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本月初大規模對世界各國加關稅，遠高於許多國家的預期，一旦施行，將會給美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帶來重大影響。以下淺議此次關稅戰之影響

對美國的影響

1. 美國高關稅在過去是常態化

   正如馬克·吐溫所說：“歷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

 如果我們把觀察視角拉長，從美國建國至今的200多年裡，貿易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占據了美國政壇思潮更長時間。事實上，在美國建國後的100多年裡，製造業一直面臨來自西歐國家的激烈競爭，而在美國歷史上，需要繳納關稅的產品平均稅率，最高曾達到62%。

 這背後源自於美國貿易政策的底層邏輯。

在《貿易的衝突：美國貿易政策200年》一書中，道格拉斯·歐文指出：

 “美國貿易政策始終指向三個基本目標：通過對進口產品徵收關稅增加政府的收入，通過限制進口保護國內廠商免受外國競爭，以及通過互惠協定減少貿易壁壘和擴大出口。”

這些“3R”目標（稅收，revenue；限制，restriction；互惠，reciprocity）一直是美國貿易政策的主要追求。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美國貿易政策的三個基本目標很難同時實現，其長期處於動態的博弈之中，並在美國每一階段的側重點都有所不同。

 而在美國建國後的200多年歷史中，美國貿易政策又可以以“3R”目標劃分為3個時代：

 第一個時代是從聯邦政府成立到南北戰爭（18世紀70年代至19世紀60年代），創造關稅收入是貿易政策的核心目標；

 第二個時代是從南北戰爭到大蕭條（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南北戰爭導致了有利於共和黨的政治洗牌，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廠商成為貿易政策的主要目標；

 第三個時代是從大蕭條至今，大蕭條導致了有利於民主黨的政治洗牌，因此，旨在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互惠貿易協定成為優先考慮對象。

 與此同時，在這三個時代的發展進程中，其實施的貿易政策在兩黨之間都有過激烈爭論，但不同利益集團帶來的所有這些爭論和分歧在政策確立後想改變非常困難。

在上面三個時代裡，美國的貿易政策都表現出了長時間的持續性和穩定性。

 站在當下來看，某種程度上，川普的一系列關稅舉措正在根本性扭轉美國與全球達成的貿易共識，回歸美國過去歷史的常態化——貿易保護主義，其主要目標是重塑美國的產業優勢及實現貿易平衡。

但無論是短期還是中長期來看，川普的對等關稅對美國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和風險。

2. 美國短期面臨更嚴峻的“滯漲”風險

 首先，很明顯能看到的一點是，如果川普的“對等關稅”手段持續下去，美國經濟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滯漲”風險。

 短時間內，美國的經濟增長下行將難以避免。客觀上講，關稅的本質是稅收轉移，政府增加收入，企業與消費者承擔成本，這相當於財政緊縮。而這將短期內推高美國物價，長期抑制消費者需求，形成“滯漲”困境。

 儘管川普聲稱其系列政策將每年為美國增加6000億美元收入，並推動製造業回流。但實際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美國前15大貿易夥伴占其外貿總量的75%，加征關稅將直接推高進口商品價格，摩根大通預計每個美國家庭年支出或增加1700美元，高盛已將2025年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從2.2%下調至1.7%。

 同時川普意圖通過關稅倒逼製造業回流美國，這一意圖的成功性仍待商榷。一方面，美國依賴進口的中間產品（如半導體、藥品）被豁免關稅，顯示了政策對關鍵行業的保護性妥協。

 另一方面，美國製造業同樣依賴全球供應鏈，且美國本土人工成本高企，短期內難以形成替代產能。

 在川普第一個任期內，我們也看到其發起的關稅戰——對價值約3800億美元的數千種進口產品徵收關稅，整體來看，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也是弊大於利，減少了美國的產出和就業。

 根據國際研究智庫Tax Foundation估計，2018-2019年貿易戰關稅導致長期GDP減少0.2%，資本存量減少0.1%，全職工作崗位減少14.2萬個。

3. 提高關稅，真的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嗎？

 那麼，問題來了，從川普目前的一系列舉措來看，其真的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嗎？

 而這個問題成功與否也將取決於川普將帶領美國回歸過去的哪一時代。

 川普最推崇的美國總統是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其將自己稱為Tariff Man，而稱Mckinley為Tariff King。

 麥金萊1896年當選總統，1900年連任。1901年9月，被無政府主義者刺殺，享年58歲，是美國立國後被刺身亡的第三位總統。

 在麥金萊執政時期，其上任第一年就通過了《丁利關稅法案》，將美國平均關稅推高到57%，標誌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達到歷史頂點。該法案也是美國歷史上實施時間最長的關稅法案，持續了12年。

 但也正是在麥金萊時代，美國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在1890年，麥金萊說：“我們在農業上遙遙領先所有國家；我們在礦業上遙遙領先所有國家；我們在製造業上遙遙領先所有國家。這些都是我們推行保護性關稅29年後拿回的戰利品。其他體系能實現這種繁榮嗎？”

