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2日，參觀者正在上海第十屆中國（上海）國際技術進出口博覽會上參觀生物醫藥展品。（圖片來自Getty Images，Costfoto/NurPhoto）

萬斯·金恩 (Vance Ginn)是美國稅收改革組織的經濟學家、金恩經濟諮詢公司總裁，曾在特朗普第一屆政府期間擔任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首席經濟學家。10月2日， 金恩博士在《國會山報》發文，呼籲華盛頓不應該把生物技術的未來交給北京：

生物技術是美國繁榮最強大的引擎之一。美國在將科學發現轉化為拯救生命的療法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但這種領導力並非來自政府指令。它源於一個雖不完善但運作良好的政策環境。在這種環境中，風險得到獎勵，知識產權受到保護，並且由私人市場而非官僚決定哪些藥物可以提供給患者。

如今，這一基礎正岌岌可危。對美國生物技術領導地位的真正威脅並非來自北京，而是來自華盛頓。近期的政策已發生決定性轉變，從市場導向轉向微觀管理。

《降低通貨膨脹法案》賦予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廣泛的藥品定價權力。今年5月，白宮發布行政命令，重啟最惠國定價模式，將美國藥品價格與那些政府系統通過任意設定上限和配給來壓低價格的國家的藥品價格掛鈎。

如今，特朗普政府又提議通過232條款對非美國製造的藥品徵收100%的關稅，並對部分輝瑞藥品實行最惠國定價，以換取更低的關稅。

這些政策可能在政治上頗受歡迎，但其經濟影響顯而易見，且危害深遠。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一項研究發現，預期藥品價格下調40%至50%，將導致早期研發投入減少30%至60%。這意味着新療法的減少，等待時間的延長，也意味着美國患者將越來越成為我們公司發明的療法的最後排隊者。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已經控制着近60%的醫療保健支出。這並非一個正常運轉的市場。這是一個混合體系，政府通過補貼扭曲需求，通過監管抬高成本，然後將結果歸咎於私營部門。

隨着華盛頓加強控制，中國正在抓住機遇。北京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已將生物技術列為國家重點。

2009年，中國僅占全球I期至III期臨床試驗啟動數量的1%（按公司總部所在地計算）。到2024年，這一數字已上升至30%。同期，美國的份額從39%下降到35%。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國有望在2027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臨床試驗份額的領先者。

這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里程碑。臨床試驗活動反映了科學領導力、投資者信心和創新途徑。當臨床試驗離開美國時，就業機會、資金以及獲得下一代療法的優先途徑也會隨之消失。

中國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人才培養方面也日益領先。2020年，中國授予了超過33.8萬個高級STEM學位，而美國僅有22.1萬個。這一差距正在擴大，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到2040年，中國每年畢業的高級STEM畢業生數量可能會是美國的兩倍多。

在價格管制制度下，藥品審批數量可能會下降。美國目前每年批准約55至60種新型活性物質。根據《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和最惠國待遇等價格規定，這一數字可能會降至30以下。

與此同時，中國正加倍努力，力爭超越美國。如果中國能夠堅持下去，它就可以眼睜睜地看着華盛頓做出阻礙美國創新的決定。

這些趨同的趨勢——臨床試驗份額的下降、中國STEM人才的激增、研發投入的下降以及藥品審批數量的減少——描繪出一幅清晰的圖景。如果美國繼續沿着目前的道路前進，它將放棄其生物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這並非因為中國獲勝，而是因為華盛頓的退出。

問題的核心並非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靈。解決方案不是更多的命令與控制政策，而是回歸最初讓美國創新蓬勃發展的自由市場原則。

生物技術開發每一種藥物的成本超過20億美元，耗時超過十年。大多數嘗試都以失敗告終。投資者承擔風險的唯一原因是希望獲得回報，並重新投資於下一個突破性進展。如果沒有這種激勵機制，研發渠道就會枯竭。

歐洲已經向我們展示了政府試圖自上而下壓低價格的後果。患者需要等待數年才能獲得新藥，許多療法甚至根本無法上市。這不是美國能夠承受的未來。

生物技術並非奢侈品行業。它處於醫學進步的前沿。它也是一個戰略性產業。如果下一個治療癌症或阿爾茨海默病的方法被開發出來，它很可能就在這裡。

美國面臨着選擇。它可以繼續引領世界創新、繁榮和公共衛生。或者，它可以施加更多的政府控制、更多的定價和更多的拖延——然後眼睜睜地看着這種領導地位逐漸消失。

全世界都在關注。投資者也在關注。最重要的是，患者也在關注。現在的問題是華盛頓是否會在為時已晚之前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