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諾貝爾文學獎待遇

我注意到，2024年以來，各種媒體和平台集中推送莫言先生的《晚熟的人》出版信息，作者與兩位名家親自站台，在紙質出版物式微的當下，出版業像打了一劑強心針那樣，令人一時為之側目。我注意到媒體推波助瀾大勢渲染的是，這是作家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沉寂多年之後的新作。有些評論稱諾貝爾文學獎為“死吻”，作家一旦獲獎，便如古賢那樣只能“述而不作”，其實是“高光之後，盛名之下，江郎才盡”了，然而只有莫言先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創作生命力。本人拖至今日，在法蘭克福美茵河畔一口氣拜讀完畢，見到書後附有“本書作品創作年表”，最早的《澡堂與紅床》是在2011年創作的，最近創作也是2020年3月份。第一次印製為2020年8月份，看來媒體除譁眾取寵外，總能找到刁鑽的角度，以求吸引觀眾。

這其實是一部由12部中短篇構成的一個作品集，這部作品集通過不同人物和故事，描繪了高密東北鄉在幾十年時代浪潮下和社會變遷中的眾生相（《賊指花》例外）。“晚熟”是什麼主旨，它是一個中性詞，或是不管生活多麼坎坷而能保持着一顆善良初心（有奶腥味，眼神熱烈的女子）；或是吃虧上當大徹大悟之後，變得精於算計的蔣二；或虛幻於懷才不遇中難以“晚熟”的表弟寧賽葉；以及“壞人變老”的“高參”覃桂英。這樣簡單的解讀，讓作者筆下的人物符號化是膚淺和不確切的，對於讀完之後有話要說的人，大抵要作簡單的歸納。

二十世紀80年代我曾接觸過大量的當代文學，類似把作家當成明星一樣的追星行為。漸漸地，受日常瑣碎之事所累，本人同樣接近“晚熟”，便不再如饑似渴地拜讀一些當代成名之作。竊以為，我們現當代作家，受西方經典文學的影響甚重，如要追溯源頭和深度，不如直接去讀那些西式百年經典，如果要了解文學的高度，仔細研讀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即可。

高行健先生和莫言先生是立在世界文學之巔的華語作家，他們描寫的環境和人物，皆是生長在同一塊土地上我們的“映射體”，更有熟悉之感，我卻遲遲不曾涉及。早年看過莫言先生在雜誌上發表如《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等作品，而高行鍵先生的大作一直與我遙不可及。這裡有我的“源頭說”，更懼拜讀後自己嘗試創作時被潛移默化受其影響，以至不由自主“抄襲”創意或“借鑑”式寫作。這半年，由“抒情的森林”發起的作家“抄襲事件”，對當代寫作者產生的巨大震盪，不會隨風而逝的，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們這個國度面對兩位諾貝爾文學獲獎者，莫言先生長久處在排山倒海的謾罵和圍攻之中，某作家評價他是“頭戴皇冠，身帶枷鎖”真是一語中的；而高行鍵先生也許是法籍華裔身份，則完全被漠然、被忽視，讓人們覺得他不曾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兩個極端一個被冷凍一個棒殺，網絡上定期冒出話題，一些“鬥士”披甲上陣，好不豪邁，加上各種論戰，忍不住好奇，覺得應該找來《靈山》，讀讀《生死疲勞》，以便讓自己多點鑑別能力，不至於被“弄潮兒”牽着鼻子走。

原以為我們的諾貝爾文學獎者不受待見，近來發現，也非完全是“中國現象”，在奧地利待了半年多，同時注意到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一位是2004年的女作家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另一位是2019年的彼得·漢德克。耶利內克認為奧地利反思二戰納粹戰爭罪行不夠，而漢德克與國內政治觀念相悖，使他們受到冷落，我在維也納想找他們的哪怕一個活動場所，而這座留下他們氣息的城市，被譽為音樂聖城和文化之都，則不見蹤跡，更說不上開闢紀念地了。作為一名作家，批判精神是最基本的特質，有此，自然為世俗和權貴所不容。

