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四章：彭德懷寫萬言書受到高幹支持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澤東召集六個組的組長談話，再次強調總路線、多快好省根本不會錯，承認缺點錯誤從全局來講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從總形勢來講就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關於經濟建設確實有得不償失，但從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出學費的，全國大辦鋼鐵賠了二十多億，全黨全民學會了煉鋼，算是付了學費。

毛澤東的講話在各小組傳達後，慣於見風使舵者轉變了態度。不敢或不願再談大躍進的缺點和教訓。小組會上響起了一片歌功頌德的聲音。偏這彭德懷不明事理“感到會議上一些人對問題認識不夠，‘左’的思想仍然對人們有壓力，因而非常憂慮，覺得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勢必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這些問題由我在會上提了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容易得到糾正。”遂想給毛澤東寫信。周小舟勸他不要寫信，親自找毛澤東去談為好。

七月十三日晨，彭德懷到毛澤東住處要求見一面，可惜毛澤東昨晚舊情萌發，趁江青還沒上廬山，叫隨從找來了前妻賀子珍。直至凌晨時分才睡下。警衛員自然把老彭拒之門外。

據說歷史會因一些偶然的細小情節而改變，倘若毛澤東這一次與彭德懷見面了，中國的歷史是否也會發生變化？蘇曉康先生在其著名的《烏托邦祭》一書中流露出這樣一種觀點。對此筆者難以贊同。讓我們假設毛、彭會唔的某種情形：一種是毛澤東和彭德懷大吵一架，雙方話明氣散，毛澤東大度地接受了彭的意見徹底糾正大躍進的錯誤――但以毛澤東的就是錯了也要錯到底的性格來看這沒有一點可能性；另一種情況是毛澤東不動聲色假意應付彭德懷，讓彭滿意而歸，再悄悄地積蓄力量，時機一到對彭一個突然襲擊打他個措手不及，逼得老彭也象周恩來一樣一把鼻涕一把淚地作檢查，再繼續大躍進――這倒符合毛澤東的性格和一貫手法，因此這第一種情況出現的概率是不大的，而第二種情況是必然會出現的。

退一步來說就算是這天晚上毛澤東和彭德懷握手言和，避免了一場餓死幾千萬人的大劫難，然上天既生下毛澤東這樣的魔頭，那麼中國人民就註定要遭曠世之劫難，所謂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躲過了大躍進，還有另一場什麼名目的劫難在前面等着。

彭德懷見毛澤東不成，當晚便起草信稿，十四日晨，叫參謀抄送給毛澤東。

彭德懷的信是中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也是關繫到五千多萬農民的生死存亡的歷史文獻。全文如下：

主席：

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

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一九五八年較一九五七年工農業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點一，農副業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糧棉增產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三點五。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象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四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一九五八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里，能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中，多辦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的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補貼二十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到會同志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面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三十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繫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躍進的關鍵所在。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沒有象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一方面，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還只有十八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儘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

一、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來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着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只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的革命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不例外的。

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十五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鑑定就貿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志看來，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志，又沒有損傷同志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的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面，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四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四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敬禮！

                                          彭德懷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彭德懷的信，字裡行間透出了強烈的憂國、憂民之心，雖然其中言詞直接針對了毛澤東的錯誤，但還是在千方百計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地位，並且對毛澤東進行了不恰當的吹捧，決無絲毫篡位之意。若毛澤東當年採納了彭德懷的意見，不但中國人民將少受無數災難，毛澤東也會免於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然毛澤東事前既有“釣魚”之預謀，那麼彭的意見正確與否就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得趁彭自己主動跳出來之機把他從中共最高層清洗出去，為日後建立毛澤東的家天下打下基礎。所以要組織力量，不擇一切手段，不顧一切後果，堅決擊退彭德懷的挑戰！

七月十五日，中央辦公廳通知會議延長，日期不定。

七月十六日毛澤東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位常委找來，專門講了彭德懷寫給他的一封信，並漫不經心地說：“我建議要大家評論這封信的性質。讓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等同志上山來參加會議。如果林彪同志身體可以，也請他來。”

毛澤東說話時神情輕鬆平靜，面帶笑容。三十年後蘇曉康先生在其《烏托邦祭》中就此事評論說：

安子文是中央組織部長，負有考察幹部之職責，安子文上山後，彭德懷及其支持者們的烏紗帽已經“浮”了。林彪上山來是準備接替彭德懷的職務。黃克誠是總參謀長，與彭德懷私交很深，毛澤東在廬山整彭能不防帶兵的黃克誠在京搞政變？雖然從可能性來說幾乎為零，然作為一個精於權術的卓越政治家必然會把可能性為零的事件當成必然會發生的事件來對待，防患於未然。彭真上山後接替周恩來主持工作，目的就是看周恩來在未來的反彭德懷鬥爭中態度如何，因周恩來曾有一筆“反冒進”的舊帳，這次彭德懷言行與周恩來當初無異，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周恩來若再次對彭的觀點表示出一點讚同，或稍有一絲曖昧，即將周與彭一鍋燴！

在召集了三位常委談話後，中央辦公廳就將彭德懷的信迅速趕印出來，發至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毛澤東在信的首頁上加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並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

別以為稱了彭德懷一個“同志”，就表明毛澤東此時還把彭德懷當成同志。共產黨人對自己同志的稱呼歷來有規矩的：真同志稱呼時不叫姓，只叫名。如“少奇同志”、“恩來同志”、“小平同志”、“德懷同志”，以示親密無間。上層的規矩如此，下面也層層效仿。一旦尊姓大名一齊叫出來，且還加了一個“同志”，那麼此人必然就離變成“階級敵人”不遠了。

與彭德懷信件一同印發的還有七月十四日胡喬木、譚震林、陳伯達、曾希聖、周小舟、李銳、田家英等人起草的《關於形勢和任務――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廬山會議的議定紀錄》此議定紀錄與彭德懷的信內容如出一轍，可謂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