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現在面臨着許多挑戰，其中之一是歐盟與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另一個更為嚴重的挑戰是與俄羅斯可能發生的戰爭。如果歐盟領導人繼續目前的路線，歐盟成員國可能會面臨巨大的麻煩。

年過古稀的瑞典學者斯特凡·彼得·赫德倫 (Stefan Hedlund) 博士昨天在《地緣政治情報服務》回顧歐盟的創立、發展和現狀後指出, 歐盟得以成立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重塑了歐洲，但其集權野心背叛了經濟增長，並引發了至今仍在發生的危機。歐盟的問題是政治霸權凌駕於創新和經濟增長之上, 其後果包括文化分歧、財政失衡和移民困境, 而布魯塞爾的集權努力如今面臨成員國的阻力。赫德倫博士是蘇聯和共產主義研究/俄羅斯研究專家，並於1990年起擔任烏普薩拉大學東歐研究教授。目前，他還是烏普薩拉大學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

1991年12月，歐洲領導人齊聚荷蘭小鎮馬斯特里赫特，舉行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會議。這場會議堪稱歐洲大陸四十年來在構建自由貿易體系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的分水嶺。自1957年3月25日簽署《羅馬條約》以來，歐洲的繁榮發展日漸加深。該條約建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EC），並為“四大自由”——貨物、服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奠定了基礎，而這些正是單一市場的基本原則。1991年的與會者面臨着一個選擇：是應該拓展這些成就，還是應該鞏固和鞏固這些成就。

鑑於《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之後困擾“歐洲計劃”的諸多麻煩和爭議，回顧當時的利害關係，以及當時做出的選擇為何會帶來如此負面的後果，或許頗有裨益。理解《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遺產，對於理解當前挑戰和走向繁榮未來至關重要。

20世紀90年代，相對富裕的西歐國家主要致力於經濟合作，而幾十年來一直受制於中央經濟計劃的國家則突然獲得解放。蘇聯體制和鐵幕的崩潰為具有歷史意義的市場擴張提供了機遇。歐洲東部新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雄心勃勃，希望着手放鬆管制，並與歐洲西部國家建立貿易關係，這進一步增強了這一開放。

歐盟也將具備國家的所有特徵，從國旗、國歌、議會和政府，到共同貨幣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舊”歐洲各國政府的野心最終卻變成了固步自封。 1992年2月，《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署，標誌着一個單一歐盟的成立，該聯盟看似將12個國家聯合起來，並將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整合在一起。這一條約旨在最終回應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經典名言：“如果我想和歐洲通話，我該給誰打電話？”

如今，歐洲不僅將擁有一部有人接聽的專用電話。歐盟還將擁有國家的所有特徵，從國旗、國歌、議會和政府，到共同貨幣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從經濟到廢除邊界

1993年11月，《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生效時，其弊端已逐漸顯現。通過提高單一市場新成員的門檻（歐盟表面上的存在理由），並通過成員國身份創造巨額利益，歐盟的締造者為日後的重大麻煩埋下了伏筆。

1995年，歐洲人頒布了《申根協定》，取消了護照管制，並最初在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之間開放了邊境，這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如今，申根區涵蓋29個國家，對一些國家來說，它是歐盟政治的致命弱點，因為成員國在採取措施保護自身邊境時曾飽受詬病，如今卻面臨着失控的移民問題和日益嚴重的安全隱患。

建立一個供成員國分配的共同資源池，不僅為尋租聯盟創造了溫床，還加劇了尋租行為。一旦申根區開始接納新成員，它又會發現兩個新的問題。一是，那些未能達到高標準、可能成為歐盟成員國的新成員國被賦予了強大的激勵，使其進行創造性核算。二是，負責歐盟擴大的機構被賦予了展現自身成就的動機，從而造成了等級膨脹的問題。

歐盟的締造者們確保一個原本可能非常成功的自由貿易區淪為一個榨取和重新分配資源的俱樂部。

儘管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不容低估，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最重要的失敗在於它背叛了讓·莫內和羅伯特·舒曼等遠見卓識者的遺產。正是他們基於自由貿易、同時尊重國家邊界、習俗和文化的歐洲合作願景，結束了東西法蘭克人之間長達千年的戰爭，從而為歐洲釋放其內在的增長和創新潛力鋪平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創造的“德國經濟奇蹟”（二戰後的“德國經濟奇蹟”）並非奇蹟，而是辛勤工作和穩健的經濟政策。美國馬歇爾計劃為歐洲戰後重建提供資金的方式亦是如此。該計劃旨在促進歐洲內部合作，並取得了顯著成效。當美國資金開始到位時，歐洲已然走上了經濟增長和創新的道路。

