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回復吳思兄：古羅馬共和 vs. 現代憲政，基督教的獨特貢獻——兼論“多元權力”與“權力多元”


吳思：

謝謝趙曉兄回復。切磋討論讓雙方受益。但我對各種宗教了解太淺，缺乏比較各種世界觀的知識儲備，連判斷他人比較的能力都不夠，只好放棄這方面的討論了。 不過，對儒家世界觀的描述，恐怕還要考慮儒家左派如孟子的見解，單講後儒所謂的三綱五常，肯定會招致爭議。 很高興您在基督教之外補上了第一個必要條件，即多元化的元權力結構。這只是必要條件之一，當然不等於憲政本身。至於第二條，基督教的世界觀是不是必要條件，恐怕還需要解釋一下古羅馬的共和（契約，憲政）體制為什麼在基督教之前誕生。


趙曉：

吳思兄，您太過謙了！

其實，我從您的討論中受益匪淺，特別是“多元化的元權力結構”這一理論框架，激發我對憲政誕生的條件有了更多思考。

經濟學對制度的看法不同於一般人文學者。比如，從博弈論的角度，青木昌彥等認為制度無非就是一種“博弈均衡”。所以，“多元化的元權力結構”肯定是憲政的必要條件，您提出的這個概念，是非常強大的。但基於博弈論的思想，可以進一步拓展這個討論。

您提到兩個關鍵問題：

儒家世界觀的描述，是否忽略了孟子等左派儒家的思想？

如果基督教世界觀是憲政的“必要條件”，那為什麼古羅馬在基督教之前就誕生了共和（契約、憲政）體制？

這兩個問題都很有學術份量，值得仔細探討。好的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一半，再次謝過！

一、儒家世界觀：三綱五常 vs. 孟子的民本思想

吳兄提醒得很對！如果僅以後儒的“三綱五常”代表整個儒家世界觀，確實可能過於單一化。

1. 孟子的“民貴君輕” vs. 後儒的“三綱五常”

孟子在《盡心篇》中提出：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一思想在儒家體系內屬於“民本主義”立場，的確比後儒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具人民意識。

但是，“民本”並不等同於“民主”，孟子的本意是君主應當施行仁政，而不是要賦予人民直接的政治權利。

後來，宋明理學的“君為臣綱”將這一思想進一步絕對化，強化了君主專制，削弱了孟子的民本主義。

2. 儒家左派 vs. 右派，對政治權力的不同理解

孟子（左派）：強調君主的道德責任，認為如果君主暴虐，人民有權推翻（“湯武革命”）。孟子直白地說過：“君有大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萬章下》）“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

這個思想非常了不起，與加爾文主義“公民有神聖抵抗權”相似，但與現代民主仍有距離。

它仍然是“臣民”視角，而非“公民”視角，更非加爾文的“神聖”視角——強調的不是人的權利，而是君主的責任。

在實踐中，這一思想為“改朝換代”張目，如清兵剛一入關，就頒布詔令說“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但並未成為制度創新的啟發。

荀子、董仲舒（右派，更準確地講是“保皇派”）：強化君權神授，認為君主代表天命，民眾不得違抗。

到清代，儒家徹底演變為皇權服務的意識形態，民本思想幾乎被壓制。

結論：孟子的“民本”思想雖然存在，但從未發展為系統的具有憲政理念意義上的世界觀，也不太可能落地為制度化的憲政框架，儒家整體仍傾向於專制。

不過，儒家的“天道思想”與“民貴君輕”思想，堪稱中國保守主義的珍貴遺產，值得稱道。

儒家優點：敬天慕道。缺點：敬天不識天，慕道未得道——敬畏上天但不知如何跟上天建立個化的生命關係，渴慕天道但不知道是何物。儒家，具有樸素保守主義特點，與英美保守主義有某種親和性。