只是西方人的這種漠然，要比敝國豢養的冷兵器時代的“劍客”要高明，顯得有教養得多。

閒發一些議論，還是應該回到拜讀《晚熟的人》本身。

2.跺手者的無懼，絕對反擊者無畏經典

我在荒蕪的幼年，曾仔細觀察過打鐵匠，莫言先生如同工筆畫般的描寫，讓我回想過記憶中的打鐵匠。年少時曾去我父親的鄉鎮企業上班，他的工廠有鐵業車間，打造農具、菜刀、鐮刀等鄉間的日常用品，我央求過鐵匠師傅，給我打造一把小菜刀，那菜刀只有家用菜刀一半大小，輕便袖珍型的，好看，用起來頗為鋒利。與一位鐵業車間的鐵匠師傅祁中州交上了朋友，我如今還記得他從前的樣子，兩道茂密粗壯的臥蠶濃眉和一雙明亮的眼睛，生長在湖區則是個旱鴨子，有一次我們4人在一座涵閘橋邊曬太陽，另一位朋友突然把他推下水，他真像個秤砣那樣往河底沉，我們慌忙把他救了上來。記得他不曾惱怒，還說：“你們試了就曉得了吧。”

他是個優秀的打鐵匠，每天上班時會把一塊鐵與徒弟反覆鍛造成鋼，再用火鉗剪成長方形的塊狀，打刀器時，便會包在鐵器的刃面上，打制完工後，再用砂輪打磨，這叫“開鋒”。在更小的幼年，隨着祖父趕集，他曾把我丟在鐵匠鋪子裡，我便看到鐵匠打過大銃，用一個十字鎬攪銃孔，這是水鄉澤國的一門絕活，已經失傳了。

我這些記憶被《左鐮》勾連出來了，我對田奎這個人物產生一種莫名的感動，類似敬佩之情。他與所有成長期男孩一樣調皮搗蛋，這並不存在什麼過錯。一群在河邊玩水的孩子，見到劉老三的傻兒子喜子光着身子跑過來，便從河底撈來的黑色淤泥來“打啊，挖泥打傻瓜啊！”孩子們一時興起，便將淤泥甩到他身上，喜子正好18歲，裸露的生殖器發育正常，孩子們便往他的隱私處扔，妹妹歡子拿着衣服給他遮羞，為他擋在前面，哭叫着討饒。在“我”和二哥回家吃飯時，喜子的父親劉老三氣沖沖地進門告狀，“我”把責任推給了田奎，未必是他帶的頭，因為他家成份不好，摻雜其中做了壞事，“我”和二哥隨口扯上了他，這也是當年地主崽子自然要承受的命運。

貧下中農的劉老三怒氣沖沖地找到了田千畝，其子田奎受到了最嚴酷的懲罰，父親砍掉了他的右手。他最大的過罪，就是用正常孩子的手，去欺負一位智障者，這樣的錯誤，成長的男孩應該都犯過。作者用劉老三闖進“我”的家門做了鋪墊，無需往下寫得那麼血腥，藝術高超的“留白”，足以令人信服了。幼年時，我同樣犯過《晚熟的人》中的旁白者“我”的過錯，放學去挖豬草，貪玩忘了正事，聽到母親呼喚聲，才知籃兒空空，這時急了，只能急中生智，用幾根樹枝把籃底襯起，樹枝上蓋上薄薄的豬草，回到家裡把籃子往豬欄里一丟，算是交了差，如果恰巧被母親發現，一定會挨頓飽揍。顯然，《左鐮》中的“我”用一個下午只割了一斤草，全家人嘲笑我這個“勞模兒”，說明這是一個溫暖的家庭。父親的話生動又形象：“你坐在地上，用腳丫子夾，一下午也不止夾一斤草吧？！”

這時“我”拒絕了姐姐帶我，便去墳墓上看田奎割草，他給墳頭割草像在剃頭，割得仔細，“我”在旁邊看着，只見他右手綁着鐵鈎子，比一般人的手還要靈活。“我”與他進行了一場關於“蛇的對話”，那條蛇有一扁擔那麼長，頭上有冠子，紫紅色的，還會發出青蛙一般的鳴叫之聲。作者描述這種蛇，同樣一點不差潛藏在我幼年記憶之中，我們把它稱之為“雞冠蛇”，認為它最喜歡藏身在雞冠花下。圍繞它還有個傳說，它遇到人，便會伸長脖子與人比個高低，如果那人矮過它，它就會下口咬死這人。