如果1991年12月齊聚馬斯特里赫特的人們選擇關注這些以經濟繁榮為中心的成就，而不是致力於建立一個旨在超越美國的歐洲合眾國，那麼未來或許會截然不同。然而，歐盟的締造者們卻決定提高新加入者的門檻，同時集中決策權並擴大社會主義支出計劃，從而將一個原本可能非常成功的自由貿易區淪為一個資源榨取和再分配的俱樂部。除了共同農業政策之外，歐盟內部的區域項目獲得了如此豐厚的資金支持，以至於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接納像土耳其或烏克蘭這樣的大型候選國成為新成員。

歐盟的原罪

歐盟的創立就存在三個根本缺陷，其後果如今已變得顯而易見。

誰是“歐洲人”

首先，它聚焦於誰是“歐洲人”的問題。正如後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並非所有人都理解或認同“歐洲價值觀”這個難以捉摸的概念，它本質上就是帶有日益社會自由主義傾向的猶太-基督教價值觀。因此，歐盟東擴從一開始就註定充滿問題，尤其是在如何對待像土耳其這樣的大型穆斯林候選國方面。

共同貨幣

第二個缺陷是創建共同貨幣的計劃，該計劃實際上始於1999年，到2002年，紙幣和硬幣已開始流通。由於未能就各國應該使用歐元提出堅實的經濟理由，歐元的政治締造者不得不接受一個將幾個關鍵經濟體排除在外的歐元區。值得注意的缺席者包括英國、丹麥和瑞典，以及中歐國家波蘭、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

對於那些最終加入歐元區的國家，例如希臘，很快就會發現，在沒有共同財政政策的情況下制定共同的貨幣政策並非明智之舉。與美國相比，歐洲大陸的跨境流動性較低，而共同利率（主要根據德國的經濟狀況設定）的束縛必然會導致問題。

更有害的是，加入歐元區意味着貨幣貶值的終結。儘管這最初被視為引入健康財政紀律的一種方式，但負責人們卻未能思考為何貶值成為如此頻繁的調整手段。

事實與數據

1992年至1995年間，里拉貶值了約三分之一。

在採用歐元之前，意大利與其他歐盟國家一樣，能夠通過貶值本國貨幣來支持經濟增長、促進出口和管理債務償還。© GIS

與南歐國家相比，北歐國家擁有更靈活的制度結構，從而提高了經濟生產力。由此產生的競爭力差異引發了貨幣頻繁貶值。尤其是德國商界領袖，他們樂見這一機會被阻斷。

起初，南歐國家也認為自己是贏家。由於債權人將加入歐元區視為免於違約的保障，這為奢侈的借貸鋪平了道路，創造了短暫的富裕幻象。當人們發現，這些借貸熱潮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糟糕的基本面之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徹頭徹尾的造假之後，歐盟的反應是要求制定嚴厲的調整計劃。

具有象徵意義的是，歐盟的反應不是坦白承認北歐國家的銀行家和政府在製造歐元危機（從2009年到2010年代中後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而是嚴厲譴責那些接受了這些廉價貸款的國家。在金融市場報道中，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被貶低為“歐豬五國”（PIIGS）。可以說，歐元的誕生給北半球的工業帶來了收益，卻轉化為銀行通過減記而遭受的損失，而這些損失最終不得不由納稅人來承擔。

移民

第三個缺陷是歐盟的移民政策。最具破壞性的打擊是2015年8月爆發的移民危機，這場危機是由敘利亞戰爭引發的，當時俄羅斯對平民聚居地進行了大規模轟炸。鑑於歐盟的基石是建立單一市場，允許貨物和資本以及人員在內部邊界自由流動，因此，建立機制來保障共同的外部邊界安全至關重要。

儘管通過《申根協定》、《都柏林公約》和歐洲邊境管理局（Frontex）的成立，歐盟為解決這一問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很少有人願意承認，規則的力量永遠不可能超過維護規則的人或事物。當土耳其允許大量難民湧入歐洲時，歐盟領導人面臨着一項他們無法應對的挑戰，除非向土耳其支付費用以讓難民留在其領土上。

事實與數據

歐洲邊境和庇護機制

《申根協定》、《都柏林公約》以及歐洲邊境管理局（Frontex）的成立是歐洲邊境和庇護政策演變的關鍵歷史性發展。

歐洲邊境管理局成立於2004年，最初旨在加強邊境管理合作，重點關注歐盟的外部邊界。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其職責範圍不斷擴大，現在涵蓋風險分析、監測和遣返行動。

《申根協定》於1985年制定，並於1995年實施，是一個旨在逐步取消成員國之間邊境管制的自由流動區域。一旦進入申根區，人們就可以在29個國家自由旅行，無需接受檢查。

