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九章：右派们悲惨结局！

“反右派运动”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是深重的，带给知识分子们的灾难是深重的，一大批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从此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被逮捕、被流放，被劳教，被开除公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一场空前的劫难之后，留下的是无数的冤魂，无尽的创伤，无穷的苦难，无边的悲愤……

章伯钧先生成了右派后，虽再三认罪，自我批判，但毛泽东还是没有放他一马。后被撤销了交通部长之职。此后终日闷闷不乐。

当章伯钧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准确地预言：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上要开始了！”

果不其然――十年浩劫开始了！

“大右派”首当其冲，章伯钧被隔离审查。章伯钧的家成了某中学的“红卫兵总部”！

饱经折磨的章伯钧先生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倒下后的章伯钧连住院的权力也没有。后经周恩来出面，才住进了医院。

住院一查，已经晚了：“胃癌，晚期。”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章伯钧去世。

章伯钧家人的苦难并末随着章老先生生命的完结而完结。章伯钧去世后，其女儿章诒和被说成替父亲“翻案”，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其孩子竟在监狱中出生！

章伯钧在一九八Ｏ年被列入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名单。

罗隆基先生被毛泽东点名成了大右派后，被撤掉了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由于是“头面人物”，没有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仍保留政协委员头衔。但待遇降了。

成了“大右派”的罗隆基与其十多年来的密友浦熙修断绝了关系，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孤苦伶仃一人住在空荡荡的大院里。没有亲情，没有关爱，没有天伦之乐。孤独、苦闷、痛苦、冤屈伴着他的最后凄风苦雨般的岁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晚上，罗隆基在家里与几个友人聚餐。患有心脏病的他破例吃了一点酒。

第二天清晨，当护士上罗隆基家中敲门时，罗隆基已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罗隆基在文革前去世对他本人来说很难说不是一件好事。否则文革一来，免不了会再被“红卫兵”们弄去狠狠地批斗一番，以罗隆基的刚直秉性，是决难忍受此奇耻大辱，与其受辱而死，到不如就此安静地离世。

罗隆基死后，其同父异母弟弟罗兆麟要求摘去罗隆基“右派分子”的帽子，但遭到严词拒绝。罗隆基遗体火化后，其骨灰也无地存放。罗兆麟只得仰天长叹：“惨啊！惨啊！”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对右派改正时，罗隆基又成了六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

储安平在“反右派运动”后的命运够悲惨了。妻子与其离婚后又再嫁人，且还与储安平同居一套房，储安平的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文革”风暴来临，“大右派”储安平再次成了批斗对象，受尽折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群红卫兵又来揪斗“大右派”。储安平连忙从后院翻墙出逃。

他逃到晚年时的唯一挚友、同是“右派分子”的李汝苍先生的家，塞进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汝苍：

              我走了！

                             安平

当时的北京，在北海、熙和园，天天有死尸漂起。却未能确认哪一具是储安平。

储安平毕竟是一右派的大人物，为了查清其下落，一个专案组工作了两年，也没查出个结果。

一九六九年，中共秘密警察头目康生嘟嚷了一句：

“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九十年代，笔者在某小报上见到一篇文章，说是储安平从北京出逃后，皈依佛门。不知此说是否是空穴来风？

章乃器先生是有名的不承认错误的“大右派”。被撤消粮食部部长职务后，仍据理力争。其人不但倔犟，而且豁达。

“文革”一来，章乃器成了斗争对象。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在“文革”初的惨遇，真是“字字血，声声泪”：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灾祸，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但我居然没死，而且自信仍然可以活十年以上。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

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有个红色的外圈带锯齿的椭圆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瘀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间和膝盖经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褪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痛楚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

八月二十五日以后的七天，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还有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在“大鸣大放”中言论最为反共的葛佩奇先生在“反右派运动”中当即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山西监狱中度过了二十二个春秋。

一九七九年“改正”后回到北京。由于在狱中饱受二十二年的折磨，其双目几近失明。也算共产党还有点良心，承认了葛佩奇的老共产党人身份。但葛先生人生的黄金岁月被消磨在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共产党监狱中，这是世上任何东西都永远弥补不了的。

抗战时期全国闻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先生成为右派的罪状竟是对共产党的一条善意而又深刻的批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要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要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

一句善言，竟获弥天大罪！

定为右派的王造时，先是为自己争辩，继而是无休止的写检查。当叶永烈先生一九八五年三度采访王造时遗霜郑毓秀时，郑毓秀出示的王造时先生当年所写的检查遗稿竟达数十篇之多！足可出一本几十万字的“王造时检讨文集”！

