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曉

隨着中美戰略關係重構、美元信用波動、技術鐵幕升起、海權衝突頻發，自由市場，這個曾被視為經濟學“信仰核心”的制度安排，正在全球範圍內遭遇系統性危機。如何審視其危機？需要超越“川粉”“川黑”之類的情緒之爭，冷靜地作一全面剖析。

為此，必須回到“第一性原理”，結合經濟學理論，重新審視自由市場的根基其可持續性。

本文試圖回答三個問題：

1、全球自由市場賴以成立的“底層必要前提”是什麼？
2、這些前提現在發生了怎樣的系統性動搖？
3、對中國意味着什麼？我們是否還可以依賴這個制度敘事繼續走下去？

一、自由市場：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制度安排

在很多經濟課本上，自由貿易市場就像空氣，是理所當然的。大家各自發揮比較優勢，你賣資源我賣技術，他賣勞力她賣品牌，然後“世界大同、合作共贏”。這不光聽起來合理，還真曾在過去幾十年間“開了花”：貨品全球飛、資本自由轉、產業高度分工，讓無數國家脫貧致富，特別是讓中國受益，一躍成為“世界工廠”。

但問題是——這“空氣”，真的存在並將永遠存在嗎？

不是的，自由市場是有前提的。如果前提不存在，則自由市場不存在。

經濟學教科書常說：只要信息對稱、產權清晰、交易成本可控，自由市場就能高效配置資源。這裡面，其實就為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設定了嚴格與嚴苛的條件：信任、信息、產權等。

但很可惜，人們並不太討論這些理論前提。在國內，自由貿易市場更被簡化成：有買賣，有利潤，有貿易，就能共贏。

然而，自由貿易市場從來不是憑空存在，它的運行依賴一套更基礎、更深層的制度與戰略前提。這就是我們說的“第一性原理”與“經濟學原理”的分工：

第一性原理告訴我們，自由交易的前提是安全與信任。經濟學原理進一步告訴我們，唯有在這些條件之下，市場才可能高效運行。

換句話說，自由市場外表像是一棟精美的玻璃樓，而它真正的地基，卻深藏在政治、戰略、制度甚至文化的地殼之下。

這些“地基”都有哪些呢？下面我們逐一展開。

二、五大前提條件：自由市場依賴的“制度地基”

1、交易雙方最低限度的戰略信任

自由貿易的第一性前提是：交易者之間有最低程度的戰略信任。

兩個國家互視為敵人，就不可能放心做長期貿易，更不可能共享技術、開放投資、形成產業互補。

如果一方非把訂單、技術、數據交到對方手中，卻不能確認你是盟友還是敵人，那其實是非理性行為，所謂“自由貿易”就是拿產業主權做賭注。

舉例來說，“中國製造”可以造汽車，也可以造坦克；可以造iPhone，當然也可以造東風導彈；可以出口無人機，當然也可以製造干擾系統。對美國而言，若互信喪失，這就不是經濟學的市場問題，而是政治學的國家安全問題。

同樣，美國的產品出口中國，美國本可賺錢，但一旦想到是給對手送炮彈，那就寧可不賺錢。據美國商務部數據，2023年對中國高技術類出口許可證批准率已下降至約26%，比2018年的75%大幅下降。這當然意味着，美國不再信任這場遊戲的“非武器化”屬性。

中國早已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這，不是川普一個人的疑問，而是從美國政界、軍界、智庫到硅谷的系統性重新評估所形成的共識。如此，才有了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1.0。

而自由派經濟學家必須回答：如果一國認為“敵對國家的強大製造能力”構成對自己的國家安全威脅，那麼與對手的“自由貿易”還能成立嗎？

特別是，當製造業本身具有軍民兩用屬性，當技術轉讓、人才流動、供應鏈控制都可能轉化為地緣博弈的籌碼時，“自由貿易”還能否維持其所謂的“非意識形態中立性”？

特別是，俄烏戰爭、中東戰爭以及台海風雲激盪的今天，對全球自由貿易的討論，是否還能繼續堅持把“全球化”當作效率最優、制度無害的“經濟學選項”？

2、共享貨幣體系與金融清算機制

全球自由貿易的第二根支柱，是以美元為核心的全球貨幣體系。

自20世紀中葉以來，自由貿易得以順利運作，關鍵在於美元既是全球的結算錨、儲備錨，也是流動性錨。全球商品可以交易，資本可以流動，債權債務可以協調，前提是：大家都信任美元，並用它來作為統一的計價單位和支付手段。