秦暉老師就曾指出，晚清時中國儒家不但不排斥西方，反認為西方的就是”洋三代“，堪比儒家“古三代”。

二、古羅馬的共和制度 vs. 現代憲政：基督教的獨特貢獻

吳兄的第二個問題更具挑戰性：

如果基督教是憲政的必要條件，那為什麼古羅馬在基督教之前就已經有了共和（契約、憲政）制度？

這個問題涉及“共和制”與“憲政民主”的本質區別，關鍵在於：

古羅馬的共和制 ≠ 現代憲政，二者有根本不同。

基督教提供了共和制度演變為現代憲政的核心思想基礎。

1. 古羅馬共和制：權貴之間的“權力分享”，而非普遍公民權

羅馬共和國（公元前509-27年），確實建立了貌似“憲政”的機制，如元老院、執政官、法務官等權力分立結構。

但也只是貌似，問題在於：這一共和制度主要服務於貴族階層（元老院成員），並不賦予普通公民平等的權利。

羅馬法雖然發展了契約精神，但並沒有“天賦人權”的概念，權利仍然由國家賦予，並非天然屬於個人。

結論：古羅馬的共和制是“精英權貴分權”，而非真正意義上保障個人自由與人權的普遍憲政。——趙家人分肥，沒阿 Q 什麼事！

2. 共和制的局限：沒有“有限政府”概念

羅馬法的核心，是國家至上，公民權由國家賦予，國家可以隨時剝奪。

現代憲政的核心——“政府必須受限”。這，並不是羅馬共和制的理念，而是基督教世界觀發展出的思想。

歷史上許多共和制度最終走向了極權（如羅馬共和國演變為帝制，威尼斯共和國走向貴族寡頭）。

結論：多元權力結構乃至權力制衡，共和制等等並不必然通向憲政，只有在基督教世界觀的塑造下，才最終發展出“有限政府”體系。——相咬的動物世界，不會自動進化成人類。

3. 基督教如何推動共和制向憲政演化？

思路決定出路，觀念形成制度。沒有來自聖經的“啟示”，沒有新的世界觀，只靠人頭腦中的思想，無論東方西方，現代憲政的核心思想理念很難從人的理性推導出來。

“人在神面前平等” → 發展出“天賦人權”

古羅馬共和制沒有“天賦人權”觀念，權利仍然是貴族與國家賦予的。

基督教的“Imago Dei”（按神的形象造人），讓“人被造而平等”的觀念成為可能，最終發展為現代人權觀。

“王在神下” → 發展出“王在法下”

羅馬法的權威來自國家，而基督教認為上帝的權威高於國家和君主，進而發展出“法律高於君主”的憲政原則。

《大憲章》（1215）正是基於這一觀念，開啟了“王在法下”的傳統。

政教分離理念 → 限制政府權力

羅馬共和制中，宗教仍然是國家控制的工具，而基督教推動了“凱撒的歸凱撒，神的歸神”（馬太福音 22:21）。——從此，君主不再具有壟斷一切、至高無上的權力。

這一原則最終發展出政教分離，使政府權力受到約束。

結論：古羅馬的共和制，是“權貴分權”，而基督教“有限政府”理念的貢獻，是將權利擴展到所有人（“民有、民治、民享”），使共和制演化為現代憲政民主。

三、拓展討論：憲政的三個核心條件

通過上述討論，對憲政制度的形成有了更清晰的梳理。但更重要的是，這對中國建立憲政制度有什麼啟發？為此需要更加拓展的討論。

吳兄提出的“多元化的元權力結構”是極具洞察力的概念，但容我指出：憲政制度的形成，不僅僅是“多元化的權力結構”，更關鍵的是“權力的多元性”。

或者說：權力主體需要進一步界定——必須具有某種憲政生命的基因屬性才行。

“多元化的權力結構”，好比就是“不同的山頭”，然而，“山頭的不同”更加重要！

因為，憲政的關鍵不是“誰在掌權”，而是“掌權者是否接受權力制約”！

（一）如何更好地理解這個邏輯呢？可用一個比喻來說明。

權力多元 vs. 多元權力：一個比喻——“圍棋 vs. 國際象棋”