是不是我後來了解到的赤鏈蛇，方言稱之為“火三更”，我在《四十歲的一對指甲》中詳細描寫過它。有一年我母親和妹妹在廚房做飯，它鑽出洞來，我母親不知哪來的勇氣，拿着火鉗，硬生生地從洞中把它拖了出來，搗毀了它的洞，挖出了連成串的雪白的蛇蛋。只是它沒有雞冠，我至今鬧不清楚，世界真有這種蛇嗎？如果沒有，我們與莫言先生的故鄉相差幾千里之遙，怎麼會產生同樣的傳說，看來民間文學的生命力是頑強的。

這樣的對話暗喻着什麼？我看到的那條蛇又是指代什麼？總之，這不是一般的閒筆，這種寫法使我想到了海明威先生《白象似的群山》中的對白。

“我”問：“你一個人天天在這裡，不怕嗎？”

他答：“自從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麼都不怕了。”

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少年人，當父親用刀剁斷他的手時，他從身體那種鑽心的劇痛，還有心靈中飽受的重創中，是用一種什麼樣的精神支撐住自己，竟然如此雲淡風輕地講起這段無比殘忍的過去。

經過了如此磨難的孩子，在厄運的鍛煉下，生命猶如打鐵匠那種鐵花四濺，殘酷卻耀眼的景象，我毫不懷疑，他最終將成長為一個生命的強者。

還有一位女性即“我”的三嬸顧雙紅，她這種揮之不去形象讓人迴腸盪氣，久久不能忘懷，這種人物誕生之時，即為文學經典。我多少有點遺憾，作品名《火把與口哨》稍嫌直白了一些。

我不知道莫言先生是不是受了《聊齋志異》的影響，蒲公曾描寫過一個出神入化的口技女藥師。三叔是個礦工，機緣巧合，在車站救了口吐綠汁的顧父傳臚，他絕妙的口技，征服了高密城第一美人：“第一美女岳海玲, 第二美女孔海蓉，第三美女邵春萍，三個美女加起來，比不上蠟燭店裡的顧雙紅。”這是高密城的順口溜，人人都知道的，三叔得意地向“我”炫耀。哪知到了顧雙紅家，碰上幾個混混，“吹的是專門調戲婦女的‘狼哨’，”用口技挑逗高密第一美女，這下三叔便用“鷹哨”與他們斗口技，顯然“鷹哨”是專門壓制“狼哨”的，那三人皆不是對手，一個回伙不到敗下陣來，便被礦工三叔收服了。不僅幫他抬嫁妝修車，還成了接親中的一員。在三叔的新婚禮上，連着鎮上的第二大秘書楊結巴，結成“沙窩五耳”異姓弟兄。三叔即興用口技表演印度電影《拉茲之歌》，作者這樣描寫：“還在於他能即興地在基本旋律之上進行變奏，在於他對聲音的豐富的想象力，讓我們聽着是那首歌，但又不完全是那首歌。就像一個美麗的姑娘在花叢中忽隱忽現，使她的美麗添加了神秘；就像月亮在雲中時隱時現，使它的光輝增添了含蓄。”楊結巴同樣即興表演了茂腔戲曲。

作者不露聲色地在這部作品中交代了時代背景，三叔父母一同死去，只能用麻片和破絮掩埋，顧雙紅父母則是上吊自盡，把自己的屋子當成焚屍爐，三叔遇礦難而死，屍骨無存。三嬸憑弔之時，讓同行人先走一步，她希望與三叔獨自待一會兒，這裡口技再次閃亮登場，作者寫到，“三嬸吹出的哨聲，起初無節無奏，聽來仿佛是北風吹進空瓶發出的呼嘯，又如冷風掠過電線時的叫囂，也似深秋的蟲子悲涼的哀鳴，但接下來便無比的婉轉與抒情，讓人產生花前月下之聯想……然後又變調成急促的旋律，仿佛一隻小鳥看到巢卵遇險時在低空的盤旋呼叫。後來又慢下來，旋律很是耳熟，很像芭蕾舞劇《白毛女》中那段‘北風吹’。”口技，作品中至少寫了5個相關人的口技，互相映襯，由此道出了他們相親相愛情到深處的精神本質。