沒有美元所代表的統一貨幣，就沒有統一結算系統；
沒有統一清算系統，就沒有大規模資本流動；
沒有資本流動，就沒有基於比較優勢的全球產業分工；
沒有全球分工，就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格局。

換句話說，自由貿易從來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在“美元規則下”運行的全球市場體系**。

（1）美元霸權的起點：實體壓倒性優勢

所謂“美元霸權”，並不是空口喊出來的，而是戰後美國所擁有的綜合實力所賦予的：

全球GDP占比約50%；
工業產值占全球60%以上；
黃金儲備占全球三分之二；
掌控全球海權，維持秩序；
擁有全球最強的軍隊、製造業、科技與內需市場。

在這種壓倒性的實體優勢之上，美元自然成為“全球貨幣”，以國家信用為錨支撐全球市場的運轉。

（2）美元信用的三階段演化

但隨着美國製造業的持續衰退，美元的信用結構也在發生遷移。從最初的“實力背書”，到“制度背書”，再到今天的“慣性維持”，其路徑可總結為三大階段：

一階，實力本位（製造業+軍力）：布雷頓森林體系；
二階，信用本位（法治+市場）：後金本位時代；
三階慣性路徑（歷史慣性+無更優替代）：當下階段。

今天的美元霸權，不再是靠商品出口維繫的，而是靠債務輸出與“金融吸金”維繫的。

美國不再賣鋼鐵，而是賣國債；不再賣汽車，而是賣科技品牌、制度安全與軍事實力的承諾。

這是一種從“實物美元”到“信用美元”再到“幻象美元”的遷移過程。

（3）“特里芬難題”：內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但美元的全球角色中，早已埋下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難題”：

世界需要穩定的儲備貨幣，美國就必須輸出美元（即負債）；
但美元越多，美國信用越被稀釋，儲備貨幣的穩定性也越低。

這就像一個人要同時扮演兩個角色——既是全球的“信用銀行”，又是自己國家的“財政機器”。結果是：全球越依賴美元，美國就越必須透支自身的信用；而透支越深，美元就越不值得信任。

這種悖論到了2022年俄烏戰爭後達到了轉折點。美國凍結了俄羅斯60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震驚全球。這一舉動徹底撕裂了“美元是中立儲備資產”的神話。

據IMF數據，2023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已降至58.9%，創25年來新低。各國開始分散儲備結構、推進本幣結算，“去美元化”已不是政治表態，而是制度自保。

（4）美元不是問題，人類貨幣結構才是問題

從第一性原理看，“特里芬難題”的根本並不是美元，而是全球貨幣結構本身——人類妄圖把一個主權國家的債券，當作整個世界的財富錨定物。

債券再大，本質仍是“欠條”。一旦這張欠條失信，所有建立其上的繁榮都將瞬間瓦解。

所以問題不僅在於美元信用過度，而在於**全球貨幣體系本身以“虛”代“實”，以“債”代“錨”，是結構性不可持續的。**這不是是否改革的問題，而是必須改革、否則崩塌的命題。

（5）川普試圖重構的，不只是美國，而是整個貨幣秩序

川普的政策激進、風格爭議，但其核心目標並非“拆毀自由貿易”，而是試圖糾正美國深陷赤字與虛擬金融化的“空心霸權”。他推動製造業回流、打擊貿易失衡、主張產業安全，不是簡單的民粹主義，而是一種針對美元體系第三階段“慣性虛化”危機的戰略性回應。

