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年3月3日

地點：北京·南京——香山南苑/紫金山麓的隔空對話

1.引言：在文學與歷史的交匯處

詹乃德：雲兄，很榮幸能夠接受您的邀請，為您的長篇小說《四十歲的一對指甲》撰寫書評。我在2020年就已初讀，但直到今年重讀數遍，才敢發表一些粗淺的見解。這部作品雖非巨著，篇幅三十萬字，但其磅礴的氣勢、豐富的內容以及跨越數十年的時間跨度，都使我感到震撼。它絕不僅僅是一部小說，更像是一面透視鏡，折射出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與個體的精神變遷，尤其是它以荊楚文化為根基，對“巫”這一古老而神秘的文化基因進行了深刻的探討。作為一名研究中西方思想文化史的學者，我認為這部作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理解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與文化記憶。

雲夢澤人：詹博士的見解深邃，令我受益匪淺。我一直以為，我的寫作不過是記錄個人和時代的命運，沒想到您能從如此宏大的歷史文化視角進行解讀，這確實提升了這部作品的高度。感謝您撥冗閱讀。您剛才提到的“巫”，恰恰是這部小說的起點。小說主人公“敏”的原型，正是我的童年經歷，而他外婆“貞之”的原型，便是我的外婆——一位法力高強的“大巫婆”。在那個純真卻又充滿神秘色彩的童年，我親歷過許多難以用現代科學解釋的“神跡”，例如書中所描寫的“兩巫鬥法，十里法場結界”，這些都並非憑空想象。正是這些親身經歷，讓我感到“巫”不僅是遠古的傳說，它在我的故鄉、在荊楚大地，始終與人類生生不息，即使是在“大滅四舊”的紅色運動中，也頑強地延續了下來。因此，這部作品可以說是我對故鄉和外婆記憶的一次文學“招魂”。

2.黃河畔的“理性”與長江邊的“神跡”：中原與荊楚文明對巫文化的兩種態度

詹乃德：雲兄的親身經歷，正是我們探討“巫”文化的最佳切入點。這讓我們回到歷史的源頭，探究中國南北方文化對“巫”截然不同的態度。從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研究來看，人類最初對世界的認知普遍源於“巫”，這一點在殷商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禮記·表記》中便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的記載，鬼神祭祀與崇拜貫穿整個上古時代，巫師在社會中擁有極高的地位，是溝通神靈的核心媒介。

然而，當歷史的指針撥向周朝，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周王朝興起後，黃河流域開始採用一套偏向理性的思想體系，即以“天命觀”為核心的“禮樂文明”，來逐漸疏遠原先的鬼神崇拜。這套思想體系強調“敬天愛民”，將統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統治者的“德”之上，而非巫術與祭祀。這是一種從“神本”到“人本”的理性化轉向，旨在建立一個更為可控、以人文為中心的社會秩序。由此，巫文化在周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中被邊緣化，甚至被視為非主流的、應該被批判的對象。

雲夢澤人：我完全認同詹博士的觀點。這種以黃河流域為代表的“正統”思想，在當時並沒有被楚國所接納。楚人從血統上就自認高貴，屈原《離騷》開篇便是“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暗示楚國貴族是黃帝的後裔，無需遵從周朝的禮制。更重要的是，楚文化從一開始就“摻雜諸多‘巫’術”，並將其視為核心組成部分。這種差異不僅僅體現在政治上，更深深地根植於文化基因之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楚辭》，從屈原到宋玉，這些文學作品中無不充斥着大量關於“魂魄鬼神”的描繪，這正是荊楚文化與自然、與鬼神世界保持着緊密、非理性聯結的體現。