无休止的检查也赎不完王造时的“右派罪孽”，毛泽东的文革一来，王造时再次成为冲击目标。

据叶永烈先生《反右派始末》一书中载：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王造时遭到第一次抄家。九月二十二日，又遭抄家，并被隔离审查。此后整整四十二个昼夜，王造时被轮番批斗。十一月二日，他被关入看守所！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王造时惨死于冤狱之中，终年六十八岁。

          郑毓秀用颤抖的手，打开一只包袱给笔者看：

里面的一双棉袜，打了四五个补丁，是王造时狱中遗物；

    一把断了把的塑料匙上接着一段牙刷柄，是王造时在狱中每日三餐所用的；

一只旧搪瓷缸里残留着血迹，是王造时临终咯血所留下来的！

堂堂“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因一九五七年之祸，如此悲惨离世，令人怆然涕下……

右派们下场之悲惨，莫过于翻译家傅雷先生了。

傅雷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简直就是那场民族大劫难的一个缩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傅雷先生在听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开展整风”的动员报告后，兴奋不已，连夜给远在国外留学的儿子傅聪写了两封信：

“亲爱的孩子，三月二日接电话，上海市委要我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四日动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怀仁堂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下午开小组会，开了两天地方小组会，再开专业小组会，我参加了文学组。天天讨论，发言，十一日全天大会发言，十二日下午大会发言，从五点起毛主席又亲自来讲一次话，讲到六点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志又作总结，宣告会议结束。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每晚召各小组召集人向他汇报，性质重要可想而知。主要是因为‘百家争鸣’不开展，教条主义顽抗，故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过话，立即由中宣部电召全国各省市委宣传文教领导及党外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的代表人士来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大家收获很大，我预备在下一封信内细谈。”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信中所说的“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指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此讲话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标题发表。

信中提及的“毛主席又亲自来讲过一次话”，是指后来发表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傅雷完全出自于内心的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盛赞，表达了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们的心声。

请注意信中的两句话：

党外人士经不住毛泽东“阳谋”的挑逗，“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而共产党内人士深知其个中三昧，“有些胆小”。

在大鸣大放的日子里，傅雷确实很积极。不过作为一个不关心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是提不出什么有份量的意见来，所以只是发表了《增产节约的要点在那里？》之类的无关痛痒的文章。

反右运动开始后，傅雷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右派，而且积极投身于反右运动中。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文汇报》上发表了傅雷的《比一比  想一想》的文章。文中说：

“总之，不比一比，显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显不出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感觉不到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

七月十六日，傅雷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说实在的，“识别”右派分子确实不易，因为傅雷自己都不能“识别”自己是“右派分子”！

傅雷为向共产党表忠心，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在文中揭发了《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的“右派言行” 。

这一揭发不打紧，一月以后，徐铸成的检查《我的反党罪行》一文中有一段专门揭发傅雷，小标题为《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傅雷遭徐铸成报复反拖下了水！从此走上了“右派分子”的不归路！其结局之悲惨在五十五万“右派”中绝无仅有！

据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中记载：

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天晚上，傅雷出席了“批判大会”之后久久没有回家。

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坐立不安。直至夜深，这才响起敲门声。

原来傅雷曾想一死了之。他喟然长叹，对夫人朱馥梅说道：“如果不是阿敏还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傅雷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被划为“右派”而且在于牵连了儿子傅聪。

……

傅雷被划为“右派”，使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深受剌激。在他看来，倘若回国，会落到父子彼此揭发的悲惨境地。他绝不愿意这样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聪在一位英籍教师的帮助下，从波兰出走英国。

顿时舆论哗然！

傅聪的出走，加深了傅雷的痛苦。因为儿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牵连了傅雷。

在“文革”中，自己的“右派”之罪，加上傅聪的“罪行”，傅雷受到抄家、批斗。刚烈的傅雷和他的夫人一起，双双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上吊于上海江苏路家中！

傅雷在自杀前，留下遗书，内中写到：

“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父亲错划为“右派”，导致儿子出走异国；儿子的出走，又导致父母的自杀……傅雷父子的彼此牵连，成了中国“反右派运动”最沉重的家庭悲剧！

知名“右派”们遭遇如此之惨，那么五十多万无名“右派”们的命运就更惨了。他们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工职、开除党籍、送到荒漠劳改。当年的右派从维熙先生在其《走向混沌》书中回顾了自己成了右派后与其他右派们被遣送北大荒劳改的经历，读后令人唏嘘、催人泪下……。

