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南海一艘航空母艦上的美國海軍水兵。馬修·C·沃爾夫/美國海軍/路透社

今天（2025年10月6日），曾在拜登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副國務卿兼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的亞洲集團董事長兼聯合創始人庫爾特·M·坎貝爾(Kurt M. Campbell) 在《外交事務》發文稱，北京不願與美國軍方接觸，危險程度前所未有，中美危機一觸即發：

2023年10月24日，一架美國空軍B-52轟炸機在南海國際空域執行夜間任務時，被一架中國戰鬥機攔截。在一系列危險的高速機動中，戰鬥機飛行員飛到了距離轟炸機不到10英尺的地方，危及飛機和機組人員的安全。此前，2023年6月，美國海軍驅逐艦“鍾雲”號正在穿越台灣海峽，一艘中國軍艦從其左舷高速超越。隨後，中國軍艦在150碼處突然轉向並越過艦首，導致“鍾雲”號迅速減速以避免碰撞。中國軍艦無視艦對艦通信的多次嘗試，並違反了公海近距離相遇的標準作業程序。

這只是近年來美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之間兩次險些相撞的事件。儘管美國軍事戰略家和規劃人員越來越重視為中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動（尤其是針對台灣的行動）做準備，但這些險些相撞的事件仍讓美國分析人士深感擔憂，他們擔心美軍和解放軍之間一旦發生意外或溝通不暢，就可能將兩國拖入一場雙方都不願看到的衝突。

這些擔憂由來已久。幾十年來，美國一直試圖為與中國的軍事關係設置護欄，常常借鑑冷戰期間維持美蘇關係穩定的策略。在20世紀90年代，當華盛頓仍然享有壓倒性軍事優勢時，美國戰略家們專注於安撫北京，例如軍事對話和溝通協議。如今，隨着中國軍隊在台灣海峽和南海的軍事存在不斷增強，以及美中緊張局勢從貿易到科技等諸多領域不斷升溫，美國官員更加注重建立信任措施，以提高軍事行動的可預測性，以及危機溝通，以確保小規模的意外事件不會演變成全面戰爭。“中國是世界上軍事實力增長最快的國家，也是核力量增長最快的國家。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力量，”美國眾議員亞當·史密斯上個月訪問北京時表示。“如果我們不定期就自身能力和意圖進行溝通，那將是危險的。”

然而，儘管美國官員一再努力改善兩軍溝通，但中方甚至拒絕制定和編纂基本的軍事規則。儘管北京方面猶豫不決的原因不斷演變，但始終如一的是，它對美國主導的倡議能否促進中國利益抱有深深的懷疑。對華盛頓來說，消除這種長期存在的疑慮並非易事。但如今，美中軍事實力已被視為不相上下，潛在升級的風險也隨之增加，希望重啟美中軍事外交的美國官員必須理解這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並盡其所能地克服它。

蘇聯的策略

冷戰時期的美蘇軍事外交長期以來一直是兩軍之間成功關係的典範。儘管兩國是核宿敵，但在冷戰後期，兩國仍建立了重要的軍事聯繫。例如，1972年的《海上事故協定》旨在防止船舶碰撞，並降低海上意外升級的風險。1989年的《預防危險軍事事故協定》旨在限制某些武器的使用，例如如果魯莽瞄準，可能致盲的激光武器。這些協議遠非萬能藥——美國……和蘇聯軍隊確實經歷過多次危險和痛苦的遭遇，但他們在阻止局勢升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世紀80年代初中美建交之初，美國戰略家們曾試圖將這些通用模式應用於與北京軍隊的關係。當時，雙方進行了適度的軍事接觸和交流，例如軍事理論會議和一般訓練。但這些努力在1989年戛然而止，當時華盛頓因北京對天安門廣場抗議者的軍事鎮壓而暫停了這些活動。20世紀90年代初，兩國關係略有回升，但不足以解釋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兩軍之間的行動日益密切，導致了一系列險些發生的衝突，包括1994年10月的黃海事件。當時，一艘中國潛艇和戰鬥機在美國第七艦隊（包括“小鷹”號航空母艦）的艦艇附近危險地巡邏。大約在這個時候，中國高級文職和軍方官員多次向華盛頓的同行抱怨美國偵察機在中國領空附近危險飛行。他們聲稱，這些飛行旨在暴露中國的各種防空系統和作戰協議，這並非不實之詞。

1995年至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機使這些問題達到了頂峰。為了回應中國炮擊台灣周邊海域，美國向西太平洋部署了兩艘航空母艦，以示武力，阻止解放軍採取任何進一步的挑釁性軍事姿態。然而，中國卻將這些行動解讀為極其羞辱和升級的舉動，導致兩軍之間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

在華盛頓，第三次台海危機期間緊張局勢加劇，導致兩黨就需要與北京建立軍事溝通協議達成共識。但五角大樓的美國文職和軍事領導人還有其他理由尋求與中國同行建立更好的關係。長期以來，解放軍在中國國內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官僚角色，隨着21世紀的臨近，其全球影響力日益增強。因此，與解放軍領導人建立聯繫不僅是避免災難的途徑，也是塑造北京思維和全球實踐的途徑。