詹乃德：事實上，這種文化差異的根源，不僅在於政治和思想體系的對立，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地理與生態的塑造。黃河流域氣候溫潤，資源豐富，但人口密集，因此內外部對此區域的爭奪激烈，面臨着嚴酷的權力挑戰，以及頻繁的洪水災難，促使人們發展出以集權、秩序、農耕為核心的社會組織模式，周朝的“禮樂”正是這種模式的集中體現。它需要一個穩定的、可預測的、以人為中心的社會，來應對不可預測的自然力量。而長江流域則不然，氣候“濕熱”，物產豐富，原始的自然崇拜在這裡更容易存留。這種環境孕育了更具想象力、更感性、更與自然共生的文化。周人批判“巫”，是為了建立一個可控的人間秩序；而楚人接納“巫”，則是其原始生態、自由奔放精神的自然流露。因此，周文化與楚文化的“對抗與衝突”不僅僅是思想之爭，更是一場生存模式與文明主導權之爭。

3.歷史的演進與巫的嬗變：從殷商原始巫文化到民國秘術

雲夢澤人：這種差異，在歷史的演進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秦王朝雖以武力統一了中國，但並未能在思想文化上真正統一南北。楚地長期處於中原文化的核心區域之外，保留了獨特的地域性文化。儘管中原的官方意識形態不斷“排巫”，但巫文化並未真正消亡，反而從顯性的政治中心，退居到隱性的文化邊緣，即廣大的民間社會。它不再是國家大典，而是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生死嫁娶、耕種漁獵緊密相連的“生活方式”。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着中原人口的南遷，巫文化與道教、佛教等外來宗教和本土信仰“雜糅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民間信仰體系。

詹乃德：雲兄的觀點非常精闢，這正是巫文化的“潛流”與民間社會的韌性所在。它並未被同化，而是在與其它信仰的交融中，不斷提供新的本地化元素，使其得以繼續繁衍。到了近代，隨着西方文化的滲透和近代革命的到來，巫文化被簡單地定義為“封建迷信”而遭到徹底的“洗禮”和“批鬥”。然而，詭異的是，雲兄在書中描述的“大滅四舊”時期，人們內心深處“對‘巫’的信仰甚至迷戀並沒有被剪除”。它只是暫時失去了外在的表達形式。

雲夢澤人：是的，這一點在我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刻的體現。當“紅色運動”結束，過去被頂禮膜拜的“巨神”轟然坍塌後，民間的神靈便“紛紛冒出”，甚至演變為對“偉大人物的崇拜”和改革開放後的“對金錢的崇拜”。這正是我所認為的，人們內在的、對精神圖騰的崇拜需求，並不會因為外在的口號而被消滅，它只會尋找新的對象，或以另一種面目示人。這揭示了現代性在解決人類精神問題上的根本性失敗。

4.精神的流亡與現代人的回歸：迷惘一代的心靈困境

雲夢澤人：這也正是主人公“敏”悲劇的根源。他原本是一個“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卻在一夜之間被打入“黑線人物”的深淵，被迫退學回家。他曾為了與“封資修”決裂而砍伐了家中的風水古樹，導致村中雞豬發瘟，獨子溺水而亡，被烙上“害人終害己”的印記。這個曾在台上作批鬥發言的學生會主席，成了被批鬥的對象。他試圖掙脫過去，將自己“裝扮得很現代”，但他的精神實質依然是“外婆貞之為他構架的”。他無法回到故鄉，也無法真正融入現代都市，成為了一個在現代社會中不斷“漂泊與流浪”，失去了“精神故鄉”的典型代表。

詹乃德：敏的悲劇並非個體的偶然，而是整個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集體“精神流亡”的微觀再現。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正是“政治掛帥”的坍塌，思想的混亂時期。而他與書中其他角色的互動，也構成了他精神困境的種種畫面。他的妻子瑾，一位研究耳朵和調試聽力的科學家，試圖用科學的“規範”來重塑他的生活，但最終失敗，不得不刊登“出租丈夫啟事”。這象徵着純粹的理性與規範，在解決人的根本性精神問題和情感需求上，是無力的。

雲夢澤人：確實如此。現代化可以為社會提供科技與物質的力量，但它並不能解決人的精神問題。而“巫”文化，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恰恰是我們“無數代祖傳下來的精神靈魂”。

