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一直是中國歷史研究中最具爭議的時期之一。關於那幾年中國人口的變化，尤其是所謂的大量死亡現象，長期以來存在不同的說法與記憶。在社會大眾、學界甚至海外研究中，這段歷史被描述得或慘烈、或誇張。然而，結合親歷者回憶、地方文化、統計數據及政策背景分析，我認為，所謂“三年餓死數千萬”的說法，與實際發生的人口死亡情況有顯著偏差，其形成過程與當時鄧小平當局在沒有任何人口普查的情況下，詭異地發布那幾年的戶籍人口數據、美國學者又非常詭異地根據這些戶籍人口數據推算出非正常死亡幾千萬人，又“返銷內地”，再以四川地方龍門陣文化廣泛傳播密切相關。

本文旨在從個人經驗、社會觀察、統計資料及政策分析等角度，梳理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爭議的緣由，提出我的獨立思考：死亡人數實際很少，而大規模餓死的說法，是在特定政治與社會環境下被極度誇張的歷史敘事。

一、親歷與口述記憶：死亡人數的現實感知

我生於1963年，完美地躲過了三年困難時期，可以說是最幸運年代出生的中國人。父親的老家在鄉下，母親老家在城市，從小便能從父母老家的親戚們的生活條件感受到城鄉生存狀態的差異。母親常說，鄉下人在饑荒年代比城市人有更多應對手段，比如集體的土地生產食物，還有自留地，荒地，再不濟還有野菜、田螺，田鼠等等，而城市人在政府保障糧食配給的前提下，也不會餓死。三年困難時期我父親正在北京上大學，他回憶當年在大學食堂“吃得很好”。在那飢餓年頭，母親感受到的是基層有點權利的人就會多吃多占，老實人吃虧。

當然，有一個基本事實：在我熟悉的城市及周邊地區，三年困難時期確實存在糧食緊張和短暫飢餓，但餓死的事情父母親斷言“聞所未聞”。我後來向全國各地的親歷者求證，發現除了廣西和甘肅極少數案例外，大部分地區沒有出現餓死人的事情，雖然有些浮腫病發生。尤其是北方和南方水稻區，人們的記憶中，飢餓只是困難時期三年的普遍生活狀態，但由於城市配給制糧票的採用，並沒有在城市中發生餓死案例。當然從四川的非親歷者口中常常聽到“家裡長輩餓死多少個，村里餓死了幾分之幾”。夸張一點的說道：“全村707人，餓死599人”，最夸張的，“餓死到絕村的，在鄉下比比皆是”，最絕的是一個四川人含淚對我說：“我爺爺八歲就活活餓死了”，搞得我手足無措。

由此可以推斷，所謂“全國性天量餓死人”的說法，與實際民間體驗存在明顯差距。地方文化與口述傳統，尤其是四川的龍門陣文化，可能在敘事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四川人喜歡生動活潑地誇張敘事，因此在特定條件下，這個美國學者的研究傳到四川就被整合成大規模災難敘事。

二、官方宣傳與統計：毛澤東時代的“無餓死人”論

在毛澤東時代，官方長期宣稱三年困難時期“沒有餓死人”，這種說法雖然帶有一定的政治話術，但在當時社會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中，也基本符合事實。即便有個別因營養不良早死的人，數量也極少，但也還是造成一些對社會不滿或特別愛鑽牛角尖的人用來私下反論“沒有一個人餓死”的官方說法的舉證實例。

當時的官方宣傳與民間認知的高度一致，基本上沒有人餓死。其實城市沒有人餓死也一直是大家的共識。而農村雖然在全國性災荒三年，但畢竟農村的自然經濟有更多的辦法從土地中刨食，他們的自救能力比城市人要強；因此，毛澤東時代的“無餓死人”論，並非完全虛構，而是對當時主流經驗的合理反映。

三、鄧小平當局與人口數據的發布

改革開放後，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一份基於戶籍資料的人口數據。這份數據的發布，在當時具有政治與學術雙重意義：

1. 數據性質

• 當年中國並沒有全國性人口普查，只有戶籍登記資料。

• 戶籍資料僅記錄登記人口，不等於實際居住人口，特別是農村戶籍資料存在漏報、遲報及地方調整等問題，並且農村直到公社一級都沒有警察，沒有國家公務人員，村一級（大隊）完全是農民集體自治狀態，對上級指示與政策完全在於大隊領導的領悟力與自己的判斷及意願，直到90年代都是小土圍子狀態，他們提供的任何數據，在全國範圍來看，都無法準確估計其真實性和可靠性。

• 因此，這些數據並不具備精確反映總人口數量，更難用來計算總死亡人數，更別說餓死或非正常死亡人數了。

2. 潛在政治目的

• 鄧小平當局可能希望利用人口統計數據，編造餓死許多人的故事，用來為劉少奇平反、批判毛澤東的政策錯誤提供“學術依據”，為非毛化政策製造輿論空間。

• 公布數據後，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更大可能是官方暗中支持與合作的，用這些數字進行分析和推算，從而得出所謂的“天量餓死人數”。