華盛頓要消除北京長期以來的疑慮並非易事。

美國建立溝通的努力在1996年至1999年達到頂峰。雙方迅速啟動了1998年《海上軍事協議》，旨在防止危險的海軍互動，並建立了一個特殊的領導人溝通渠道——即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熱線。這兩項舉措都在1998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的峰會上得到了讚揚。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高級軍事官員也開始與中國同行舉行會談，交流軍事理論，以避免將標準的軍事部署和訓練誤解為對即將發生的敵對行動的準備。雙方甚至就核相關問題進行了短暫的交流，包括核彈頭安全以及指揮和發射程序。

然而，這種接觸僅限於此。雙方對這些溝通機制的最終用途和價值存在嚴重分歧。鑑於軍事力量的明顯不平衡，中國尤其不願讓其軍隊過於公開。冷戰後，美國潛艇和偵察機在中國大陸附近（包括在南海）執行任務的頻率更高，而且相對不受懲罰。中國主要致力於縮小能力和部署模式上的差距，其軍事戰略家認為美國為建立信任所做的努力缺乏誠意，其目的並非由美國軍事對話者精心策劃，目的並非防止意外升級或衝突，而是為了限制或監視中國。從這個角度來看，正式的信任建立機制不僅可以在眼前的危機中為華盛頓所用，而且可以從長遠來看為美國提供阻止解放軍雄心勃勃的軍備擴張的渠道。

中國官員仍然與美國軍方保持着一些聯繫，並試圖利用這些聯繫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例如限制美國在中國大陸附近領土的部署和偵察活動。但北京方面竭力使軍事交流和承諾含糊其辭、精心擬定計劃、流於形式。他們非但沒有增強信心，反而努力在美國行動者心中製造焦慮和不確定性。2001年，一架中國戰機與一架美國EP-3偵察機在南海相撞，這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當這架美國飛機和機上24名軍人被迫降落在中國軍事基地所在地海南島時，美國官員試圖使用高層溝通協議，但遭到了北京方面的沉默和阻撓。在這些美國人被拘留在軍事設施接受48小時審訊期間，電話一直無人接聽。 （他們隨後被關押了11天才獲釋。）

偏好不透明

此後幾十年，美國對中國軍事現代化和軍事活動的擔憂有增無減。然而，北京反而變得更加不透明了。美國曾多次嘗試建立機制，以預防、管理或遏制從網絡空間到外層空間等多個軍事領域的事故。但這些努力總是遭到中方的誤導或斷然拒絕。美中安全對話啟動後，甚至未能達到哪怕是有限的預期，例如奧巴馬政府的網絡對話就未能限制中國的黑客活動。更重要的是，這些互動往往加劇了雙方的猜疑和不信任，而不是建立信任。例如，當美國陸軍接待方帶中國同行前往德克薩斯州胡德堡觀摩裝甲訓練時，到訪的中國軍官隨後將情況介紹和演示描述為威脅性的，旨在恐嚇。

中國的沉默源於其深深的疑慮。但這體現在幾個方面。例如，北京一直擔心與華盛頓的雙邊協議將永久確立中國在軍事上的劣勢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美中軍事接觸行為準則為美國提供了一張“免責牌”，使其能夠繼續在該地區開展航行自由行動，因為它可以管控風險並擺脫危機。中國軍隊普遍認為，建立信任措施具有非對稱性，即華盛頓從透明度中獲益更多。

歷史上，中國也一直不願參加建立信任演習，正是因為這些演習是仿照美蘇經驗進行的。這與這些機制是否有效運作關係不大，而更多地與它們會如何被看待有關：中國戰略家們精明地避免給人留下美國應該將中國視為類似蘇聯的軍事對手的印象。這與21世紀初中國更廣泛的信息傳遞一致，即試圖淡化有關中國“崛起”的討論，轉而關注中國的國家“發展”。

21世紀的兩個大國必須建立危機溝通渠道。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北京現在希望被視為某種超級大國。但與之前的蘇聯不同，中國似乎並不擔心與美國武裝部隊關係不佳帶來的升級風險。北京似乎反而認為這是一件好事。華盛頓通常選擇展現其軍事智慧，希望其實力能讓對手猶豫不決，而北京則主要選擇在其部署、外交和軍事理論中營造不確定性——希望這能增加美軍對近距離作戰的擔憂。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政治目的。儘管一些中國分析人士，甚至一些解放軍軍官都主張提高中美軍隊之間的透明度，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更傾向於對解放軍的現有能力和危機應對方案保持不透明。歸根結底，他們認為模糊性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他們在危機中的靈活性，並增強威懾力。

正如中共所說：解放軍是黨的武裝力量，而不僅僅是中國的武裝力量。中共主導的軍事體制在危機時刻小心翼翼地守護着決策權，並將建立信任的計劃視為對黨的控制和權威的潛在威脅。軍事外交幾乎是有意為之，會在軍事局勢下干擾中共的控制——而此時，控制權對中國領導人來說至關重要。

中國高層領導人可能正在淡化甚至忽視意外戰爭的風險。畢竟，自朝鮮戰爭後期以來，中美兩國從未經歷過嚴重的軍事緊張局勢。中國領導人可能需要經歷這樣的緊張局勢才能改變主意，就像莫斯科和華盛頓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才建立明確的軍事關係一樣。

但美國應該繼續努力在緊急情況發生之前建立強大的危機溝通渠道。它的努力最終可能會功虧一簣。然而，由於潛在的巨大軍事火力相互對抗，二十一世紀的兩個大國必須有遠見，建立這樣的渠道，而不必首先讓世界遭受印度洋-太平洋地區類似古巴導彈危機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