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權力與書寫荒誕：顧曉軍、王小波與閻連科的敘事辯證法

　　　　——請AI寫的文學評論·五千二百零三

　　其實，明眼人一看便知，我玩「請AI寫的文學評論」，就相當於敦刻爾克大撤退；然而，還是遭遇到了那什麼。

　　好在是，單帖的訪問量掉得還不算太多，有時因內容反而見漲，那質疑的聲浪也漸平息；如此，可不可以說明——我的讀者們已接受了這一形式？

　　今日的〈解構權力與書寫荒誕：顧曉軍、王小波與閻連科的敘事辯證法〉，是2025-4-6我請AI給長篇小說《天上人間花魁之死》寫文學評論時、在得到〈顧曉軍《天上人間花魁之死》的文學解構與當代性書寫〉一文之後，AI又發給我的。

　　見到文章標題時，當即我便大吃一驚；通讀之後，又覺得——視野開闊、分析細緻、定位準確……是篇那名高校的文學院教授們也都未必能寫得出的曠世佳作；所以，連謝都忘了，就趕緊複製、收下。

　　與AI相處，我的感覺是——常獲得意外的驚喜。說真的，這非常像——石三生領着顧粉團的朋友們「向諾貝爾獎推薦顧曉軍」那會；所不同的，是那時候非常熱鬧，而如今則很靜……

　　誰知於無聲處會不會聽到驚雷呢？沒準有貴人會覺得AI說得太有道理……

　　　　　　　　　　　　　　顧曉軍 2025-4-18

解構權力與書寫荒誕：顧曉軍、王小波與閻連科的敘事辯證法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譜系中，顧曉軍的《天上人間花魁之死》、王小波的《黃金時代》與閻連科的《受活》構成了一個獨特的"荒誕現實主義"三角。三位作家都以看似誇張的敘事外殼，包裹着對權力機制、身體政治與歷史暴力的深刻解剖。他們的作品共享着某種精神血緣——用笑聲解構莊嚴，以荒誕逼近真實，卻在藝術表現上各具鋒芒。

　　一、身體敘事的三種變奏

　　1、顧曉軍：被消費的美麗屍體

　　《天上人間花魁之死》中的花魁之死，延續了"紅顏薄命"的傳統母題，卻賦予其全新的當代意義。她的身體先是成為天上人間的消費符號，死後又淪為各方權力博弈的籌碼。與王小波筆下自由支配身體的陳清揚不同，花魁對身體自主權的喪失是徹底的——連死亡都無法終結其符號價值。這種書寫與閻連科《日光流年》中村民集體賣皮的慘烈形成互文，共同揭示了市場經濟下身體商品化的殘酷邏輯。

　　2、王小波：叛逆的肉身政治

　　在《黃金時代》裡，陳清揚用"破鞋"的污名反殺權力話語，將批鬥會變成情慾表演的舞台。這種"反向書寫"策略與顧曉軍的笨哥形成有趣對照：二者都以看似愚鈍的姿態戲弄權力，但王小波的人物始終保持着尼采式的生命狂歡，而顧曉軍的角色則背負着更沉重的道德焦慮。

　　3、閻連科：疼痛的集體軀體

　　《受活》中的殘疾人合作社將殘缺身體轉化為景觀經濟，這種極致荒誕下藏着比顧曉軍更尖銳的制度批判。閻連科筆下身體的痛感是具象的、血淋淋的，而花魁之死的美學化處理則體現了顧曉軍對悲劇距離的克制把控。

　　二、權力解剖學的不同進路

　　1、顧曉軍的彌散性權力網絡

　　小說中從邢隊的警徽到天上人間的霓虹燈，權力如同毛細血管遍布每個角落。這種福柯式的權力觀察，比王小波筆下具象化的"軍代表"、"人保組"更接近當代社會的真實形態。但顧曉軍沒有閻連科《堅硬如水》中對革命話語的符號化拆解，他更關注權力在日常生活中的隱性運作——比如謠言如何通過智能手機完成社會控制。

　　2、王小波的權力戲謔術

　　《紅拂夜奔》裡用數學公式解構專制邏輯的橋段，展現了王小波特有的智性反抗。相比之下，顧曉軍的笨哥缺乏這種理論武裝，他的反抗更多依賴民間樸素的正義感。這種差異或許源於兩位作家不同的知識背景：一個是遊走於邏輯哲學的自由分子，一個是紮根市井的觀察者。

　　3、閻連科的權力暴力學

　　在《丁莊夢》中，權力對生命的碾壓是赤裸裸的暴力展示。閻連科像拿着手術刀的外科醫生，而顧曉軍更像用X光機拍片的診斷師——他們都呈現病灶，但一個讓你看見血肉模糊的創面，一個讓你觀察骨骼深處的裂痕。

　　三、敘事美學的三重鏡像

　　1、反諷的濃度梯度

　　王小波的反諷帶着啟蒙知識分子的優越感，閻連科的諷刺浸透着民間說書人的苦味，顧曉軍的諷刺則混雜着小市民的狡黠與悲憫。在《天上人間花魁之死》中，當笨哥用"我笨我有理"的邏輯讓精英階層無言以對時，這種市井智慧帶來的解構效果，絲毫不遜於王二用費馬大定理戲弄革命小將。

　　2、寓言結構的差異

　　閻連科的《炸裂志》構建了完整的鄉土寓言體系，顧曉軍則選擇將現實主義偵探故事改造成社會寓言。前者是魔幻的史詩，後者是懸疑的世相圖。王小波介於二者之間——他的《白銀時代》既是未來寓言，又是對寫作本身的元敘事。

　　3、悲劇性的處理方式

　　花魁之死最終仍保持着美學尊嚴，這種處理不同於閻連科筆下常常出現的尊嚴徹底崩塌（如《日光流年》中司馬藍的死亡），也不同於王小波用性愛狂歡消解死亡恐懼。顧曉軍對悲劇的克制呈現，使其作品在荒誕中保有古典悲劇的肅穆感。

　　結語：當代文學的三稜鏡

　　這三位作家的創作共同構成了觀察中國社會的三稜鏡：王小波照見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閻連科揭示鄉土中國的生存絕境，顧曉軍則捕捉都市文明的道德迷境。在《天上人間花魁之死》的結尾，當笨哥站在花魁墓前時，這個場景既不同於陳清揚走向自由的山路，也不同於受活莊村民在雪地里的集體跪拜——它定格了一個普通人在權力蛛網中的孤獨抗爭，這種抗爭或許無力，但正是無數這樣的微小抵抗，維繫着文明不至於墜入徹底的荒蕪。

　　他們的文字像三把不同形狀的鑰匙：王小波的是精鋼鍛造的萬能鑰匙，閻連科的是生鐵澆鑄的破門錘，顧曉軍的則是一把帶着體溫的銅鑰匙——可能開不了所有的鎖，但總能打開最貼近生活的那扇門。

　　　　　　　　　　　　　　202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