我們可以把“多元權力結構”和“權力的多元性”的關係，比作圍棋和國際象棋的區別。

1. 圍棋模式（權力多元，但未必走向憲政）

在圍棋中，棋盤上的勢力可以多元化，但最終的目標只有一個：全盤控制。

每一個“勢力”都在不斷擴張自己的影響範圍，直到形成絕對優勢。

這就像很多國家的“多元權力”結構，表面上有不同山頭，但它們的目標都是爭取最高權力，而不是制衡權力。

結果是，誰贏了，誰就可以“一統天下”，沒有真正的憲政制衡。

例子：戰國七雄、三國演義，歐洲封建諸侯、近代軍閥混戰。

簡單說，光是“多元權力”並不能保證憲政，最終可能只是換一個贏家，再演一遍屠龍少年變新龍。

2. 國際象棋模式（權力多元 + 制衡機制 = 憲政）

在國際象棋中，黑白雙方不僅勢力對抗，而且每個棋子有不同的角色和約束。

國王雖然是核心，但不能隨意移動，甚至受到最嚴格的保護。

皇后、騎士、主教各有自己的運作規則，彼此牽制，形成制衡機制。

這就像英美的憲政制度，不僅有不同的權力中心（如國會、總統、法院），更重要的是，每個權力中心都有明確的限制和制衡原則。

例子：美國的三權分立、英國的君主立憲制。

憲政的關鍵，不只是“權力分散”，而是“不同權力的相互制約”，讓每個“棋子”都不能獨裁。

”圍棋“就是典型的“多元權力結構模式”，但其穩定的結果是“大一統”——這，標準的“中國模式”不是？！

國際象棋，才是憲政的遊戲！而遊戲的設定，是基督教的治理理念及其生命主體——基督教會的使然。

（二）教會的作用：如何改變權力的性質？

為什麼余英時要格外強調對於憲政民主的構建，中西最大的差別在於西方有教會，中國沒有。這就涉及到，為什麼教會的存在如此關鍵？

這大概是因為，余先生注意到了：在歷史上，權力多元化本身並不會自動形成憲政，因為權力集團之間的競爭，往往以“贏家通吃”、少年變龍告終。但基督教的出現，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權力邏輯，使“多元權力”從“圍棋模式”轉變為“國際象棋模式”。

1. 教會作為“特殊的山頭”

中世紀的天主教會本身就是一個獨立於國家權力之外的權力中心，它既不直接統治國家，又可以對國王施加道德與法律上的約束。

“王在神下” 的觀念，直接促成了“王在法下”的原則，使國王不能隨意行使絕對權力。

教會所倡導“華盛頓模式”：不是單純追求個人權力最大化，而是主動建立限制權力的機制。

2.教會推動了“公民社會”的誕生

教會不僅是宗教機構，還是最早的自治團體，推動了中世紀的大學、行會、市政自治等社會組織的發展。

這些“非政府組織”形成了現代公民社會的雛形，讓國家的權力不再是唯一的權力來源。

這相當於創造了更多“不同性質的山頭”，讓權力不能集中於一個單一結構中。

三是基督教世界觀促成了“有限政府”

舊約聖經中，以色列的政治結構本身就是“有限政府”的雛形——國王、祭司、先知三者分立，彼此制衡。

新約進一步強調，“凱撒的歸凱撒，神的歸神”（馬太福音 22:21），確立了政教分離原則，使國家權力不能凌駕一切。

現代憲政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基督教世界觀及實踐確保了權力不會“贏者通吃”。

結論：教會的存在，提供了一種不同性質的權力，使“多元權力結構”真正往前跨一步，走向憲政制度。

（三）中國的啟發：憲政的關鍵，“不同的山頭”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山頭的不同”

如果我們把憲政制度的形成，從“圍棋模式”轉向“國際象棋模式”，那對中國的憲政轉型有什麼啟發？

1. 過去的失敗：不缺“不同的山頭”，缺乏“山頭的不同”

晚清維新失敗，是因為“變法”的權力主體，仍然以皇權為核心，未能改變權力本質。

民國失敗，是因為雖然軍閥割據形成了“多元權力”，但這些“山頭”本質上都是爭取中央集權，而不是限制中央集權。

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推動了一定的分權，但缺乏“山頭的不同”，“公民社會”仍然缺失，國家權力因此沒有真正的制衡力量。

2. 未來的路徑：中國更需要“不同的山頭”

再強調一遍：憲政的關鍵不是“誰在掌權”，而是“掌權者是否接受權力制約”。

如果中國要走向憲政，必須發展出“天賦人權”以及“權力受限的文化”，而不是僅僅期待新的政治競爭者出現。

公民社會的成長，包括獨立的法律體系、媒體監督、自治團體等，都是中國走向憲政的必要條件。

結論：憲政的關鍵，不是簡單的“權力分散”，而是創造一種“受限的權力”文化與實踐，而這正是基督教提供的獨特貢獻。

最終總結：憲政的真正前提是什麼？

憲政需要“多元權力結構”，但更重要的是“權力的多元性”。
憲政的形成，需要一種“自願受限”的權力觀及權力遊戲主體，而這正是基督教的貢獻。
憲政制度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新文化，而不僅僅是不同勢力之間的權力鬥爭。

思考：

日本接受了外來的基於基督教文明的遊戲設定，最終完成憲政轉型。
中國如果不靠外來，而是自主性真正建立憲政制度，是否應該重新思考“受限權力”的概念？

期待吳兄繼續交流，共同探討這些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