顧三紅不僅身世悲慘，自身厄運連連，當三叔故去後，三位青年跪在她面前，求他原諒，並願意為她撫養兩個孩兒，顧雙紅決然地與之一刀兩段，作者不用交代，明眼人便知他們從前欺負過她。兒子被狼叼走，女兒被懷疑騙吃了拐賣人販子的花婆子的糖塊，遭受不了冤枉，小小年紀喝農藥自盡，以死還自己的清白。孤身一人的顧雙紅，突然買來五斤煤油，將舊衣服撕成條，“又找出一床舊棉絮，搓成棉條……將那六對大蜡燭用斧頭剁碎，放在東邊那口鐵鍋里, 然後在灶里點燃劈柴，開始熬煮。”讓“我”“買一個三節電池的電筒”，準備好這一切後，在一個夜深人靜之時，我尾隨其後，找到了山崖上的狼窩，用不可逼視的電燈光，照着十幾條狼眼閃爍的綠光，這時作為母親的顧雙紅，大叫兒子的名字，用斧頭砍殺了公狼，結果了母狼，殺死了小狼崽，鐵血母性復仇的完成了，形象在那一刻便豐滿起來。從狼窩裡撿回兒子的鞋子，埋在丈夫的墳旁，諸事已了，她穿上新娘裝，平靜地躺下，哀莫大於心死，“神仙也治不好不想活的人的病，”七天而去。

我其實是在避重就輕地陳述這個故事，顧雙紅命運的多舛而讓人傷感，更被她的堅強所震撼。她一次一次地遭遇命運的不公，想到她跪在父母焚毀倒塌屋子前，說的“死了也好，活着也是受罪”，當他失去一切之時，絕地反擊復仇，這是對命運不公時表現出來的反抗精神最好註腳。

這是個悲劇，滲透着永恆的魅力，她因為最後的一擊，成為經典之作。

3.以荒唐歲月對應荒誕的現實，卻給人強烈的真實之感

我注意到作者描寫在現實社會中真實的荒誕。

在幼年時，我的老家東鄰第三家祖父，聽我爺爺講，他早年時，有一次被一隻大鱉咬住了中指，如果被老鱉咬住了人手，是不能強行用什麼方式來讓它鬆口的，只能等到陰雨天遇上打雷，讓它自動鬆口，吃飯提着它，睡覺提着它，還不敢隨意斬殺，只能讓它自己爬回水塘里。如果有人敢報復它，或者煮食了它，全家將會得報應。這樣的事，我雖不像小奧那樣親歷過，卻對如此傳說是堅信不疑的。一大堆水鄉澤國的奇聞秘事，以至觸發我花二十幾年的時間，構思創作一部近80萬字，試圖用寓言體小說呈現一個民族近、現代史的《丟失了的城池》，在這個三部曲中的首部《繡船一號與雄起城》，詳細講述過雲夢澤第一水猴子鐵鬍子，帶着一隻緊咬手指的老鱉到了臨澤城的麗春院，坐上四人青衣小轎，提着它放生長江之邊，讓它由江歸海。而莫言先生在《天下太平》中小奧被大鱉咬住的描寫，讓我大開眼界，我甚感欣慰，同在一塊土地上，確實有許多相通之處。

被稱為“大帥”的老鱉被捉，讓作者高超的藝術淋漓盡致發揮出來了。一對父子打魚人除了精準撒網的動作，描寫的細緻傳神外，還有村支書張二昆，黑漢子、爺爺、知了、麻雀，一列四節綠皮火車、星雲姑姑、侯科長、一胖一瘦兩個警察、開車的白臉警察、小奧同學袁曉傑、村裡的養豬大戶袁武、村裡的文書孫奎等一干人和物事，最終落到了兩根豬鬃上邊，這些人一個個粉墨登場，像上演一台活報劇精彩至極。作者這樣描寫：“瘦警察那幾根被香煙熏黃了的手指，靈巧地捻動着豬鬃。老鱉的眼睛似乎眨巴了一下，眾人的心都提了起來。老鱉突然閉緊眼睛，尖尖的鼻子裡打出了一個響亮的噴嚏, 與此同時，瘦警察抓住小奧的手腕，猛往後一扯，在鱉口裡受苦多時的小奧的食指，終於獲得了解放。”還沒完，在捉放老鱉之時，眾人發現了老鱉背上有字，細瞧原來是“天下太平”，真可謂絕妙之至，在眾人欣慰和嚴肅的表情中，老鱉身子突然立了起來，像個鍋蓋，然後滾下坡去，落到河水中消失不見。