还有对右派们的群体大灭绝！在甘肃的夹边沟，几千右派被押送到这里劳动改造，最后活着从这里走出来的右派们不足百分之十！

……

红朝史三十：林昭，右派群体伟大的民族精英！

在五十五万右派中，没有比北京大学女学生林昭的“右派”生涯更令人心碎的了！现全文摘录林昭弟弟澎令范的回忆文章：《泣血长哭：我的姐姐林昭》  

　　“北大”风云
　　1954年，姐姐林昭以江苏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这座民主摇篮里，她犹如投入了慈母的怀抱，她满怀信心地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她要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她因为参加过土改，要写一本《中国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飞翔的海鸥。同时，她也如同当时敏锐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了早春天气的压抑感，当她看到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又经历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她产生了一种迷惘与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儿在开放，整风的消息传来。她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5月19日，由学生张元勋等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用诗的形式写道：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首激情的政治诗，激动了林昭，她沸腾了，当她看到有人反对这首诗时，她说，是这样的吗?不，绝不。她也忍不住写诗支持《是时候了!》。自此，她全身心地卷入了这一民主浪潮。
　　至25日，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做了讲话，认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虚心耐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沉不住气，要继续支持大鸣大放。
　　可是到26日，广场出现了“反对恶意煽动诽谤!”“马列主义卫道者万岁!”等标语，出现了新的辩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着一些敢说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是“疯子”和“魔鬼”。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然而任何怨言都无济于事了，这只刚学会飞翔的海鸥，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于是像牛虻一样疯狂了。她把一切启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向就学过的苏南新专的一位老师发出了“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与悲愤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喷发为疯狂，由疯狂而走向绝望。她在绝命书中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痛绝的。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主要的工作是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阅过去的旧报纸。工作由王前(刘少奇同志前妻)领导，还有一位是人民大学学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甘粹。王前对林昭等十分同情，对他们没有多加管理，她见林昭身体不好，还时常送些食品给她。这一年多时间，林昭的生活还算平静。
　　可是林昭的心情并不平静，她在思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规模的群体性的大冤案?为什么好心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意见，统统都被说成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
　　她时常徘徊于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辈，她也在这里寻求答案。她的难友劝她不要碰硬，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她立刻严正地回答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她又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断地求索，但是现实所回答她的却是绝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轻，孤身只影在北京，虽说有朋友可以照顾，但在卧床治病中却必须有家人照料。我母亲得知消息后，急忙来到北京将她接回上海去。
　　林昭的病经过调养后，渐有起色。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总是经常要出去走走，去图书馆、去公园。在日常去公园散步时，逐渐认识了几个青年朋友，时间久了，相互间不免要纵论时事，漫说中外。1958年，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一场极大的折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砍尽树木大炼钢铁等浮夸风弥漫全国。他们几个人谈论着那种“瞎指挥”的“共产风”，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多久他们又眼看着生产萧条的景象出现，物资迅速匮乏，什么也买不到，街道上排满了长队，人们因营养不良体质迅速下降，浮肿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处的大哄大嗡依旧。林昭和她的几个有共识的朋友们，率直地对当时那种随意性极大的左倾政策表示不满。他们又谈到庐山会议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后而受到批判和撤职一事更觉得是非颠倒。他们怀着赤子之心表达着自己的共同看法，编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刊物，陈述着他们的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编印未被批准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纯粹为一股政治热情驱使，不顾一切地倾吐着他们的衷肠之言。他们看到了一本《南共纲领》的书，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于是也写成了文章。以后他们又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报告，准备寄给领导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说，这是一种极危险的探索方式，结果他们都没有预料到，他们被以“反革命小集团”的名义被捕了。
　　这是噬脐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却并不后悔，她认为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价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后的日记中曾谈到这件事，她写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驾车回家时，看见一头公猪陷于泥淖，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便匆匆驾起车走了。走上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那泥淖。林肯费了九牛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林肯说：‘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亚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话，终于成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为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愿付出一切。这一次，她由一个“右派”劳教分子升级到了“现行反革命罪犯。”
　　狱中八年
　　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狱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讯全无。母亲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无结果。一年多后，她转到静安分局关押，才有信出来，说可以送一些钱和她所要的东西进去，但是要见面就很困难。母亲每次送物回来，总是很沮丧，因为知道了姐姐在里面“表现”很坏。姐姐每次来信，总是要白被单，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
　　姐姐在1962年被准许保外就医。她回家后，讲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监狱里的情况，她对有些看守人员深恶痛绝，尤其是在一所时，有一个女狱警非常残忍，姐姐称她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经常针锋相对地对她对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进行指责，姐姐有时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饱饭”等等，直到呼叫到声嘶力竭，然后她就开始绝食。至一二天后他们将她送往监狱医院去吊盐水针。