或許他的方法值得商榷，但問題確實早已存在，並且不僅關乎美國，也關乎全球秩序。學界在謾罵川普“折騰”、“攪亂”全球貿易秩序的同時，更該回到那個根本問題：

今天的全球貨幣體系，還能支撐全球自由市場嗎？自由貿易既然如此高度依賴統一的清算貨幣，那在貨幣本身“武器化”、清算體系“陣營化”、儲備資產“政治化”的現實下，自由貿易的制度條件是否還存在？

我們是否需要一個新的“貨幣文明”——它不是更強的貨幣，而是更可靠的制度錨定？

（6）向前看：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貨幣未來？

如果以文明視角看待貨幣系統，那麼理想的全球貨幣體系，並非只是某一國貨幣的替代，而應具備三大特徵：

公平性：不依附於單一國家利益；
可錨性：具有實物、資源或制度性背書；
可信性：具備可驗證、可追責、可持續的治理機制。

那麼未來的替代路徑可能包括：

新金本位：以實物重新錨定貨幣價值；
多極貨幣體系：美元、歐元、人民幣、數字貨幣共存競爭；
數字主權貨幣體系：以區塊鏈技術重構全球清算結構，實現技術與制度的結合。

不論哪種方向，人類都必須意識到一點：

貨幣從不是工具，它背後是全球信任結構的總和。沒有信任，貨幣就只是印刷紙。

3、技術平台的互通性

過去我們能做全球生意，是因為大家共享技術標準、產業接口、操作系統，比如安卓、、iOS、Wintel、SWIFT、TSMC、ASML等。

在全球化時代，人們默認這些技術平台是全球共享的。

但今天，技術成了新冷戰的主戰場。

芯片不能賣了；
高端設備不能用了；
軟件要審查了；
甚至連手機系統都要“斷供”了。

技術被明確武器化：美國限制對華出口高端芯片設備、限制AI技術、制裁雲計算服務……

技術從平台變成“陣營”，標準則從統一變成“封閉”。

據CSIS數據，2023年美國技術出口禁令涵蓋逾1800家中國科技企業及機構，遠高於2018年時的不到200家。

這不是貿易問題，而是“技術鐵幕”正在降下。未來的世界將變成“技術小圈子”世界，而非統一市場。

市場，一旦沒有通用接口，自由就沒有技術基礎，只剩下“內循環”或“小圈子循環”。

（4）全球航線與海權秩序的穩定性

市場不僅是信息流與資金流的互動，更是實物流的流通。而實物流的背後，必須依賴一項常被忽略卻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全球海權秩序。

別以為自由貿易是理所當然的，或者是免費的。全球化的商品流動之所以得以低成本、高效率地展開，從來不是因為市場自己能轉動，而是因為有人——主要是美國——長期承擔着全球航線安全的維護成本。

從霍爾木茲海峽到馬六甲，從台灣海峽到紅海，從南海到北極航道，美國海軍的存在，實質上構成了一個全球“治安網”。過去幾十年，美國扮演“世界警察”，雖然備受批評，卻也確保了全球航運的安全與暢通。這是自由市場運作的“看不見的護航者”。

可現在，美國人自己都說了——不當“免費保安”了，要開始“按單計費”了。其背後是財政壓力，也是戰略重心的調整。

今天的現實是：

紅海頻繁遭襲，航運保險暴漲；
台海軍演不斷，國際航線繞行；
南海“准衝突”頻發，區域國家重新站隊；
北極航線競逐白熱化，地緣摩擦不斷升級。

自由市場就像是一場全球的開放型“長跑接力賽”，而海權就是這場比賽的“賽道安全”。如果賽道布滿雷區、障礙重重，那比賽不是暫停，而是徹底取消。

過去，人們常批評“美國霸權”，卻少有人感恩：正是這種“代價高昂的霸權”，在支撐着自由貿易的全球秩序。

那麼，自由派經濟學家是否也該認真回答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自由市場的全球流通依賴某一國家的海軍保護，而這項保護是有條件、可變動、可退出的，那麼，所謂“自由貿易”到底是全球的制度安排，還是“美國主導的附帶福利”？