不由得想到，我在幼年與鄰居家的姐姐，一同捉一隻搪瓷臉盆大小的老鱉的情形，小姐姐被逃跑時老鱉飛起的泥漿濺得一臉一身，她哭叫着在齊腰身的泥漿里不屈不撓地與老鱉搏鬥了半晌，我們不知怎麼幫忙，只會大喊：“把它仰脊！把它仰脊（讓它四腳朝天，無法動彈）！”這隻老鱉終沒有小奧的那隻幸運，被鄰居大媽熬了湯，按照雲夢澤人見者有份的傳統，我得了一碗老鱉湯。

如果說，作者對“小奧的大鱉”是一次高超藝術精彩紛呈的展示，而那次“冤魂附體”則是絕妙的展現。谷文雨同村的婦女谷玉珍，把高考顯靈的李聖潔老師墳上杏子摘下釀酒，因此被“陰魂附體”，她走到覃桂英家，“谷玉珍聲音尖厲地哭着罵着，她的罵是唱出來的……覃桂英啊……你這個喪盡天良的小六趾……我爸爸親自為你做手術……我媽媽為你墊上醫療費……我親自陪床為你梳頭穿衣……還餵你吃了陽梨罐頭……你竟然剪我辮子打我臉……逼我跳井你如凶神……我蒙冤屈死十年整……雪恨我讓你鬼纏身……小孩子不知往事跟着起鬨，大人們知道往事膽戰心驚。”

“那谷玉珍在院子裡狂舞瘋唱，長發披散，脫下衣服揮舞着，仿佛揮舞着辮子，局面混亂，不可收拾，村里人唯恐不亂，起鬨叫好，那谷玉珍愈發瘋狂。此時就聽得院外大喝一聲：打倒資產階級臭小姐李聖潔！……一個威武的大漢，上身穿一件草綠色的褂子，頭戴一頂草綠色的帽子，腰系一條牛皮腰帶，高挽着雙袖，臂彎上戴一個紅袖標，宛若天兵下凡。此乃何人？當年的紅衛兵小將谷文雨也！谷文雨口號一喊,那谷玉珍如同受了電擊，渾身顫抖起來……那谷玉珍往後便倒，口吐白沫昏死過去……俄頃，谷玉珍醒來，如夢中醒來一般，問周圍的人：我這是在哪兒？”

我在幼年，接觸過一些神漢巫婆，我的外祖母就是一個著名的巫婆，關於“過陰”（與死去的人對話），“冤魂附體”見過不少，特別是被附體者醒來後，無一例外地忘記自己前一刻的表現。李聖潔老師的冤魂來向覃桂英索命，被谷文雨當年的打扮嚇退，這應該是對當年紅色運動最獨到的一次刻畫描寫。我的體會是，作者既不明說“冤魂索命”的真實還是荒謬的，而是以荒唐歲月對應荒誕的現實，卻能給人一種強烈的真實之感。

也許作者曾受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影響，我想只能是北美的風俗人情和歷史文化對我們本土寫作者一種啟示和參照，而莫言先生筆下的“小奧的大鱉”“冤魂附體”則是我們本民族最獨有的素材。

4.一代人的傳記，時代變遷中的眾生相

比起那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莫言先生描繪的時代與我更貼近，環境熟悉，共情之處頗多，他的作品當然會更好讀一些，我一口氣讀完《晚熟的人》，這部作品講述的許多人物，有的打中了我的軟肋，有的讓我思緒萬千，有的讓我羞愧難當，也有的讓我悲憫難忍，一些倔強的靈魂讓人感佩，而那種復仇的氣概更使人迴腸盪氣。