　　在一所时，大都是所谓“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单独囚禁。开始林昭的斗争影响还不大，由于她的“不安分”，个别狱警对她恨之入骨。姐姐常在他们当班时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合理待遇，如果他们不理，她会整夜敲打狱门。
　　在判刑后，有一度她关到提篮桥监狱。她仍单独囚禁，但比之与其他人的隔离情况似有改善。有一次狱中伙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没有所谓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发动其他人拒绝用餐，并带头喊口号，跟她喊口号的并不太多，于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国际歌》，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声附和，狱中仿佛沸腾起来了。后来当局立即以绝食为借口将姐姐送进监狱医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主治大夫就大骂了一通：“哎，你这位医生，是救人的还是杀人的?像你这种人会有人道主义吗?你不要碰我!”这回第二次进来，她对主治大夫的看法渐渐改变了，大夫对姐姐轻轻地说：“请你安静些，在这里多住几天，这里毕竟是医院。”说完就悄悄地走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以后他总是暗中设法在一定范围内照顾她，尽量地给予方便。林昭的名字从一所到静安分局监狱都是赫赫有名的，监狱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监狱中，还有一位狱警老人，对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还同他闹，他等她发作完后一面摇头一面说：“你何必生这么大气呢?留些精神吧，已经够你受了。”林昭遇到医生和这位老人时，少受不少痛苦。
　　面对对自己施行虐待的狱官，她自然是冷眉怒对，她除了放声大骂外，还割开血管写血书，例如她在一首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中写道：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
　　她经常以血书抒发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中写道：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姐姐一度保外治疗时，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我们看到她手腕部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林昭在狱中以呼口号、写血书、蔑视法庭来表达良心的抗议，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出现了她在狱中的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狱警们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狱方确实小看了黄毛丫头。于是批判的武器改为武器的批判。林昭写道：“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姐姐在提篮桥监狱时，有一次母亲和我曾去探监，经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大门，警卫都以奇特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最后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见到了她，她步伐缓慢地走出来，身体十分虚弱，只有眼神炯炯有光。当时公安局希望母亲能说服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就借此下台。母亲对姐姐说得口干舌焦，姐姐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不接受。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是不会放我过门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母亲说：“你可以不让自己死在他们手中，眼光放得远些。”“这是不可能的!”姐姐斩钉截铁地回答。母亲又气又急，提高了声音说：“苹男(姐姐的小名)，你脑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母亲还未说完，姐姐毫不犹豫地接着说：“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1968年4月，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弹费以后，不久母亲的朋友朱太太来电话叫我们到她家里去一次。我去后发觉她家里气氛沉重而又异常。她先问我有无姐姐的消息，姐姐在执刑前有几个月他们没有她的音讯。我就把付子弹费的情况告诉了朱太太，她听后立即脸色灰白，沉痛地说：“这是真的了。”在我追问下，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4月29日由同学送回家时已面无人色，神情呆滞，半晌讲不出话来。朱太太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那同学说：“我们今天在龙华看到枪毙人，是个女的，祥祥看了立即变色，说是认识她的。”等那同学走后，祥祥突然哭了起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因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问个究竟，祥祥说他们一帮勤工俭学的在机场内做些杂务工，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那天结束后，在机场内多玩了一会儿。到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有两辆军用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当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祥祥说，他当时几乎叫出大姐姐来。朱太太再三追问他是否会看错，祥祥说绝对不会错，大姐姐有她的特点，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医院里的衣服。我听完后，我只说最好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我母亲，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归途中，我脑海里浮起的只是这一幕血淋淋的惨相，龙华、四月、自由、五分钱子弹费、母亲的泪……
　　过了几天，有人转告我，同狱一犯人在一次公审大会上看到审判林昭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着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
　　按照常规，狱中公审大会开始时，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们便要大声呼喊口号，但是那天审林昭时竟寂静无声。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们这些囚犯都死了吗?”然后就领头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而和者却并不很“热烈”。转告我的那位讲得十分详尽，我听了却无法表达我的感情，只觉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气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执刑后几天，我们收到通知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我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一起去了。在门房递上通知单，所有里面的警卫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着我们。母亲很哀伤，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点表情也没有。这次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卷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血迹斑驳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我们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林昭在狱中多年的别的留存。
　　姐姐早在60年代初就说过“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她的被评反、恢复名誉正是20年以后的事，如今又将过去了近20年，林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开的昭示，我坚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恒的。

林昭——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史上划时代的纪念碑！

林昭——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自由女神！

林昭——你的英名永载千秋中华民族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