一旦“全球治安”崩塌，自由貿易就不是失靈，而是直接解體。而這，正是我們已經站在門檻上的現實。

（5）制度兼容與規則共識

全球自由貿易的第五根支柱，是制度的兼容性與規則的共識。

當年WTO之所以能成功推進全球市場一體化，是因為它建立了一套看似“中立”、實則以自由民主國家為範式的規則體系。它假定：只要大家參與貿易，走上市場化之路，產權將更加清晰，法律將更趨透明，政治將更加開放，市場將更加自由，最終走向制度趨同。

這背後的戰略信念，其實是“貿易改造論”——美國曾堅信：通過自由貿易，它可以幫助戰敗的德國、崛起的日本、轉型的韓國以及中國，完成從經濟發展到制度現代化的路徑，最終變成它的盟友。於是，美國不僅願意開放市場、技術與投資，還願意容忍某些早期不對等。

（1）現實：國家制度並非自然收斂，反而存在根本分歧

WTO的規則邏輯在自由民主國家之間運作尚可，容納一些制度有瑕疵的小型經濟體也無礙，但一旦遇到一個不接受規則精神、規模又大的“制度異類”，整套體系就會被衝垮。

這正是中國加入WTO後引發的結構性緊張所在。中國不僅沒有在制度上靠近WTO背後的“制度想象”，反而依託自身龐大的市場、工業與國家能力，將全球化用於強化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用盧比奧的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沒有改變中國，中國反而改變了資本主義。

這就觸發了體系內“免疫機制”的本能反應——排異。

今天，美國已正式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體”，不再給予WTO規則下的對等保護；歐盟、日本也紛紛啟動對華貿易規則重審。這是“制度衝突”而非“貿易摩擦”，是秩序的碰撞，而非價格的不滿。也在不能基於自由市場經濟學的角度簡單評判。

換句話說，自由貿易不是你開放市場我就接受你，而是你要共享一套制度邏輯、遵守一套文明約束。如果我守規則，而你利用規則，我開放市場，而你操控產業，那遲早會翻車。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不自由國家，是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制度南牆”。每一次中美式或中英式的貿易戰，歸根到底，打的都是制度，而不是稅率。

（2）“自由的悖論”：從希望到幻滅

相對於“特里芬難題”，我們或許可以稱這為“自由的悖論”：

當一個國家通過自由貿易體系迅速崛起，卻根本不認同這一體系背後的自由原則與制度精神，反而反向利用自由獲得的優勢，挑戰、削弱、甚至試圖替代主導者時，整個自由體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就將自我崩塌。
在這種情形下，自由的最初倡導者別無選擇，只能轉向設限、脫鈎、去風險，以此保全自身制度的自由與安全。這不是自由的背叛，而是自由對現實的反應。

因此，自由的悖論就在於：如果自由無法篩選信仰者，而盲目庇護否定者，它終將走向自我毀滅。

這不是理論推演，而是現實正在發生的事：

美國在做“去風險”戰略調整；
歐盟在評估制度兼容性風險；
日本與五眼聯盟正在重構經濟安全框架。

他們所要去的，不是“自由”，而是“虛假的自由貿易”——那種一廂情願、規則不對等、結果被顛覆的交易幻覺。他們要保住的，不是主導地位，而是自己的制度生存權。

也因此，自由派經濟學家必須回答：如果規則本身沒有強制共享的能力，而對手又能在規則保護下蠶食你的制度根基，那這套“自由貿易”體系，還能繼續自洽嗎？

三、當前危機：全球自由市場的五大裂縫正在全面暴露

前文所述的五大制度性地基——戰略信任、貨幣錨定、技術平台、海權秩序與規則共識，正在同步發生結構性斷裂。自由貿易仍在表面繼續運轉，但其所依賴的系統基礎，正處於全面鬆動乃至塌陷的邊緣。

