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就“商人為何不言夏？”作層層推理時，一個有力也合乎情理的反詰必然浮現，我們怎能如此輕易地認定商人沒有用文字記述歷史？或許，他們已將“夏”的始末，將成湯的偉業，書寫於竹簡木牘或絲帛之上，只是這些載體遠比甲骨青銅脆弱，早已在三千多年的黃土與時光中腐蝕殆盡而未曾留下絲毫痕跡？那麼今人必須坦誠面對這個基於“倖存者偏差”的合理質疑，考古學所揭示的永遠只是過去世界的碎片，而當這些碎片足以支撐起一個令人信服的敘事時，才能稱之為信史。 今天能觸摸到的商代文字，只是經過了無情的“材料篩選”和“時間過濾”的幸運兒。堅硬耐久的甲骨與青銅得以長存，而可能記載絕大多數信息的竹木簡帛則朽壞於無形，如此一來我們今天所見的商代文字世界，或許不過是其整體的“冰山一角”，那麼基於這“冰山之巔”所做的一切推論，豈不都成了缺乏根基的“海市蜃樓”？

    儘管存在“倖存者偏差”，但今人依然可以從這“冰山之巔”的遺存中尋找到強有力的內證，使得“不言夏”的沉默反而顯得愈發震耳欲聾。也許這答案就藏於商人對文字載體的選擇與其內容的慣性之中。首先，材質的選擇本身就是意圖的表達，商人為何不厭其煩地將占卜之事契刻於難以加工的龜甲獸骨之上？這背後正是一種強烈的“檔案意識”——他們有意地希望這些與鬼神溝通的神聖記錄，能夠超越時間的侵蝕，作為王室的核心檔案長期保存，甚至供後世子孫查驗。同樣商晚期出土的青銅器銘文，從最初的族徽逐漸發展到簡短的“某某作寶尊彝”等，其功能是祭祀祖先與彰顯作器者的族氏與地位。青銅器這本“青銅之書”，以其不朽的特性無疑是記述王朝奠基之開國史詩，如“滅夏”這不世之功的理想載體。然而，遍覽已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我們找不到任何一篇銘文，哪怕只是隻言片語，提及那個被稱為“夏”的王朝，或描述“商湯革命”的壯舉。如果“夏”真如周人所敘述的那般，是商人天命所歸的前朝，那麼在其最隆重，最意圖傳之久遠的青銅禮器上，何以會保持如此徹底的沉默？

    在古埃及遺存中，象形文字從誕生之初便與王權和永恆緊密相連。法老們不滿足於僅在易腐的紙莎草上書寫文字，他們有意識地將自己的年表，戰功，頌詞與律法銘刻在金字塔下的神廟牆壁、方尖碑與陵墓的甬道中。圖特摩斯三世在卡納克神廟刻下其亞洲遠征的細節，拉美西斯二世將卡迭石之戰“勝利”的場景鋪滿阿布辛貝爾神廟的牆壁。他們的文字具有外向性，其核心功能便是向臣民，後世乃至諸神，昭示其功績與神性，追求一種堅如磐石般的永恆。無獨有偶在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同樣承載着超越行政記賬的宏大敘事。從《吉爾伽美什史詩》對生命意義的哲學探尋，到《漢謨拉比法典》石柱上將王權與法律公之於眾的壯舉，再到無數記載王朝世系與戰爭的泥板編年史，無不顯示出一種用文字構建秩序、定義歷史的強烈衝動。這些文明的統治者，都將最耐久的材料奉獻給了最能彰顯其榮耀與權力的歷史敘事。反觀商人，他們同樣擁有對“不朽”的追求，並為此選擇了甲骨與青銅。他們將與鬼神的溝通、對祖先的祭祀視為頭等大事，鍥而不捨地刻鑄於這些耐久的載體之上。然而在同樣追求永恆的邏輯下，對於奠定自身國祚的“滅夏”偉業，這份本應被大書特書的“創業史詩”，卻在這些最堅固的“檔案”中集體失聲。這種巨大的反差，這種在功能，材質與內容上的鮮明錯位，或許恰恰說明，所謂的“夏”，作為一個被商人武力推翻的前朝，可能根本就不在他們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敘事當中。這種沉默並非遺忘，而是一種有意的“不言說”，一種從根源上的“不存在”。

