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兼項目副總裁後藤志保子（Shihoko Goto）於2025年11月4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認為，東京挺身而出，能夠維護印太地區的開放與自由：

隨着美國重新思考其在二戰結束以來一直倡導的國際秩序中的角色，日本正處於挑戰基於規則的商業和外交的最前沿。過去十年，東京一直倡導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理念，旨在確保從印度洋西岸到東海北部沿岸的國家能夠在不過度依賴中國而損害自身自主性的前提下追求經濟增長。與此理念相關的政策，包括確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行自由、和平解決地緣政治衝突以及建立共同的貿易規則，使日本成為該地區的穩定力量。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框架也鼓勵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經濟體繼續與該地區保持軍事和經濟聯繫。

但日本推動構建以北京為中心的區域秩序之外的可行方案的能力正在減弱。日本在短短幾年內更換了五位首相，在最近的選舉中，執政的自民黨失去了在國會兩院的多數席位。外交政策願景的推進已被國內政治博弈所取代。與此同時，隨着整個地區各國努力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中國能夠提供的發展項目的吸引力與日俱增。

如今，日本正處於一個獨特的契機，可以重振其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新當選的首相高市早苗自稱是安倍晉三的接班人，而安倍晉三正是2016年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的前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伊始便明確表示，擁抱這一願景將是她傳承安倍政治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安倍晉三一樣，高市早苗也致力於將日本定位為美國在該地區值得信賴的嚮導，並力圖說服美國領導人，美國繼續保持印太地區強國地位並支持日本的戰略願景符合他們的利益。

高市早苗政府無需構建一套全新的區域秩序願景。相反，東京可以通過切實有效的政策，更新並重振安倍“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基本原則，例如：簽署更多貿易協定、在東南亞建立發展夥伴關係、制定應對台灣海峽潛在危機的應急預案，以及投資於太平洋島國的人力資本和技術知識。憑藉執政初期的高民意支持，高市早苗可以利用其政治影響力，將這些政策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通過鞏固數十年來建立的善意和信任，日本可以確保“自由開放的印太”理念在面對中國擴張和美國撤退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紮根發展。

鞏固成功

過去十年，日本積極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戰略，使其成為亞洲的外交強國。早在2007年，安倍晉三在其首次擔任首相期間就提出了這一構想。當時，日本已開始擔憂中國的崛起對日本的經濟和安全利益構成挑戰。2016年，安倍在其第二次執政期間啟動了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與此同時，北京也啟動了一系列旨在擴大其區域影響力的綜合性計劃。中國發起了“一帶一路”倡議，為亟需的發展項目構建了全球框架；並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形成互補與競爭。在國內，“中國製造2025”計劃為北京投資關鍵科技領域、提升自身競爭力提供了藍圖。而美國卻未能提出類似的高瞻遠矚的計劃來刺激該地區的增長。只有日本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框架提供了一種哪怕是部分可行的替代方案。

東京的願景從來都不是與中國脫鈎，也不是恢復日本昔日作為該地區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相反，東京擔憂的是中國對支撐印太地區脆弱和平的規範和規則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例如，北京在東海和南海咄咄逼人的領土主張挑戰了既定的國際法。中國利用經濟影響力謀取政治利益，並輸出過剩的工業產能，削弱了其他經濟體與北京競爭的能力。印太地區各國或許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但它們都對中國運用權力的方式保持警惕。與此同時，日本通過夥伴關係積累了顯著的善意。例如，根據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2025年的一項調查，來自十個東南亞國家的受訪者中，近67%的人表示信任日本，這一比例遠高於對中國、歐盟或美國的信任度。

但自安倍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構想以來的十年間，該地區的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多。中國加強了對眾多先進技術的掌控，並在包括關鍵礦產在內的重要領域確立了壟斷地位。上周，在韓國亞太經合組織論壇召開前夕，北京限制了稀土礦產的出口，此舉表面上針對美國，卻也讓所有印太國家意識到自身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北京和莫斯科的關係日益密切，雙方在區域秩序的另一種願景上趨於一致，在這種願景中，實力凌駕於法治之上。與此同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以色列與哈馬斯在加沙的衝突，動搖了人們對美國在印太地區承諾的信心。華盛頓似乎更關註解決眼前的衝突，而非制定長期戰略願景來管控與中國的關係。

以結果為先

日本外交政策精英試圖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成功的基礎上進行拓展，以適應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例如，在2025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上，日本防衛大臣提出了“國家間合作”（One Cooperative Effort Among Nations，簡稱OCEAN）安全概念，旨在加強區域盟友間的防務合作和能力建設。然而，這一宏大的戰略願景未能獲得廣泛支持：日本無法說服東南亞國家聯盟，使其相信另一項旨在圍繞共同利益團結它們的綜合性計劃能夠帶來切實利益。

適應新的地緣政治格局的更佳途徑是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框架中已取得切實成效的各個組成部分。為了贏得支持，日本需要優先考慮以結果為導向的策略，承諾切實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些努力可以鞏固日本已有效確立的領域，即日本作為務實、以增長為導向的政策制定者，為該地區帶來福祉。

貿易領域使日本成為印太地區的經濟領導者。如果沒有東京的承諾，《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這項旨在協調監管、降低關稅並在太平洋地區利益相關國家之間建立區域貿易規則的2016年貿易協定——在2017年美國於川普第一任期內撤回支持後，恐怕早已不復存在。然而，取而代之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不僅沒有崩潰，反而有效地建立了一個基於規則的貿易框架。