由《紅唇綠嘴》里的谷文雨，我便想到已經遺忘的經歷。幾年前，有幾個朋友談及我們這一代成長經歷時，我了解到身邊的一些優秀者，家族曾背負着成份不好的巨大壓力。本人是純粹的三代以上貧僱農，父親雖然官不大，也是一個鄉鎮企業的書記，少年時未必感受到什麼優勢感。多年後，有朋友給我定性“微型紅二代”，我聽後很惱火，並予以反駁。事後不免深想，別人一句笑言，為何要動氣，說明我似乎想掩飾什麼。我曾作為短暫回鄉知識青年，頗受大隊重視，大隊書記已經看中我，要親自培養我，而我也認為理所當然，處處表現突出，如果時代沒有改變，不幾年，我將會成為谷文雨那樣妥妥的村支書，我很難料想那會是一種怎樣的人生之途。關於這段經歷，雖然短暫，後來偶爾想來，並無半點“接班人”的自豪感，而是有意選擇遺忘。我與谷文雨一樣，曾想走當兵這條路，那時的農村青年，要有出路改變自己，別無他途。

要說年少就立志寫作，要成為作家，那是理想，當我拜讀《表弟寧賽葉》，仿佛看到年少自己的輕狂，穿着喇叭褲，提着一隻放着鄧麗君歌曲的錄音機，在深夜的鄉村小鎮與一批“懷才不遇”的文友到處遊蕩，真他文中所說，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肯做，東不成，西不就，滿眼的社會對自己的不公，做什麼事都是三分鐘的熱情。莫言先生文中一些直白之語，就是父親斥責我的原話。我至今很難想到，我居然逼他給我買了台錄音機，至少兩頭豬的錢，估計是打着學外語的名義哄騙而來。

我曾主辦過許多次筆會，同時也參加過一些筆會，《賊指花》在松花江上演的一幕幕，如同身臨其境一樣，這些所謂的文化人匯聚在一起，自我感覺良好，油嘴滑舌，互相吹捧、虛偽做作，相處甚歡，皆以為自己是洞悉靈魂的人中之精，實則背後計較利害，權衡得失，精細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盤，一旦涉及哪怕蠅頭小利，即刻翻臉，加上一群心比天高的男男女女，暗流涌動，爭風吃醋，里比多爆棚，上演一幕幕的愛恨情仇。有一陣子，我同樣以為自己圓融通透，樂此不疲地玩弄着小文化人的精明，好在清醒得還算及時。

看過莫言先生對蔣二策劃的武術活動詳細地描寫，我一直活躍在這個領域，心裡像打翻了五味瓶。這位幼年的玩伴，先是瞅准了機會，買了原來屬於“我”家的幾畝薄地，成了他的地龍文化公司的總部，以作者的名氣打造了一系列“地龍”文創產品，精心策劃了一場武術活動，其實就是一場比武騙局，蔣天下就是幕後策劃者，把過去的對頭單雄飛，精心包裝成了蔣家爺爺的嫡派武術傳人。在這場比武中，看似穩操勝券的他，其實是個為虎作倀的幫凶。中國武術幾千年的傳承，是俠義、勇氣、堅毅和豪邁的代名詞，最講武德，蔣二卻把這種傳統的武俠精神玩弄於股掌之上，夾雜和包裝着民族情緒，成了他賺錢的工具。這些年來，本人同樣策劃或周旋於這些活動之中，常常處在一種假作真來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狀態之中，我的生活的另一面，活脫脫的也是一個蔣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看罷《晚熟的人》，我無法把它稱之為小說文本，它真像是地道的紀實文學，真實記錄着這個時代。

我幼年經歷的許多場景，莫言先生栩栩如生呈現出來，特別是在鄉村看露天電影，除了到四鄰八鄉反覆去看《地道戰》《地雷戰》等老片子，我們灣台前也有一個國營中洲農場，同時也是歷史三大赤壁之戰傳說之地，他們片源大有不同，可以早於我們看到上演的新片，記得《杜鵑山》《渡江偵察記》那個有著名台詞“馬尾巴的功能”的電影《頭裂》也好像是在這個國營農場最先看到的。