     中國考古界先驅徐旭生先生通過對文獻《左傳》《逸周書》和《史記》的深刻研究，梳理出夏墟的可能所在地在於今天的河南西部，一九五九年他已七十一歲高齡親自率隊前往豫西，晉南進行實地考古調查，就是這次調查，最終引導他在河南偃師二里頭村發現了震驚學界的“二里頭遺址”。這是一種先由文獻勘定大致方位，再以田野考古精確驗證的路徑。這種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文獻先行”法，與國際學界普遍採用的“田野先行”法路徑相反，正是徐先生憑藉其深厚的文獻功底與考古洞察力，將“紙上之夏’”引向實證探索的成功實踐。但是二里頭遺址確實同文獻上與夏晚期屬同一時代，但遺址本身並未出土能夠自證其為“夏”的文字材料。正如在二里頭辛勤耕耘十九年，擔任了二里頭考古隊第三任隊長的許宏先生，在其最新發表的學術著作中稱二里頭遺址是“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無論是在學界討論，公眾演講還是出版書籍中，許宏先生都對二里頭“不言夏”，這正是他堅守考古學證據本位的體現。更關鍵的是，無論二里頭的歸屬為何，它因未發現文字，甚至未能獲得國際主流學界對“文明”的普遍承認。正如許宏先生所指出的，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文化即二里崗文化之間，在禮器制度、建築規制和族邑形態上存在明顯的斷裂而非繼承關係，這也從考古學文化譜系上對“夏商更替”的傳統說法提出了挑戰。 這能從另一個側面增強“二里頭未必是夏”的說服力。

    但又是誰規定只有文字才是打開文明大門的鑰匙？十九世紀西方考古學家基於對埃及，兩河文明的考古發現，確立了文明標準的三大原則，即“城市規模，國家制度，文字”，而文字又是其中最核心的標準，城市規模，國家制度這兩點在二里頭都已經符合，但唯獨沒有文字，非要設立文字這個門檻嗎？這套標準是否是西方學者為了貶低非西方文明而有意設立的門檻，並藉此抬高以古希臘為代表的自身文明源頭？然而實際情況是收益的不是古希臘文明，而是兩河文明和埃及文明。因為這兩種文明在及早就把文字的印記刻在了石板和石碑上，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使得這兩大文明不僅在考古上擁有物證，在學術上也被公認為最早的文明，埃及的象形文字出現在公元前三千二百年，而兩河的楔形文字則出現在公元前三千三百年，古希臘邁錫尼的線形文字b出現在公元前一千四百五十年，而在之後出現了近四百年的文字斷然消失的黑暗時代，直到公元前八世紀才有希臘字母，荷馬史詩也是在此後被整理記錄。若從文字角度，古希臘文明完全沒有優勢，起步晚且中途還出現了長達數百年的斷層，其連續性遠非完美。若不考慮文字只考慮其他因素，那麼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的米諾斯就夠資格入選，而這個時間也就是相當於夏商周斷代出來的夏的時期，由此可見將文字確定為文明標準，並非歐洲中心主義者為了讓自身文明的起源在時間上占得先機，況且並不是所有民族都熱衷於追求歷史悠久，各個民族文化都有自己閃光自豪之處，如古希臘文明更加強調本民族文明的獨特性和對後世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以文字為文明標準的這道門檻確立於十九世紀，時過境遷應該有一個新標準，比如重視文明的多元化，游牧民族生活遷徙，城市化現象顯然要弱，就以華夏泱泱大歷史，始終與北部西部的游牧民族緊密銜接，脫離外來民族談漢民族的歷史是不存在的。 所以有學者就提出以社會複雜程度替代文字而成為文明的標準。這聽來似乎公允，但實際上會讓標準變得曖昧，何謂複雜？五級分層算複雜？那三層算不算？過多的主觀因素必然導致標準解釋之隨意性，最終失去了統一標準的存在意義。相比有無文字簡單直觀，有文字就是歷史，無文字就是史前。而且文字本身的重要性無可置疑，城市會坍塌，宮殿會消失，複雜的社會結構也會在歷史的洪流中分崩離析，唯有文字能穿越千年，將文明的聲音傳遞下來，而對於華夏文明而言，撤掉文字這道硬門檻，雖然我們能將公元前一千九百年的二里頭納入文明的殿堂，但同時埃及兩河文明甚至可以延長到七八千年，古希臘文明也會達到四千多年，所以絕對延長不會帶來相對領先，中國反而不是最大受益者。

