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約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他是哥本哈根共識主席、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著有《虛驚一場》（False Alarm）和《先做最重要的事》（Best Things First）。美國東部時間2025年10月31日下午，隆伯格先生在 《紐約郵報》發文，歡迎比爾·蓋茨扭轉氣候末日論調：

在各國政要準備飛往巴西貝倫參加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之際，慈善家比爾·蓋茨提出了一個直白的見解：像COP30這樣的氣候峰會應該優先考慮真正改善人類生活的事情，而不僅僅是追求減排或降溫目標。他的觀點既令人耳目一新，又坦率地說是顯而易見的常識。

我一直認為，政策制定者應該始終捫心自問：如何以最明智的方式利用有限的資源造福人類？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數十億人來說，應對貧困和疾病等迫在眉睫的挑戰比追求遙遠的降溫目標更為重要。

在貧困國家，父母們不會因為擔心一個世紀內能否將氣溫降低0.1攝氏度而徹夜難眠。他們擔心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否戰勝瘧疾，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正如蓋茨所指出的，“最大的問題仍然是貧困和疾病，一如既往。”每年，貧困國家有超過750萬人死於本可以低成本預防或控制的疾病。對醫療、營養和教育進行明智的投資，每年可以挽救超過400萬人的生命，同時還能促進經濟增長，增強未來的韌性。

蓋茨這番務實的論斷，正值全球思維方式轉變的風口浪尖。多年來，任何與教條式的氣候政策相悖的觀點都無法容忍。不惜一切代價大幅削減碳排放，是當時最重要的政策目標。

聯合國秘書長、無數政客以及一大批高談闊論的名人，都反覆強調這種極端主義的觀點。任何質疑氣候威脅的嚴重性或對高昂政策表示懷疑的人，都會被斥為“氣候否認者”。

如今，務實主義和細緻入微的思考方式又重新流行起來。在美國，特拉華州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庫恩斯宣稱，氣候“目前並非三大要務”。加拿大自由黨總理十年前曾警告說，潛在的氣候災難意味着化石燃料儲備可能“無法燃燒”，如今卻在加速建設液化天然氣出口終端，並承諾“將加拿大打造成為能源超級大國”。

就連一向傾向於環保的英國和德國政府也開始討論在氣候和能源政策中引入經濟學原理的必要性。

是時候擺脫主導氣候討論的末日論調了。氣候變化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它並非世界末日。氣候經濟學表明，如果不加以解決，到2100年，全球GDP可能會下降2-3%——這意味着屆時我們的財富將增長435%，而不是450%。氣候只是眾多問題之一，而不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末日災難。

然而，那些老生常談的活動人士仍在重複他們陳詞濫調。首先，他們認為氣候支出並未擠占解決貧困問題的努力。這一觀點由氣候學教授邁克爾·奧本海默提出，他聲稱蓋茨人為製造了一種“虛假的二分法”。

然而，任何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都知道，錢不能花兩次。世界各大多邊開發銀行——這些主要由納稅人資助、旨在幫助世界上最貧困國家的國際組織——曾自豪地承認，它們在2024年投入了驚人的1370億美元用於氣候融資。這些錢花在了氣候問題上，而這些錢本可以用於預防疾病和消除飢餓。

在全球範圍內，我們已經在氣候政策上花費了超過14萬億美元。僅去年一年，花費就超過了2萬億美元。同樣，這些用於氣候政策的資金本可以用於基礎教育和孕產婦保健。

此外，氣候學教授邁克爾·曼還提出了危言聳聽的論斷：“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沒有比氣候危機更大的威脅。”

這種居高臨下的論調暗示，象牙塔里的氣候活動家比來自全球南方的人們更了解情況。事實上，來自39個非洲國家的民眾將氣候問題列為他們最關心的34個問題中的第31位——遠遠落後於教育、就業、醫療和道路建設。如果你生活在貧困之中，疾病和飢餓每天都在奪走生命，那麼最大的挑戰顯而易見。

環保人士的本質觀點是，窮人首先需要的是減少碳排放，其次才是提供更多的食物、藥品或擺脫貧困的途徑。比爾·蓋茨則反駁了這種觀點，他敦促我們關注那些最能幫助人們的事情。

一場以人類福祉為重點的氣候峰會應該認識到，提升經濟繁榮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最佳政策措施之一，因為它能增強人們的適應能力。

與任何政策一樣，我們應該以影響最大的措施來應對氣候問題。這意味着要停止對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的淨零排放的執着，轉而加大對適應氣候變化的投入，並加大研發投資以促進綠色能源創新。

在亞馬遜雨林中的貝倫市，世界氣候精英的私人飛機正聚集於此，參加又一次氣候峰會。在那裡——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甚——常識亟需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