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七章：中共常委陶鑄從紅桃四變黑桃三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中共高層內鬥中，時任中共第四把手的陶鑄又莫明其妙被打倒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五、六，三天的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由林彪主持，毛澤東未露面。

十二月六日的會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發言，攻擊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顧問、中共第四號人物陶鑄，指責他“用生產壓革命，壓制文化大革命。”這既是給陶鑄一個警告，也是發出了一個信號：陶鑄已失寵了。

陶鑄於一九二六年入黃埔軍校，在軍校內加入共產黨。一九三三年被捕入獄，一九三七年因抗戰而釋放出獄。先在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中任職，一九四五年隨共軍挺進東北，先後任共產黨遼北、遼吉、遼東等省委書記，後又在林彪軍中任縱隊政委，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先後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是著名左棍，在批彭德懷時為一號打手！六六年五月毛澤東看中調中央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破格提拔陶鑄，成了中共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

陶鑄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關鍵會議――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時上調中央，其意義非同尋常。由於陶鑄在歷史上與劉少奇有矛盾，起用他的目的就是利用陶鑄作為打倒劉少奇的工具。

陶鑄失寵的最先起因大概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次會上毛澤東指使夫人江青私下找到陶鑄，要陶鑄在會上打頭陣，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但陶鑄以剛進中央，對情況不了解為由拒絕了。但毛澤東此時對陶鑄還是抱有厚望，會後讓陶鑄高升為四號人物。

提升陶鑄不僅是一種信任，而且是對他的一種嚴峻的考驗。

但陶鑄的表現實在令毛澤東失望。

十月一日國慶時，陶鑄為了讓鄧小平在報導中見報，指令下屬搞“換頭術”。（本來沒在天安門上拍有鄧小平的照片，用剪接手法將鄧小平的頭像換在了別人頭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陶鑄又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的路線錯誤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他們是打不倒的，他們的錯誤是認識問題，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很不贊成有些人給他們張貼大字報的作法，這和中央的精神是不一致的。你們要問我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態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們，我是要保的。”

後來在上海的安亭事件（後面將介紹）中陶鑄又對毛澤東的意圖不理解，不准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要抓革命、促生產。在接見紅衛兵造反組織時，又說這個不能打倒，那個需要保護。這與毛澤東的“開展全國全面內戰”的方針大相徑庭。其人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

陶鑄的高升很突然，陶鑄的倒台也令人吃驚。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江青、陳伯達接見群眾組織時宣稱：陶鑄背着中央文革小組獨斷專行，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要將其揪出來。而就在此時陶鑄還在另外一個地方接見群眾造反組織，向他們發指示！

當晚九點，中南海西門外的高音喇叭突然開足音量，高喊着“打倒陶鑄”的口號。並宣讀了江青、陳伯達的講話內容。就這樣，堂堂的中共第四號人物瞬間就倒台。

一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就陶鑄問題發表講話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當時問陶鑄怎麼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都有劉、鄧的照片，這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這個部、那個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管不了，可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你們也沒有解決，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毛澤東的講話列舉了陶鑄的罪狀，說明了下台原因，且帶有對陶鑄個人品質的貶低，不知陶鑄是否就象毛澤東說的那樣不老實？

自此以後，陶鑄的名字就與劉少奇、鄧小平緊緊相連，“打倒劉、鄧”的口號變成了“打倒劉、鄧、陶。”陶鑄由“紅桃四”瞬間變成“黑桃三”。陶鑄倒台使毛澤東收到了殺一儆百的效果，掃清了打倒劉少奇和大大小小的共產黨官員的障礙。

陶鑄被打倒後，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休。一年後，《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大筆刪改的姚文元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陶鑄又被扣上“叛徒”帽子。此時被關押的陶鑄悲憤萬狀，寫詩一首：“性質縱已定，還將心肝掏。萇弘血化碧，哀痛總能消！”陶鑄兩年後身患癌症，淒涼地死去。