    國內還有些學者認為，以文字作為文明標準是西方人確定的，為何中國要以此遵守？中國為何不能建立符合自身歷史特質的文明標準？於是出現的文明四標準，即城市，國家制度，冶金和文字這一中國標準。其實1942年考古奠基人之一英國學者柴爾德先生在他的《文明的曙光》一書中總結了文明的十大特徵，其中就包括城市，國家制度，青銅和文字。幾乎在同時西方另一些考古學家也確定了文明的標準，即流行至今的文明三標準，或許因為柴爾德的理論帶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色彩，如強調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與中國的“社會五階段論”歷史觀有相通之處，因此他將青銅冶煉技術視為關鍵指標的觀點，更容易為當時的中國官方與學界所接受。1999年當時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學者李學勤先生就在柴爾德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城市，國家制度，青銅器和文字”的文明四標準。因為青銅禮器在中國歷史上作用特殊，它是權利和等級的直觀化身，在其他文明中青銅器多用於工具或武器，而中國青銅禮器是構建王朝意識形態的核心道具，可以說這一標準已經具有“中國特色”，而李學勤先生本來就是淵博的文字學家，他學術立場清晰，文明的根源還是文字。或許李先生提出這一標準是他堅信二里頭可以發現文字，這在考古學中叫作“預設期待”，很遺憾李先生沒有等到在二里頭發掘出文字而離開了人世，也許二里頭真沒有文字，正如許宏先生所描述的，二里頭城邑與周邊的社會結構呈現出驚人的“扁平化”，這或許意味着它尚未發展到催生複雜文字系統的階段。

   於是回到本文主題“為什麼一定要有夏”？真如上文的分析，周人哪怕編造謊言堅持要有夏，為的是“周滅商”的政權合法性奠基，三千多年後的今人需要夏，則是為民族認同尋根。1994年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埃及盧克索一次考察埃及的外事活動中，對明確年代標準的埃及古文明體系大為嘆服，古埃及文明可以清晰地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由此宋健萌生了要讓中國也有像埃及那樣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文明時間表，於是乎1996年5月一場旨在為中華文明確定清晰時間表的歷史學，考古學“大會戰”就此拉開帷幕。這便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這個工程要求學者們必須在本世紀末拿出一份中華文明年代表，給出夏商周的明確時間坐標，這是一場以國家意志驅動的攻堅戰，亦是官方為學界出的“命題作文”，其背後的政治因素不言而喻。再後2001年又展開了另一場類似的大會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者雖有不同但根本目的非常明確，即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其次中華文明史從不間斷，再者中華文明不是外來的，而是自我發展的，三大目標缺一不可。

    所以一定要有夏，二里頭也必須是夏，而且夏也要找到文字，這個文字是要和漢字體系一脈相承，是甲骨文的前身。史書記載商之前就是夏，所以甲骨文的演化雛形就要落在夏的頭上，而“二里頭是夏”，如果二里頭找到了甲骨文的初期的字體，那就太圓滿了，我們崇尚歷史為求正本清源，但今天對歷史的闡述或許比歷史本身更重要。

    文字很重要，文字不但是開啟文明大門的鑰匙，也是官方宏大敘事中文明從未間斷的最核心的指標，漢字歷經演變卻始終血脈延續，城邑會坍塌，禮器會散落，制度會廢棄，而唯有文字可以穿越千年廢墟，把一個文明的記憶從遠古傳遞到今天，公元前三千年的良渚古城遺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官方正式確認它代表五千年“文明史”，但良渚文化在公元前二千三百年斷然衰亡，若無二里頭作為“夏”來銜接，從良渚的衰亡到商的崛起之間，便會出現一個近千年的文明“斷裂帶”，所謂“一脈相承”的敘事也將無從談起。所以一定要有夏。若沒有夏，文明的長河之中會出現一段乾涸，若沒有夏五千年的自豪就會坍縮成一個三千多年的尷尬，於是考古學的沉默被敘事填補，學術的謹慎被政治覆蓋，因此夏或許從未被真正“發現”，但它又“必須”存在。驅動這一切的，已非純粹的歷史求索，而是宏大敘事的內在需求。至於“夏”的真實面貌究竟為何，在這樣的邏輯下，似乎已變得不再重要。    

   至此“夏”是否存在，已非考古學問題，而是政治學之免疫品。當一個答案之正確性取決於它被需要的程度時，一切探尋都淪為一場精心編排的朝聖，而考古學求實則淪為這場朝聖兩旁之彩旗。歷史在這裡不再是一位需要我們俯身傾聽、布滿矛盾與竊竊私語的先人，而是一具被沉默冰冷的祭品。我們親手將它抬上那座名為“民族”的宏偉神壇，用“文明從未中斷”的頌詞覆蓋它破碎的肌理，用“上下五千年”的光芒遮蔽它眼孔中的疑慮。我們是如此渴望那光芒帶來的溫暖，如此需要那份宏大所賦予的滿足感。為此我們不惜代價！在這場盛大而肅穆的祭祀中，我們是何其虔誠的信徒，為那幻宏的壯麗而熱淚盈眶，又是何其冷酷的劊子手，親手斬斷了它與真實之間最後一絲血脈。我們最終在震天的歡呼聲中，如釋重負地埋葬了那個或許殘缺不已，或充滿斷裂，但卻屬於我們自己獨有的真正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