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ze Media 插圖。圖片來源：Michael Nigro/Pacific Press/LightRocket | Getty Images

奧倫·麥金泰爾(Auron MacIntyre) 是《奧倫·麥金太爾秀》的主持人，也是《火焰媒體》的專欄作家。他於10月2日發文稱， 左派需要“法西斯”，就像吸血鬼需要血一樣：

沒有法西斯主義這個魔鬼，他們就沒有信仰。所以他們讓你戴上犄角。

後啟蒙時代的西方以擺脫宗教神話而自豪。世故的人們嘲笑惡魔、魔鬼和其他愚蠢的迷信。但曾經披着長袍和光環的思想只是換了個外衣。絕對邪惡的觀念以世俗的形式重新出現，法西斯主義在我們的政治想象中扮演着魔鬼的角色。

一旦一個運動或一個人成為世俗的撒旦，辯論就結束了，暴力開始看起來像是唯一的解藥。這就是為什麼左翼人士現在將普通的保守立場稱為“法西斯主義”——他們為政治暴力構建道德依據。

公開將對手稱為“法西斯主義者”，並期望以此為暴力辯護，這應該與呼籲基於種族的私刑一樣不可接受。

想想這個常見的思維實驗：“你會回到過去殺死嬰兒希特勒嗎？”許多人的答案是肯定的。一個無助嬰兒的形象與後來阿道夫·希特勒所體現的邪惡程度相衝突。對一些人來說，當這種算計能夠防止大規模暴行時，它似乎可以為謀殺辯護。在這種思維模式中，希特勒不再是人；他變成了純粹的惡毒之物，普通的道德準則也隨之瓦解。

過去八年裡，同樣的過程在美國街頭和校園裡上演。2017年，白人民族主義者理查德·斯賓塞在公開演講時遭到推搡和毆打。斯賓塞那天沒有實施暴力。他沒有威脅任何人。他只是行使了言論自由的權利。

儘管如此，許多左翼人士仍為這次襲擊歡呼。這次襲擊打破了一個重要的界限：如果一個人看起來或聽起來像個“納粹”，現在還能打他嗎？最高法院很久以前就保護過不雅言論，甚至保護過美國納粹黨在擁有大量大屠殺倖存者的城鎮遊行的權利。

反法西斯主義作為公民宗教

但民眾情緒已然轉變：對那些被譴責為法西斯分子的人使用武力，贏得了許多進步人士的道德認可。

從侮辱到法律處罰再到人身攻擊，事態升級遵循着熟悉的軌跡。言論規範如同世俗的褻瀆法。“偏執狂”、“種族主義者”或“恐跨者”等標籤曾經含義迥異；但被無情地濫用，最終被歸為一類：異端。

當這些標籤失去效力時，左翼勢力加大了賭注。“白人至上主義者”取代了“種族主義者”，用於諸如終止非法移民或反對針對兒童的激進醫療干預等立場。當這仍未能遏制保守派的影響時，進步人士最終選擇了最後一個詞：法西斯主義者。

這種選擇蘊含着神學力量。在世俗的現代性中，擊敗希特勒和納粹已成為一個奠基性的神話。反法西斯主義獲得了公民宗教的地位：一種禮拜儀式的記憶，一群惡棍的儀式，以及一項永久警惕的責任。

保羅·戈特弗里德和其他思想家指出，二戰後反法西斯主義如何作為一種道德體系發揮作用。將任何敵方領導人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在道德上都具有決定性意義。民族主義、家庭崇拜和文化傳承因牽連而承擔了罪責。強大的神祇一旦被驅逐，留下了一個道德真空，而反法西斯主義如今填補了這一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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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都是“法西斯主義者”了嗎？

然而，作為一種連貫的政治學說，法西斯主義仍然是一個歷史現象，它與20世紀早期的意大利息息相關，在某些方面也與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息息相關。將這個詞延伸到適用於所有保守派立場，會使其失去分析意義。稱某事為“法西斯主義”應該關注意識形態，而不是衝動。將這個詞視為一種普遍的道德毀滅者，會將政治變成神學。你不能與惡魔討價還價；你必須消滅它們。

網絡左派兜售着一個現代變體：“本體論邪惡”。稱某人為本體論邪惡，就等於否認了此人改變的能力。邪惡成為一種本質屬性，而不是一系列選擇。一個被認為本體論邪惡的人不再是政治對手，而是一個需要被消滅的掠食者。這種言論營造了一種道德氛圍，在這種氛圍中，殺死政治對手不僅顯得情有可原，而且顯得必要。

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聽到這種針對主流保守派的言論。新聞人物、評論員和民主黨政客給川普總統及其支持者貼上“法西斯分子”的標籤，或者至少是“半法西斯分子”。查理·柯克遇害後，一些評論員繼續稱他為法西斯分子。那些在他死後宣稱他是法西斯分子的人，將卑鄙的指控變成了非人化的通行證。槍手潦草寫下的口號也喚起了同樣的反法西斯教義。

當像加州州長加文·紐瑟姆（民主黨）這樣有望成為總統候選人的人將普通的保守派信仰——例如國家主權——扣上“法西斯主義”的帽子時，他們向狂熱分子發出信號：暴力不僅是被允許的，而且是道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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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動態也體現在組織和資金方面。容忍或支持暴力手段的活動家和團體網絡獲得了資源和掩護。“反法西斯”組織和類似的組織充當準軍事步兵，可以恐嚇、擾亂，甚至在他們選擇的時候殺人。他們這樣做是在有影響力人士的鼓勵下進行的，這些影響人士將對手描繪成生存威脅。給某人貼上法西斯分子的標籤，就等於開啟了法外行動的道路。

爭論，而非滅絕

美國人必須以曾經用於私刑暴徒的道德譴責來對待這種言論。公開將對手稱為“法西斯分子”，並期望以此為暴力辯護，這應該與呼籲基於種族的私刑一樣不可接受。當進步人士用“法西斯分子”來標記死亡目標時，他們就是將語言武器化，剝奪受害者的人權。

我們還必須恢複分析紀律。準確的政治語言至關重要。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其他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理應受到譴責和反對，但當我們對任何支持邊境安全或傳統婚姻的保守派高喊“法西斯”時，我們抵禦真正威脅的能力就會被削弱。如果每一次分歧都變成了戰鬥的號召，政治空間就會崩潰，陷入一種以道德明晰為幌子的永久的毀滅狀態。

最後，要認識到這種言論給潛在殺手帶來了什麼教訓。如果暴力成功地壓制了批評者，為這種行為歡呼的網絡就會學到一個顯而易見的教訓：暴力是有回報的。公民的代價是巨大的。社會結構會破裂。當治安維持會成員和理論家認定他們擁有處決敵人的道德權威時，國家就會失去對合法武力的壟斷。

對“法西斯主義”的指控，要給予應有的蔑視。並明確表示，任何標籤都不能賦予任何人奪取生命的權利。如果我們讓世俗的撒旦標籤為流血事件辯護，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一個共和國可以多快地放棄自己的法律並成為其最壞天使的人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