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Trent Nelson/鹽湖城論壇報/蓋蒂圖片社

柯克遇刺身亡，正印證了他長期以來的警告：言論被視為仇恨，暴力文化隨之而來。美國再也不能忽視這一危險。美國眾議院密蘇里州第七國會選區的共和黨議員埃里克·伯利森(Eric Burlison)於9月26日在《美國觀察家》發表評論，’查理·柯克的預言警告：對話消亡，暴力滋生’:

“當人們停止交談時，真正糟糕的事情就開始了。”

查理·柯克遇刺幾天后，一段他發表這番言論的視頻在網上瘋傳。在視頻中，查理向周圍的學生解釋了他為何感到有必要在全美各地的大學校園發表演講——多年來，他一直堅持演講，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當你與你不認同的人失去人際交往時，你就更容易想要對他們施暴，”查理解釋道。

雖然許多有幸與查理辯論的人最終會帶着對對方的全新理解和尊重離開，但也有很多人會陷入瘋狂，無法將自己的信念與他話語中的真相相協調。對他們來說，稱他為“可惡的人”更容易。

查理遇刺是顛覆性文化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教導美國人：言語即暴力，分歧即仇恨，壓制反對意見，即使是永久的壓制，也是一種道德上的善舉。

他畢生致力於對抗我國公民話語的根本性崩潰。對話本身已淪為“仇恨言論”；其支持者被貼上“法西斯分子”的標籤——而解決之道就是暴力。這種道德扭曲，從課堂到最高權力機構，不斷迴響，構建了一種縱容的文化，最終導致了查理遇刺。

辯論時刻

儘管傳統的回應往往強調抽象的“團結”呼籲，但這種例行公事的做法卻偏離了目標。此刻需要堅定不移的對抗。它要求我們重新致力於辯論，擁有抵禦對言論自由的攻擊的勇氣，最重要的是，拒絕容忍我們文化中道德扭曲的現象，這種現象即使不是直接導致了查理之死，也為之提供了合理化的理由。如果我們不能堅定地應對這一國家危機，一切都不會改變。

查理遇刺後僅幾天，YouGov 就針對政治暴力展開的民意調查證實了公眾慶祝其死亡的令人不安的事實：自由派人士越來越願意為政治暴力辯護。

根據 YouGov 的調查，“非常自由派”的美國人認為政治暴力正當化的可能性是保守派人士的八倍（25% 比 3%）。在慶祝公眾人物去世方面，90% 的“非常保守派”人士表示，為公眾人物的死亡感到高興是不可接受的，而只有 56% 的“非常自由派”人士持這種觀點。

這些數據的殘酷現實在大學教授、民主黨人和民選官員慶祝（甚至原諒）查理·柯克遇刺事件的同時，也得到了實時展現。一些國會議員甚至覺得有必要將查理遇刺事件與他多年來所說的所有“壞話”聯繫起來——仿佛他說的任何話都會讓他的生命變得不那麼有價值，更應該被處死。

在社交媒體上，這些情緒令人悲傷地司空見慣。

直面顛覆性思想

查理在大學校園的工作正是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長期以來，左翼一直享有顛覆性思想的回音室，他們用暴力和鎮壓來捍衛意識形態的一致性——這才是進步左翼的終極利益——顛覆了重視追求真理、言論自由和公開辯論的傳統美國道德。

例如，在舊金山州立大學，前NCAA游泳運動員萊利·蓋恩斯僅僅因為肯定了“男人不能成為女人”的現實，就被一群憤怒的學生毆打並勒索贖金，此事臭名昭著。

在麻省理工學院，師生一致要求校方取消地球物理學家多里安·阿博特關於氣候變化的講座，理由是阿博特先生不支持基於種族的招生，而是認為應該將人視為個體來評估——這真是太可怕了。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羅伯特·范德希爾斯特曾說：“言論自由意義深遠，但它也使文明禮貌變得困難。”

繼續說話，繼續辯論

查理的警告具有預見性；人們確實停止了言論自由，糟糕的事情正在發生。任何挑戰進步主義正統觀念的思想都無法被討論，事實上，持有這種有爭議的信念會被徹底禁止進入大學校園。

言論自由使人變得危險和暴力。這使得查理·柯克成為一個威脅。

事實上，故意壓制言論、辯論和對真理的追求，比民主黨人對我們的任何指控都更加危險、更具顛覆性、也更“令人憎惡”。查理的死就是明證。

攝影：PHILL MAGAKOE/法新社 via Getty Images

他的遇刺並非孤例。這是一種顛覆性文化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教導美國人：言語就是暴力，分歧就是仇恨，壓制反對意見，即使是永久的壓制，也是一種道德上的善舉。

所以，現在不是“兩面派”的時代。我們的國家正面臨道德的破產，激進左翼勢力已經明確表明了他們的立場。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更加努力，懲治邪惡，尤其要挑戰那些拒絕查理為之奮鬥的言論自由原則的機構。否則，我們堅信，正是這些共同價值觀讓我們的國家更加偉大，而這些價值觀的衰落只會更加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