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這個概念起源自西方上世紀20年代，用來指稱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這兩個西方過去所未曾有過的，新型的專制制度。其基本含義為國家意識形態能夠影響或通過權力控制全體國民。這個名詞最初由納粹學者從正面意義提出，後來為反納粹和極權主義的學者從負面意義上廣泛使用。德裔美國政治學者漢娜·阿倫特被公認對極權主義的研究最為全面深入，她1951年出版了分析極權主義的專著《極權主義的起源》。阿倫特在書中論述道，納粹與共產主義政權皆是新型的專制形式。極權政體之廣泛吸引力源於其意識形態。對納粹主義而言，所有歷史都是種族鬥爭的歷史；對共產主義而言，所有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一旦這種前提被認可，國家的所有行為都可以正當化，繼而將極權國家的社會制度正當化。

西方歷史上政治制度多樣化。早在古希臘，不同的城邦國家就呈現出多種政治制度，既有實施民主的雅典，也有實行寡頭政治的斯巴達。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一書中從統治者數量和服務對象兩個方面來劃分政治制度類型。統治者的數量分為“一人統治”、“少數人統治”和“ 多數人（或全體）統治”；服務對象則分為“為全體服務”和“為部分人服務”。這樣可能的組合形成六種政治制度，即君主制、僭主制、貴族制、寡頭制、民主制和平民制。

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中將政治制度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即共和制（republican）、君主制（monarchical）和專制（despotic）。共和制和君主制均按法律進行統治，是法治。所不同的是，共和制是少數人或多數人（全體）統治，而君主制是由一人統治，君主則通過世襲產生。而專制則按個人意志進行統治，是人治。由少數人進行統治的共和制就是貴族共和，貴族也通過世襲產生，但貴族議事採用一人一票多數決；而多數人統治或全體國民統治的共和制就是民主制。或者說，貴族共和是少數人的民主，民主是多數人的共和。

孟德斯鳩所謂的專制指埃及法老的統治及東方沒有法治傳統和制度的君主專制，而歐洲中世紀的君主制歸屬於按法律進行統治的君主制，不是專制。不過，當歐洲中世紀的君主不守法律任意行使權力時，也會被認為是君主專制。簡單說來，專制就是權力不受法律的約束，掌權者按自己的意志進行統治。人治和德治都是專制。但東方君主專制也不是現代極權專制。在西方和東方，極權制度都是在20世紀才產生的。中國過去的皇權專制並不是極權專制，是在近現代革命中引入列寧式政黨組織後，才將皇權專制轉型為以黨統國的極權專制。

極權專製成為可能必須具備兩個關鍵因素，一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二是與之配套的控制手段。在西方，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相應的控制手段都是近代才形成的；而中國自古以來就具備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只是在近代通過引進現代技術和組織手段，才建立起極權制度。

納粹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主要來自於尼采的哲學。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人類面臨價值虛無，只有靠“超人”來拯救德意志民族及人類。在尼采看來，超人是人類進化的頂點，高於人猶如人高於動物。超人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有膽有識有力，有極大的權力欲。凱撒大帝、拿破崙就是超人的雛形。

根據他的超人哲學，尼採在《反基督》一書描繪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制度。他把社會階級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最有精神力量的菁英份子，創造價值，由他們擔任統治者的角色。第二等人是意志或性格堅強的人，他們聽命於第一階級，負責維護社會秩序及執法。第三等人是最多數的平庸大眾，滿足於他們平凡的生活。可以說，納粹德國完全是以此為原型而建立的。希特勒及其它納粹分子屬於第一等級，黨衛軍和蓋世太保屬於第二等級，勞工和普通士兵屬於第三等級。

尼采的“超人”哲學更成為納粹日耳曼人優越說的理論基礎。“超人”一詞與“優等民族”劃上等號。有“優等民族”自然就有“劣等人種”，從而為納粹的排猶主義和種族滅絕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什麼超人哲學會成為極權主義的源頭呢？因為它顛覆了基督教人是有缺陷的認識。基督教認為人首先有原罪，在道德上有先天的缺陷；其次，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上帝的能力才是無限的。超人哲學則認為不存在絕對的價值觀和道德原則，這些統統依賴於人的解釋。二則認為人的能力是無限的，“人定勝天”。人類可以依賴於超人的強大能力建立起一個完美的社會。這就導致了極權統治全面控制社會的妄念。