1990年的《都柏林公約》規定了哪些歐盟成員國負責處理庇護申請。隨後，2003年出台的《都柏林第二號法案》提供了更為詳細的規章制度和程序；2013年出台的《都柏林第三號法案》則明確了“安全第三國”的概念，並解決了對某些成員國負擔的擔憂。

總理安格拉·默克爾為應對危機，鼓勵數百萬無證移民不受控制地進入歐洲和德國，並聲稱“Wir schaffen das”（我們可以控制）。這破壞了那裡的社會凝聚力，就像瑞典、法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發生的那樣。僅在2015年，她的應對措施就允許214萬移民入境，其中大多數是年輕男性，留下了女性和兒童（儘管這些男性後來會根據家庭團聚計劃受邀加入歐盟）。

默克爾女士的政策非但沒有維護法治，反而導致申根和都柏林體系崩潰。她沒有對有組織犯罪的興起採取強硬立場，反而縱容了偷運移民這一骯髒生意的滋生，有人認為，這種生意甚至比毒品或武器更有利可圖。這一決定性決定的後果仍然是歐洲執法和社會政策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並導致整個歐盟範圍內各種右翼和極右翼政治運動的興起。

向無證移民敞開閘門，象徵着目前造成歐洲僵局的價值觀嚴重脫節。這不僅為德國選擇黨（AfD）和匈牙利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等民粹主義政黨創造了肥沃的土壤，使其得以以反歐盟的議程進行競選，從而使維克托·歐爾班之流成為布魯塞爾的頭疼問題。它也在南北之間製造了難以彌合的隔閡。

當北方國家指責意大利和其他南方國家不認真對待俄羅斯的威脅時，人們很容易忘記，這些國家自己也曾多麼冷酷無情地無視羅馬政府關於阻止非法移民穿越地中海北上交通的呼籲。意大利政府對北方國家資助從事海上救援行動的人權組織感到義憤填膺，這完全是理所當然。羅馬政府聲稱，此類行動實際上鼓勵移民冒着生命危險非法踏上意大利領土。

前景展望

展望未來，根本問題在於，從布魯塞爾的角度來看，所有歐盟問題的本能解決方案都是“更布魯塞爾化”，即更加集權化。這正是歐盟在競爭力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的主要原因。

監管力度加大、官僚機構規模擴大以及不斷增加的社會支出（這需要稅收的持續增長）導致了創新和效率的持續下降。當今的關鍵問題是，當前與美國關係的危機是否會促使歐洲重拾莫奈和舒曼的願景，回到那個時代：自由貿易和放鬆管制，同時尊重成員國自身的文化和安全優先事項，是戰後經濟強勁復甦的驅動力。

最不可能的情況：歐洲精簡官僚機構，削減監管

短期內最不可能的情況是，人們意識到，如果歐洲想要在全球關係中保持影響力，就必須改弦更張。唐納德·川普總統或許已經為這一情況的發生提供了必要的衝擊。

歐洲孤立無援的世界提供了兩大機遇。其一，歐洲各國齊心協力，確保俄羅斯不再在烏克蘭攫取利益，這將穩定歐洲大陸的安全前景，為歐盟開放投資與合作，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其二，烏克蘭——以及土耳其——融入歐洲，需要改革和精簡。

目前，人們對新任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梅爾茨寄予厚望。如果德國能夠擺脫數十年來過度監管的遺留問題，回歸增長導向的經濟政策，如果英國在安全和經濟領域與歐洲大陸的重新聯繫能夠紮根，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感到樂觀。

但由於目前尚無保證，上述各項進展都將實現，因此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

可能性較大：經濟進步因持續存在的分歧而受阻

另一種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過去十年間出現的“歐洲”價值觀分歧，將阻礙歐盟精簡、更公平的願景。像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這樣的國家，很難被說服去推崇另類生活方式、接受移民配額或擊敗俄羅斯，因此也很難擺脫根深蒂固的反歐盟情緒。

那些已經習慣於從共同預算中獲得巨額補貼的國家，例如法國，將竭力阻止歐盟縮減規模。日益惡化的移民危機將繼續加劇南北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必然會影響到其他問題上的討價還價。最終，歐洲將進一步陷入經濟停滯和地緣政治邊緣化。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臨時解決方案將阻礙進一步的集中化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各方將自發地找到臨時解決方案，由那些不僅支持烏克蘭，而且願意聯合起來的聯盟共同努力。新的貿易關係可能會發展，使挪威和英國成為一個願意與烏克蘭和土耳其進行更緊密合作的共同體。而德國在移民問題上採取的強硬立場，或許能為這條隧道帶來一線曙光。

這種情景的矛盾結果是，它可能導致布魯塞爾官僚機構的監管權力逐漸削弱，最終導致第一種情景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