 在川普看來，麥金萊時代正是美國的黃金時代，川普想效仿麥金萊，帶領美國重回那個時代。

 但一體兩面的是，在1930年另一位共和黨總統胡佛用了同樣的方式，卻將美國帶入了大蕭條時代。

 在1930年6月17日，美國胡佛總統簽署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該法案將20000多種的進口商品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

 胡佛的這一舉措，很快引發了“關稅報復的螺旋”，隨後，25個國家對美國商品加征關稅，貿易戰劇烈升級。

 這使得當時的美國進口額和出口額都驟降50%以上，急劇萎縮的貿易，讓美國經濟蕭條進一步加劇，重創美國的工農業。

 而在當時，美國國內衰退也帶來了劇烈的外溢影響，引發了全球經濟的系統性崩潰。

 因此，川普想成為麥金萊第二，讓美國再次偉大，但同樣不是沒有可能川普將成為胡佛第二，使得美國經濟進一步走向衰退。

對世界的影響

1. 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受創

 前面提到，“對等關稅”計劃，一定程度上標誌着美國貿易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與此同時，其也是1947年現行多邊貿易體系建立以來最重大的政策變革之一。

 可以說，川普的“對等關稅”直接無視WTO的最惠國待遇原則和爭端解決機制，用單邊行動替代多邊協商。這種不對等性直接挑戰了WTO的公平貿易規則和現有的全球多邊貿易框架，容易引發報復性關稅的連鎖反應，並將進一步損害全球貿易運行，拖累全球貿易。

 根據OECD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認為受美國不確定的關稅政策影響，全球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放緩，OECD分別下調2025年和202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0.2和0.3個百分點至3.1%和3.0%。

 此外，在對等關稅宣布後，歐盟表示已制定反制計劃，擬對美國農產品、汽車等加征關稅；加拿大、日本等已明確表示將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巴西通過《經濟對等互惠法》授權政府實施報復；韓國啟動汽車行業緊急支持措施以應對衝擊……

 而這意味着全球貿易將產生更多的不確定性，多邊貿易體系可能加速碎片化，轉向以區域協定或雙邊談判為主導的格局，增加全球貿易的制度成本。

2. 全球供應鏈與產業鏈進一步重構

 除了貿易層面，關稅政策也將迫使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加速區域化重組。其中，韓國、德國等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首當其衝：韓國近期遭遇“股匯雙殺”，匯率跌至16年新低，股市大幅下挫；德國製造業PMI因出口訂單下滑而收縮。

 具體來看，美國對汽車、芯片、藥品等行業加征25%關稅，將迫使企業調整供應鏈布局。比如，更多非美國車企加速供應鏈大分流，重新在低關稅區設廠生產；歐洲研發製藥企業可能加速在美設廠以避免高關稅。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短時間裡，供應鏈調整仍難以快速完成，而這將導致中間品短缺和成本上升。

 同時，美國對等性關稅也暴露了一些新興經濟體的結構性脆弱——對美國出口依賴度較大的經濟體將遭受較大衝擊，尤其是以低端商品出口為主的經濟體。

 2024年，越南、印度、日本、韓國對美國出口分別占其出口總額的29.5%、18.3%、20%、18.8%，美國是以上經濟體的第一或第二大出口市場。

 以越南對美出口為例，家具、玩具、服裝等勞動密集型商品占越南對美出口總額的四成左右。由於勞動密集型商品利潤率低、可替代性強、價格敏感，美國對越南加征關稅將顯著衝擊越南出口，影響越南經濟和就業。比如，越南的紡織業和電子組裝業利潤率普遍低於10%，額外關稅將直接擠壓企業生存空間。

 而在對等關稅的威脅下，部分經濟體也可能通過降低關稅、加大美國商品採購等方式予以妥協讓步，而這或導致其本土產業遭受美國商品衝擊，尤其是缺乏技術優勢的農業和製造業領域。

 更長期來看，隨着川普關稅計劃的進一步落地，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還可能分裂為“關稅同盟”與“非關稅集團”的對抗格局。

3. 國際政治關係更加複雜

 從川普第一個任期以來，在國際關係方面，川普就一直抱怨“北約和其他盟國占了美國很大的便宜”。

 所以此次川普關稅計劃，特針對的目標也不僅限於“競爭性國家”，也包括美國的盟友國家，特別是德國、日本、韓國，以及加拿大等。而這種對同盟關係直接以經濟利益作為考量的行為。也將導致地緣政治與經濟聯盟的加速分化。

 一方面，美國與傳統盟友之間的關係裂痕或將進一步加深。

 在川普關稅計劃細節出爐後，一些國家政府已經做出回應。意大利總理喬治婭·梅洛尼稱美國這一決定是錯誤的，將引發貿易戰。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稱，美國宣布對澳大利亞商品徵收10%的關稅是一個“糟糕的決定”。