如果說在納粹德國，超人具像化為納粹分子，特別是具像化為偉大元首希特勒。那在共產國家，超人則具像化為共產黨和黨的偉大領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列寧進一步將這一論述發展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中最有階級意識和政治上先進的部分，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黨及黨的領袖具有最高的無產階級覺悟、對階級鬥爭和社會發展，以及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更具有遠見。

有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恰好近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的發展，特別是通訊和交通的發展，電報電話的出現，報紙和電台深入大眾，更快速的鐵路和公路，使得極權主義有了更強大的控制社會的技術手段。以及建立在現代技術上的組織模式，以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法西斯組織和共產黨，能將組織系統覆蓋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領域。從而了壟斷了宣傳，壟斷了經濟、建立起完備地軍警系統，從思想上、經濟上和暴力上控制了全社會和每一個人。最終得以建立起納粹和共產極權專制。

而在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着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就是儒家的“聖人”觀。儒家認為人可以成為聖人。聖人道德完美和智慧超群，具有大仁大智。由聖人來治理國家就能天下太平。堯、舜、禹和周公則是孔子心目中的聖人。孔子對他們稱讚不已。“大哉堯之為君也! 巍巍乎! 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孟子則說: “堯舜之道, 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孔子還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孔孟的“聖人觀”進一步發展為儒家的“內聖外王”思想。儒家經典《禮記·大學》中對內聖外王有個循序漸進的描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但儒家心目中的“聖人”並不崇尚“力”。孔子的弟子南宮适對孔子說：“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因此稱讚南宮适“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儒家的聖人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然而，儒家人性本善的認識是錯誤的，中國歷代政權都主要是靠暴力手段建立的，主要靠德和智不可能建立起政權和秩序。儒家只得承認依靠暴力建立起的統治，承認並維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定於一尊”的政治秩序，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將暴力奪權合法化，以“仁政”美化皇權統治，以“禮”維護皇權統治的尊卑等級；寄希望天子或皇帝是聖人，勸說他們行仁政，稱皇帝為“聖上”，皇帝的旨意“聖明”。“聖上”的意思就是權力和地位至上的聖人。

正因為儒家認為天子或皇帝在理論可以是“聖人”，就提供了皇權統攝和控制所有土地和臣民的合法性，成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來源。以西方近代興起的極權主義理論來看，中國自古以來的“聖人”觀就蘊含極權主義思想。只是因為傳統中國缺乏與極權主義相匹配的技術和組織手段，才無法建立起極權制度。名義上和應然上，皇帝擁有天下所有土地和臣民，但技術和組織手段限制了他不能完全控制天下所有的土地臣民。

近代中國受到西方衝擊之後，通過“洋務運動”及後續發展，引進了現代化的通訊和交通手段；軍警力量大大增強。雖然對外“弱雞”，但對內則綽綽有餘。大大增加了專制統治控制社會的手段，能下沉到社會基層。與此同時，又引進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相應的列寧式政黨組織模式，從而從皇權專制轉型為以黨統國治國的黨國專制。在這一過程中，共產主義的極權意識形態很容易就對接上儒家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儒家的“聖人”升格為“偉人”。“偉人”比“聖人”多一個指標，除了道德高尚，決策英明，還具有強大的意志、鬥爭精神和戰鬥力。不僅是仁者和智者，還是強者。“偉人”可以看成是“超人”和“聖人”的複合體。這樣，通過近現代的不斷革命，中國就由皇權專制轉為極權專制。以西方極權主義理論觀之，過去的皇權專制，以儒家思想主導、皇權依賴官僚體系下沉至縣的郡縣制，可以界定為威權專制或半極權專制。現在的黨國制則是極權專制。

在西方，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是異端，是非主流。隨着納粹德國的覆滅，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在西歐煙消雲散。而隨着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和從蘇聯獨立出來的除俄羅斯之外的國家也拋棄了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制度，轉型為民主制度，而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則向沙俄回歸，以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新歐亞主義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而苟延殘喘。反觀中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在近現代又結合了來自於西方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中西結合，博採眾長。同時，極權制度隨着技術的進步日新月異，不斷優化，瑧於極致。因而，中國的極權專制更為穩固和長久，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制度的消亡遙遙無期。

2024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