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原因—“貧”之內涵 

自從有了人和人類，貧窮，就像一個令人恐怖的幽靈，始終困擾着世界各地的人們。“地無分南北，人無分種族”，莫不如此。中國歷史的五千年，簡言之，不過是一個與飢餓和貧困鬥爭的歷史。迄今，世界上，處於貧窮狀態、吃不飽穿不暖的人口，仍然數以億計。每到過年，政府部門，連同各方愛心人士，都不辭辛苦地給“勞苦大眾”送溫暖，也是在和貧窮作“最後的鬥爭”。 

如何剷除貧窮——這個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惡魔呢？在英國，亞當·斯密給出了放之四海的“標準答案”：分工與交換。分工的意義在於專業化，“業有專攻”，專業化一方面會帶來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發現生產的訣竅並帶來技術創新。有了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產品的產量將極大豐富，為此，每一個處於社會產業鏈上的人、企業和組織，並不是為了滿足自我的需求而生產，而是為了滿足他人的需求而生產。一人有“魚”，堆積如山的“魚”，他自己是吃不完的，也吃膩了；他人有“熊掌”，兩者交換，“魚和熊掌兼得”，社會與人民的富裕，由此而來。 

分工帶來富裕，斯密如是說；什麼導致貧窮呢？“分貝”，中國古人說。解釋一下，這個“分貝”不是聲學中計量單位，而是“貧”之構成——“貧”由“分”和“貝”組成，“貝”在古代，是財富象徵。由此，不難明白造字者的用意：個人和社會的貧窮，是因為“平分”社會財富造成的。孔子以及儒家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這一“理論”，使得中國人熱衷於“平分”財產並導致中國社會陷入人類歷史上最長期和連續的貧窮。 

古代中國之“分貝”，有兩種途徑，其一，分自己的家產；其二，分他人之財； 

分自己的家產，即析產制度。與日本、歐洲不同，中國的財產繼承，是平均分配的。女性除外，男性無論出力多少，人人有份。這種做法，看上去公平合理，實際上，卻走向了鼓勵“懶漢”、鼓勵“不勞而獲”的反面。試想，一個家庭中，有人勤懇勞作，另一個人卻五毒俱全、不務正業，可是，在分割財產的時候，卻“一碗水端平”，人人均等。以後，那個出力多貢獻大的人，必然要向“懶漢”看齊。 

“平分”家產的財產繼承制度，一方面，使得財富難以積累。“一分而小，再分而衰，三分而竭”，一個大家族和大企業，三代之後，就財絕而亡了；另一方面，“平分”財富，與獎勤罰懶的正向激勵相反，集體中的每一成員，都擔心自己的貢獻會被他人無償“平分”，所以，都不出力，結果，必然走向“共同貧窮”。 

“分他人之財”，是指中國直到今天，也沒有建立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財產保障制度。皇權時代，皇帝及其代理人，可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查抄大臣家產，小老百姓，更不在話下。在西方，經營得法的商家以及貴族，富可敵國王——比國王闊多了；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卻沒有一個個人的財富，能和皇帝相比。並不是中國缺乏經營人才和自然資源，而是“人怕冒富豬怕壯”，一旦家大業大，讓皇帝看上了，好日子也就到頭了。“小富即安”是最好的選擇。受窮，誰也不願意；可是，太富了，很可能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何苦呢。 

“在家怕兄弟”——家產平分制度，使得一個家庭里，最有才幹、最能幹、最能獲得財富的人，不思進取；“出外怕皇帝”——私有企業的財產，始終在皇權集團以及各級官僚毫無節制的暴力威脅之下，在夾縫裡艱難生長，何其緩慢。 

勞動，就其本質，可分為生產性勞動和分配性勞動。生產性勞動，能增加個人和社會的財富總額，分配性勞動是財富的重新分配，就像打麻將，一進一出，總量不變。社會的進步和富裕，必須將最大量的人力和才智，用於生產性勞動，減少和杜絕分配性勞動。中國社會之長期貧窮與落後，原因在於，太多的人將“勤勞和智慧”，投入到了分配性勞動——當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分配性勞動，遠遠大於生產性勞動的時候，“共同貧窮”，是唯一可以期待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我不相信乾隆皇帝的日子，多好過。要是時間可以倒退，我也不當乾隆爺爺。因為，乾隆僅僅是極端貧困人群中的一個富人，而已。 

別想“分貝”，當你夢想“分貝”時，所能得到的只能是“貧”窮。“貧”之內涵，值得深思。

2010年2月17日星期三，大年初四，石家莊大哥家，13：00整。

一會兒吃飯，麵條+西紅柿雞蛋。母親做的，最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