 儘管英國對僅被加征10%關稅表示“寬慰”，但歐盟成員國（如意大利、西班牙）強烈批評美國政策，強調維護多邊體系；日本、韓國在安全依賴與經濟利益間陷入兩難。這種分化也可能削弱美國在G7、G20等機制中的領導力，推動歐盟加速“戰略自主”議程。

另一方面，部分發展中國家也將面臨“選邊站”的困境。

 若一些發展中國家加入反制陣營，則可能面臨美國市場准入限制；若妥協則需要承受國內產業保護的壓力。比如，巴西選擇通過立法授權報復，而哥倫比亞則試圖通過彈性關稅調整平衡就業與通脹。

對中國的影響

1. 中國出口貿易短期承壓

 此次加征關稅的範圍與稅率幾乎覆蓋了中國對美出口的全部商品類別，平均關稅水平飆升至戰後罕見的高度。

 與2018年第一輪中美貿易戰相比，此次關稅衝擊更為猛烈——美國對華進口關稅在短短兩個月內提高了20個百分點，遠超上一輪貿易戰四年間16.2個百分點的增幅。

 高關稅直接擠壓了中國出口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尤其是製造業、電子產品、紡織服裝、機械設備等傳統出口行業首當其衝。

 美國加征關稅清單中包括了鋼鐵、鋁、汽車及零部件等額外25%的行業性關稅。這意味着中國的相關產品（如汽車及零部件）實際關稅負擔可能高達79%之巨。

 總體來看，超高關稅將顯著削弱中國對美出口，短期陣痛難以避免，但中國出口結構也會因此迎來調整機遇。

 比如，雖然美國市場每年仍有超過4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需求，但中美經貿依存度已在過去幾年下降——中國對美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已從2018年的近20%降至2023年的約13%，創數十年新低。

 同時，2024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增長9.6%，對東盟出口增長13.4%，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在新興市場尋找機會。

 接下來於中國而言，在外部壓力下，可能會加速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的轉型，推動產業升級，穩固並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2. 科技產業自主創新加速

 川普新關稅政策不僅針對傳統商品貿易，也伴隨着對高科技領域更嚴厲的制裁和管制措施。

 2025年3月下旬，美國商務部將包括50余家中國高科技企業和機構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其中有12家與AI等相關的機構及企業在列。

 川普政府此次關稅配合對中國科技企業的出口管制、投資限制措施，意在遏制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

 但相較於2018年首次貿易衝突，當前中國科技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已有大幅提升。例如，芯片、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國產研發和創新進程有明顯進展。

 從長遠看，中國科技界能夠清醒認識到需降低對美技術依賴，通過加強產學研合作、拓展歐亞技術夥伴關係等方式，構築多元化的技術合作網絡。

 比如，中國正與歐洲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倫理等方面尋求共同標準，也在國內加快培育芯片裝備、EDA軟件等薄弱環節的自主企業。

 總體而言，川普新關稅及配套科技打壓政策將使中國科技產業短期遭遇更大的外部壓力，但也將倒逼中國加速技術自主。

 正如有分析所言，中國已不再是2018年時的被動應戰者，而是具備更完整數字產業生態的競爭者，經歷此番衝擊後，中國科技產業有望在政府支持下進一步提升內生能力。

3. 資本市場短期波動，長期企穩

 川普關稅新政引發全球資本市場震盪，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市場也經歷短期衝擊與長期預期的變化。

 消息公布後，全球股市避險情緒升溫：截至4月3日美東時間下午6時35分，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期貨合約價格分別下跌2.43%、3.6%和4.35%；亞太股市早盤集體下挫，日經225指數一度跌超3%。

 相反，避險板塊逆勢走強：黃金礦業股普遍上漲，中國黃金國際、山東黃金等漲約2%，稀土板塊和部分食品飲料股也上漲。這顯示市場預期中國可能對美實施稀土反制，以及避險資金湧入抗周期行業。

 A股市場方面表現相對堅韌，一方面，國內投資者對貿易戰可能升級已有預期，前期市場已部分消化；另一方面，當前A股估值處於歷史相對低位，且中國官方明確表示將採取措施穩定經濟增長目標，這增強了投資者對政策托底的信心。

 從中長期來看，資本市場可能呈現結構性行情：

 出口導向企業短期內承壓，但與內需、產業升級、自主可控相關的板塊可能獲得市場關注，尤其是半導體、軟件、高端製造和基建消費領域將持續受益於政策支持。

4. 挑戰與機遇並存

 從中長期戰略看，中國一直注重化危機為契機，加快自身經濟結構調整和對外合作布局。

 比如，美國的打壓倒逼中國加大對關鍵技術和產業鏈薄弱環節的投入，這實際上為中國提供了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契機。

 川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最終也可能因自身經濟承壓而不得不回歸談判桌。此時，中國如果能穩步推進經濟改革和市場拓展戰略，將占據更加有利的談判位置。

 總體來看，關稅落地並不意味着風險釋放，反而意味着新一輪博弈的開始。

 而有博弈，就有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