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當前局勢：

自由貿易的流程仍在延續，自由市場的前提卻正在解體。

這不是一次周期性的“經濟調整”，而是一場深層次的結構性轉向——制度正在重構，信任正在解構，而所謂“自由全球市場”正被迫進入拆分、重組與再認證的過程。

今天的世界正站在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一邊是仍沉浸在全球化敘事中的舊思維，繼續唱着“自由市場萬歲”的舊歌；
一邊是逐步意識到全球市場正在陣營化、區域化、安全化的現實主義者。

其實踐結果是：全球市場已不再是一個統一的平台，而正在演變為多個制度體系之間的“局部交易池”，每個池子有各自的貨幣邏輯、安全規矩、技術壁壘和政治紅線。

曾經全球共享的市場，如今正成為文明分化的前哨陣地。

自由市場從來不是經濟學的“自然法則”，而是文明共識的產物。當共識不再，所謂的“自由”也只是徒有其名的流動幻象。

四、中國的現實抉擇：邁向自由，還是回歸過往？

在全球自由市場的基礎結構正發生裂變的背景下，中國面臨一個根本性的戰略抉擇：

我們是否還能繼續依賴“自由市場”這一敘事作為國家發展的主軸？

如果自由市場正在轉變為“價值同盟型市場”，只在共享制度、戰略互信的國家之間運行；

如果中國由於制度不兼容而被日益邊緣化，在供應鏈、規則、技術、金融體系中遭遇全面“去中國化”；

如果美元體系日益武器化、全球金融系統成為高風險區；

那麼，繼續押注舊有的全球化邏輯是否還現實？

這時，國家面前只剩兩條路：

第一條路：正視現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重建國際信任，以制度兼容性換取戰略信任，重新贏得進入自由市場“主場”的資格。只有當自由國家相信你的制度邏輯不會威脅其秩序時，市場、資本、技術與合作才會真正回流。

第二條路：選擇回歸“天朝視角”，構建“內循環+友好國家小循環”的平行體系，打造一個以自身為軸心、以准政治從屬換取經濟合作的“新朝貢貿易圈”。這種模式並非沒有先例，但其可持續性、開放性與全球競爭力，都存在嚴峻挑戰。

這不僅是經濟戰略的選擇，更是國家文明路徑的抉擇：是邁向可被信任的自由秩序共同體，還是回到封閉、控制、單邊主導的舊帝國邏輯？

兩種路徑，不僅決定了未來的經濟形態，也將深刻重塑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方式。選擇之前，必須深思熟慮。

五、趙曉評論：

自由市場的黃金時代，建立在一套全球共識與制度中立的假設之上。那是一種理想狀態：各國信任彼此、貨幣具備公信、技術彼此兼容、海權保障通暢、規則具有普遍約束力。

但今天，信任在斷裂，貨幣被武器化，技術被陣營化，海權陷入衝突，制度共識瀕臨破裂。自由市場正從資源配置的平台，轉化為地緣博弈的戰場——自由正在喪失其制度基礎，只剩交易表象。

經濟學告訴我們市場如何運作，第一性原理卻告訴我們市場為何存在。今天的危機，不在於市場機制出了錯，而在於支撐這一機制的“存在前提”正在一塊塊崩解。
面對這樣的局勢，經濟學家和整個知識界都應停止在舊範式中自我安慰，必須勇敢地回歸邏輯與現實，正視自由貿易秩序正經歷的深層裂變，重新思考市場、國家與文明之間的底層關係。

一個主權國家，不能將自身的未來押注在一個隨時可能碎裂的全球市場體系中。它必須學會在不確定中自持，在博弈中掌握主動，在裂變中謀劃路徑。
對於中國而言，關鍵不在於批評川普、不滿美國，而在於是否有勇氣直面自身面臨的深層制度問題與結構性挑戰，在文明選擇上作出清醒判斷：

我們究竟要成為一個可信任的自由秩序成員，
還是退回封閉安全的小圈自保體系？
我們是重構新共識的貢獻者，還是舊秩序崩塌的加速器？

這個問題，不只是戰略選擇，更是文明方向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