题，还得倒回来先说清集体是什么，特别是国家是什么，国家包括哪些内容？

　　主权国家由国民或公民组成，按照“权责对称法则”，国民作为个体，是独立享有民事责任和民事权利的主体，国民作为“有生命的个人”，是人权、事权、物权“三权”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国民意味着对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并在这种组织或非组织的公共参与中不断完善自我教育，因而，国民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我们中国，已然在19世纪开始被迫融入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国民再次选择了共和国这一现代文明范畴的政治制度。这里再说说“政权与治权”这一划分现实意义。所谓政权，就是“执政权”，是保障政治制度性质的权力。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讲的是执政权，即“政权”。他要求的是高标准的“善政”，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把善政落到实处的，则是行政权，即“治权”。善政对于治权的要求，当然就是“良治”。良治的要求，保障国民的生存、生活与发展，或者可以叫做“行政为生，勤政为活”。治权的核心，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或叫公共服务。这就回到我们讨论的民生问题来了。

　　当下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一部分通过资源垄断先富起来的人，不甘心只是“先富起来”，更不会去“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如果这样，所有的人身心灵都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就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最后，连解决“民生问题”，本身也就成了每年人大政协“两会”的一个突出议题。

　　而依我拙见，解决民生问题，确实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但这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回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的立法机制上来。作为一个公民，我期待有权力提议案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中间，有人正式提出最能体现“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这一共生法则的《国民事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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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参考文献：

錢 宏：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难题，https://user.guancha.cn/wap/content?id=51358

錢 宏：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是普及共生主义生活方式——中国现时代的处世哲学(摘要) http://www.studyplace.net/home/News_View.asp?NewsID=673

高 度：共生思想，重组全球化进程催生伟大智慧——2021年全球共生思想研讨会侧记（ January 25, 2021）

http://www.studyplace.net/home/News_View.asp?NewsID=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