詹乃德：這正是我希望表達的內容。現代性與傳統並非是一種對立的關係，而是一種可以“互相耦合、互相彌補”的關係。我們不能簡單地以“科技”的方法來否定一切。通過人類學的研究我們發現，任何一種我們認為的“野蠻”甚至“落後”的民族，他們本身都具有一整套完整的思維體系。這種體系正是當地原生態的心靈秩序，可以一定程度上彌補現代社會中出現的精神與心靈的缺失。這也是為什麼，現代都市生活的人們往往回到偏遠而又淳樸的鄉野，才能找到心靈的安寧。真正的解決之道，不是以破壞當地的原先生活方式為代價，而是要在現代文明的框架下，重新理解和尊重那些與這片土地相契合、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原生態”的傳統。

5.被放逐的靈魂：巫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影響與作用

雲夢澤人：詹博士的見解，讓我再次回到作品本身，特別是結尾部分。在作品中，我試圖用“誇張變形之手法”來展現命運的“無處不在的強大與橫蠻”。敏、焰、姑媽紅等角色的命運看似不相干，卻被一種強大的力量“死死咬合在一起”。這種力量，正是深植於民族骨髓中的“巫”文化所構架的命運圖譜。

詹乃德：雲兄，您提到的“巫”文化，其本質不僅僅是儀式，更是“人類的思維基因”和“群體無意識”的體現。它代表了人與先祖、人與自然世界的“原生性”溝通方式。正是這種基於土地、血緣和歷史記憶的深層精神結構，讓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擁有了強大的文化認同感和韌性。它使得我們能夠“與原先自然生態環境的和諧”，並找到“心靈的安寧”。在您的作品中，最讓我動容的，便是敏的女兒“序”兩次救父的情節。特別是結尾，她通過太外婆和巫陽的“法術”，駕馭着“四十歲的指甲”，用屈原《招魂》的吟唱，完成了對父親魂魄的追尋與救贖。

雲夢澤人：您說得太好了。我正是想通過這個情節，表達一種對傳統文化的重新召喚。女兒“序”代表着未來和希望。她的救贖行為，將屈原《招魂》這一古老的楚地巫文化文本，與“四十歲的指甲”這一當代具象的意象結合在一起。這枚指甲，既是敏的生命印記，也是整個民族的文化記憶。我希望傳遞的，正是民族精神的回歸併非是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在現代性的軀殼中，重新激活那些看似微不足道、被忽視的傳統基因。通過新一代人的努力，這些被放逐的靈魂和被遺忘的記憶被重新召回，指引着民族走出迷茫。

6.總結與提升：四十歲的指甲與不滅的魂

雲夢澤人：今天的對談，讓我再次感受到這部作品的魅力。它不僅僅是對一段個人或家族史的回顧，更是對中國近代以來“中心與邊緣”文化衝突與融合的深刻剖析。這種對抗與融合，正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創新不止的源泉。通過《四十歲的一對指甲》，我們看到了從先秦時期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文化的差異，到中國古代儒家文化與巫文化的差異，再到近代以來西方為代表的現代文化與傳統區域文化的差異。這背後所體現的，都是“中心”與“邊緣”的文化博弈與交融。

詹乃德：雲兄，我相信，作者在遊歷諸國之後，在感受不同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之後，一定能夠創作出更多優秀的大作。像歌德創作出《威廉·邁斯特》，像福克納創作出《喧譁與騷動》，像馬爾克斯創作出《百年孤獨》一樣。他正是在用文學的方式為這個漂泊的民族進行了一次偉大的“招魂”。

詹乃德：是的。這枚“四十歲的指甲”是血肉生命中不斷新生、卻又與身體分離的部分。它象徵着那些被遺忘、被剪除的文化基因，雖然看似微不足道，卻承載着我們最本質的記憶。

雲夢澤人：只要我們願意去駕馭它，它就能帶領我們找回丟失的城池，實現靈魂的救贖。

               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  維也納石頭巷子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