3. 海外學者的推算與傳播

• 一些海外學者，例如樊勝平（老留學生）與其教授合作，使用1983年戶籍數據推算1959–1961年死亡人數。

• 推算方法中未充分考慮戶籍資料的局限性，如人口流動、統計口徑變化、地方報表延遲等。

• 結果通過海外媒體（美國之音等）傳播回國內，引起部分地區的關注和誇張化敘事，尤其在四川等口述文化活躍的地區被廣泛接受。

四、地方文化與敘事夸張：四川的案例

在四川，我親身經歷了龍門陣式的歷史敘事：

• 1987年，我調入新的科室，幾個同事對我說四川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200萬人。我當場質疑，追問具體死亡案例時，他們又都承認沒有親屬或熟人死亡。

• 後來四川人基本上都一口咬定四川餓死的死亡人口全部是“農民”，體現出城鄉與社會階層的心理距離。

• 年長同事勸我：“大家都在擺龍門陣，哪怕人家說明年人類滅亡，你也不要較真”，這充分顯示了四川地方文化中故事性重於真實性的特點。

這種口頭文化，結合海外推算數據，使得實際極少數死亡事件被放大，形成“天量餓死”的一種流行海外的歷史記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其他地區，我向親歷者調查時，幾乎沒有人支持這一說法，說明這一敘事主要是特定地區文化、政治與媒體交互的產物。但其它地區的人少數知識精英認為有大量人餓死，且餓死的事四川人。就像四川人說餓死的都是農民一樣。而四川農民又會說是四川其它地區的農民餓死很多。比如有說涪陵地區餓死幾百萬人的，可是當地當時的人口才兩百萬左右，我有位親戚那三年正是在涪陵地區搞測繪，幾乎去了每個鄉鎮，我問他當年涪陵地區是否有很多人餓死，他說，聞所未聞！我說有人寫書說涪陵餓死了幾百萬人，他說絕對不可能！按他的估計，如果有十幾個人餓死了他都不可能聞所未聞。

在我強調這是四川人的敘事故事後幾年，他們推出了安徽人與河南人。從來沒有遇到安徽人談起餓死人，河南人倒是知道信陽事件，但沒有什麼誇張信的餓死人的事件。但還是有四川人冒充安徽人給出很多餓死至絕村的，故事卻是，全村餓死到只剩黨支部三人，書記，會計（書記的老婆），民兵連長（書記的兒子）。四川人就是有天分把故事編得生動活潑。

五、統計局長與學術糾錯：李成瑞的困境

據我觀察，當年的統計局長李成瑞，應該是奉命公布戶籍數據的，這些數據都是公安部門才有的，而以他的官職，應該知道鄧小平當局的用意的。只是後來誇張成那樣太離譜的餓死幾千萬人，違背全中國那麼多親歷者的常識，讓他難以接受，晚年加入左派陣營，努力證明沒有大量人口餓死，主要還是覺得自己被利用了，責任重大。

• 李成瑞受命提供數據，間接為非毛化政策提供參考。

• 數據被海外學者利用、媒體傳播，再加上地方文化誇張化敘事，導致公眾認知出現偏差。

• 後來的當局對這一現象採取不置可否的態度，使得“天量餓死”敘事在社會中長期流傳。

從學術角度看，這說明統計數據、政策意圖和社會敘事之間形成了一個複雜的交互系統，而最終的歷史記憶，並非單純來源於事實，而是政治、學術和四川龍門陣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六，結論：歷史敘事的形成與現實的差距

結合上述觀察，我的核心觀點如下：

1. 實際死亡人數極少

• 根據親歷者回憶、城鄉差異分析以及局部案例，三年困難時期確實有人死亡，但數量極少，遠未達到所謂幾千萬。

2. 鄧小平當局的數據發布具有明顯的政治意圖

• 發布1983年戶籍資料，為海外學者提供研究基礎，可能意在批判毛澤東政策，為劉少奇平反提供佐證。

• 當局未預料數據被極度誇張化，形成難以收拾的輿論後果。

3. 海外研究與媒體傳播助長誤解

• 海外學者的推算方法和媒體傳播，將原本局限的數據擴散，並在國內部分地區形成生動的口頭敘事。

4. 地方文化與社會心理的作用

• 四川龍門陣文化、誇張敘事傳統，使得局部事件被極大放大。

• 城鄉、階層心理差異，使死亡事件“他者化”，更易於夸張化。

5. 學術糾錯與社會認知

• 李成瑞及相關學者意識到誇大，但制度與輿論環境不允許完全糾正。

綜上所述，所謂“三年餓死數千萬”的敘事，是統計數據、海外學術推算、媒體傳播、四川龍門陣文化以及政治意圖交織的產物，並非真實的全國性大量人口餓死的饑荒。真實的歷史經驗表明，死亡人數極少，人們的日常生活雖困頓，飢餓，但遠未達到大量人口餓死的程度，並且城市配給制度是有效的，在戰爭及大災荒時期也是被很多國家實踐證明的有效辦法。

這種分析不僅有助於理解三年困難時期的歷史真相，也提醒我們：歷史敘事不僅是事實的記錄，更是社會、文化、政治互動的結果。我們必須區分親歷經驗、統計數據和口頭敘事，以理性、審慎的態度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