發展援助一直是日本構建區域信任的另一基石。日本於1954年開始向南亞和東南亞國家提供援助，以彌補其在二戰中的罪行。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日本採取了更為務實的賠償方式，不再提供援助包，而是提供優惠貸款。整個20世紀，日本的全球發展援助總額持續增長，並在1997年日本經濟實力鼎盛時期達到近100億美元的峰值。儘管此後日本的發展援助預算實際上已削減了一半，但這些削減迫使東京在提供援助方面採取更具戰略性的策略，包括重點關注符合其更廣泛的印太目標的基礎設施項目。

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使日本成為外交強國。

日本對基礎設施、勞動力發展和技術知識的投資幫助泰國等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使其富裕到不再符合獲得發展援助的條件。菲律賓可能很快也會達到類似的水平。日本面臨的新挑戰是如何利用其通過對東南亞經濟體的貢獻所積累的善意，超越單純的捐助方與受援方之間的交易關係。即便日本不再向泰國或菲律賓等國提供援助，它仍可與這些昔日的援助對象建立夥伴關係，以確保供應鏈安全，並着眼於長遠增長，投資於戰略產業。例如，日本可以通過投資這些國家的關鍵礦產加工能力來支持它們，而不僅僅是出口，這將創造新的經濟機遇，並降低該地區對中國的依賴。

日本還可以採取務實的援助方式對待台灣。東京領導人已明確表示，台灣危機不僅對日本自身構成危機，而且對整個地區秩序也將構成危機。自2021年日本首相菅義偉和美國總統拜登發表聯合聲明，強調維護台海穩定的必要性以來，日本為支持台灣而甘願冒着遭到中國強烈反對的風險，這為其他發達經濟體樹立了榜樣。東京持續以具體行動支持台北，包括一項於2025年8月達成的協議，即在發生軍事衝突時共享從台灣撤離的非日本籍人士的信息。一項由日本主導的、經過重新調整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可以通過幫助台灣領導人應對其他潛在的脅迫行動（例如封鎖）以及鼓勵台灣實現能源供應多元化，進一步支持台灣。

日本在太平洋小島國中推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能力面臨着最為嚴峻的挑戰。自2019年以來，基里巴斯、瑙魯和所羅門群島在中國的壓力下，已撤回對台北的外交承認，並正式承認北京。作為回報，中國向它們提供了安全條約、戰略夥伴關係和財政援助。而日本則加強了與這些島國的外交接觸和經濟支持。 2023年，東京在基里巴斯和新喀里多尼亞開設了新的大使館，並提供了近5600萬美元的援助，以增強包括斐濟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在內的島國的抵禦能力。日本資助的發展項目包括建造風力渦輪機、提供防災和道路建設設備，以及對地方當局進行應急準備和國際法方面的培訓。例如，通過指導地方領導人如何評估與中國簽署的合同的後果，日本可以幫助島國政府維護主權，並賦予它們權力，使其能夠決定哪些投資在長期內最有利於自身。

構建聯盟

日本重振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最大障礙在於其自身的政治現實。儘管新成立的高市早苗政府獲得了較高的公眾支持，但由於自民黨並非多數黨，因此必須應對一個脆弱的聯合政府，無法完全掌控局面。高市早苗還需應對諸多國內挑戰，包括如何應對人口持續老齡化、勞動力萎縮以及全球最高的債務占GDP比率之一，以及如何實施社會和金融改革——包括更新稅收結構以獎勵創新和吸引人才——這些改革對於日本在無國界數字經濟中保持競爭力至關重要。

然而，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恰恰是高市早苗能夠贏得各政治派別支持的領域。保守派支持這一戰略，因為它展現了日本在該地區的領導地位，並塑造了日本強大的形象。溫和派則將其視為推廣強調集體主義的日本式外交的一種途徑。東京方面對政府將國防開支翻一番的承諾給予了廣泛支持。高市早苗宣布，她將在2026年3月前實現這一目標，而非最初計劃的2027年。高市早苗還多次呼籲加強與盟友的關係，以確保航行自由，並改善與包括澳大利亞、菲律賓和韓國在內的主要區域夥伴的協調。

高市早苗將面臨阻力的地方在於日本國防開支的規模、資金來源以及如何把握威懾中國與引發進一步衝突之間的界限。增加國防開支將需要削減其他領域的開支，例如養老金和醫療保健，或者增加稅收。這兩種做法都不受選民歡迎，而削減開支可能會降低對發展援助和其他國際援助項目的支持。此外，東京還必須應對一些遺留的歷史矛盾。儘管高市早苗以保守派著稱，但在競選過程中，她卻小心翼翼地迴避了政治記憶和日本在二戰中的行為等敏感問題。高市必須繼續確保她不僅能獲得日本國內的支持，還能獲得遠至歐洲和美國等盟友和夥伴的支持。

通過任命經驗豐富的貿易談判專家擔任外務大臣和經濟產業大臣這兩個關鍵職位，高市表明她重視外交和經濟政策方面的經驗。但在地緣政治環境瞬息萬變的當下，這位新首相不能僅僅照搬安倍的政策。她需要切實地將日本重新確立為動盪的印太地區穩定的核心支柱。一個務實的支持與合作願景將向該地區表明，更深入地致力於構建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才是應對當前經濟和安全挑戰的最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