在此要書一筆的是林彪。在陶鑄被毛澤東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後。林彪居然把陶鑄召進家門，不但多方安慰他，更勸他“要忍耐，要等待。”

在一片打倒聲中，中共高層的賀龍又倒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在軍委會議上說賀龍是“大土匪、大軍閥” ，由此成了打倒對象。紅衛兵遂揪斗賀龍。弄得賀龍東躲西藏。因周恩來是賀龍的入黨介紹人，賀龍逃到周恩來家中隱藏。但此時周恩來已經被毛澤東封為“賀龍專案組組長”，又怎敢護着賀龍？周恩來好言哄着賀龍把他轉移到北京郊區某軍營。幾天后，周恩來對大群紅衛兵說：賀龍是個三反分子，要把他抓起來。隨即賀龍被捕。

關於賀龍的失寵，原因也較複雜。官方有多種說法：

其一，兵變說。賀龍於六六年二月調一個團到北京郊區某中學駐紮數月，被毛澤東懷疑想搞兵變，而被捕。與賀龍同時被捕的還有其紅軍時期的老部下、銜授大將、時任國防部副部長、裝甲兵司令的許光達。

其二，猜忌說。賀龍在一九六四年訪問蘇聯，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說不要讓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破壞我們的友誼，現在我們已把赫魯曉夫搞下台，你們也該把毛澤東搞下台。此事雖然周恩來當即提了抗議，蘇聯方面也道了歉，但毛澤東由此產生了猜忌，因而把賀龍搞下台。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就是持這種觀點。

其三，文革後，筆者看到一雜誌上介紹，賀龍在紅軍時期與蔣介石有過來往，曾一度想投降蔣介石，因蔣介石出價太低，只同意封賀龍師長之職。而賀龍則非軍長不干。雙方談崩。毛澤東開國後，蔣介石派出與賀龍聯繫投降事宜的當事人被捕。特赦後偶然與賀龍見過一面，當時雙方均吃驚不小。聯繫人怕賀龍殺人滅口，日夜提心弔膽。死前將當年與賀龍聯繫投蔣一事告訴了兒子。其兒子在文革初向共產黨地方組織檢舉了此事，因此賀龍才被毛澤東搞下台。

以上三種說法孰是孰非，不好判斷。第一種說法來自於官方，但兵變一說實在是無稽之談。當時毛澤東為搞文革，已預先將林彪嫡系的三十八軍調到保定，就是為防兵變，賀龍以一團兵力想搞兵變實在是天方夜譚。按照當時毛澤東的規定：林彪能調動的軍隊僅一個師，賀龍和其它軍委副主席只能調一個團。文革開始後毛澤東更是規定凡調動軍隊一個排都要經他本人批准。所以賀龍搞兵變一說實在站不住腳的。第二種說法是中共黨史專家王年一在其《大動亂的年代》中的觀點，此說似乎也難以服人。因賀龍當即向周恩來和毛澤東等人報告過此事，中方也提了抗議。再說賀龍能吃幾碗乾飯毛澤東能不知道？就算借十個膽給賀龍諒他也不敢。第三種說法雖近於荒唐，但這卻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人的本性是軟弱的，在惡劣的環境下產生動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此事缺乏旁證。聯繫人又早已死去，毛澤東為此事整賀龍是有可能的。但永遠也找不到真實的證據。賀龍兩年後因糖尿病死在獄中。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又為賀龍來個“平反昭雪”。當然平反時又把一切罪過推在了林彪的身上。

其它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員被打倒者就簡直多如牛毛，數不勝數。其中被斗死的有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煤炭部長張霖之、衛生部長傅連璋等人。衛生部長傅連璋一九三四年在瑞金曾救毛澤東一命。被關監後，親筆致函毛澤東哀求說：“我當年曾救過你一命，也請你看在當年的份上救我一命吧。”但毛澤東一個字也不回，不理不睬。傅被活活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