至於幼年的飢餓，餓是一樣的，老家比之高密那一帶，只是情形不同，因為這裡是湖地，十年九澇，白茫茫的一片，在這個雲夢古澤中，盪着破漁船，到處討生活。

人們常說，損人利己者尚可以理解，而那種損人不利己者最為可怕可憎，覃桂英是兩者兼而有之；作為文學中的覃桂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形象，而作為現實中的覃桂英則是讓人無比生厭，她因為腳上有贅指，曾受到過傷害，儘管作者沒有明寫，我們可以想象得出，她堅持穿鞋下到泥田插秧，心理產生過陰影，她帶着幼年的陰影一路走來作惡多端，同樣她的一生多厄，慘遭命運的反噬。

《鬥士》這個篇名之於武功、“我”的這位堂兄，取得格外貼切，他成份不好，光棍一條，狠斗支書，不遺餘力，把村里最能打架鬥狠的王魁詛咒到帶着全家老少逃往外鄉，不敢回家。我們老家就有這樣一種人，如果誰惹上了她，就是倒了祖宗十八代的大霉。我們灣台是建在半截廢棄的河堤上，另一邊的河堤是家家戶戶的菜園子。這位“罵死人不調面（不重複）”的婦人，拿着一塊砧板和一把菜刀，罵一句便剁一下，她可以大罵幾個小時，口不干舌不燥，我曾在早年的一篇文章里詳細記錄過這些罵人之語，真可謂聚古今罵人之大成。

5.站在世界文學之林，出手就是不凡的

莫言先生善於寫人，他筆下的每個人物，形象生動，個性鮮明，哪怕是一個不起眼的人物，幾筆下來便有血有肉。《澡堂與紅床》中那位像張國榮又像《第八個是銅像》洗腳女的丈夫，寥寥幾筆，“我說，小汪，你妻子真能幹，你們將來會過上好日子的。他將煙蒂扔到樹叢中，有氣無力地說：將來，將來在哪裡？”直入靈魂。

如同許多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一樣，比如2018年波蘭諾貝爾獲獎作者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太古與其他時間》，就是一個虛化的村莊，2024年韓國女作家韓江的作品，一直描寫大屠殺記憶和傷痛，2025年獲獎的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同樣寫個破敗的集體農莊，作家皆立足於一點，以點代面，推及全人類。莫言先生一直寫故鄉高密的這個小小鄉鎮世界，所涉及的人和事，卻牽動幾代人和幾十年的社會變遷，由此生發出去，直抵人性深處，觸及靈魂。我先不說《晚熟的人》有多麼高的藝術魅力，只是想說，一個人能站在世界文學之林中，他出手的高度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

莫言先生的語言極有特色，我形容這是一種冷幽默，那種描寫，既讓人刻骨銘心，又不露聲色，還讓人過後會心一笑。我早年拜讀過他的大作，便留下記憶，現再次拜讀，那種熟悉的感覺撲面而來，這就是一個作家應該具備的內在品質，何況是一位大師。我想到拉斯洛善用長句式的風格，他同樣也是在處女作《撒旦探戈》便形成的，一直到現在只是更加嫻熟了。

作家是一個上帝視角的職業，他全能全知，從我個人體驗來看，我對一些大家名家，用一種尖酸刻薄之筆，去描寫筆下的人物很不適應，我認為真正的大家，應該有一種宗教情懷，一種滿含悲憫和慈悲以及“無我”。記得早年留下過印象，托爾斯泰就莫泊桑描寫一對母女被強暴時，作者被自己渲染的情緒所左右，對他進行過嚴厲的批評。

莫言先生在《晚熟的人》之《紅唇綠嘴》裡，對覃桂英就是用冷靜客觀的描述展示給讀者看，即使是“我”面對她“賣謠言”，一條2萬，兩條4萬，氣極反笑的“我”，本打算擬兩條“謠言”回敬給她，“猶豫了好久，”還是回復了“謝謝，我不買。”當然我們不能把作品中的“我”遷移到作者的心境上，然而我認為從一個側面說明，對筆下的人物，好也罷壞也罷，喜歡也罷厭惡也罷，不帶個人情緒客觀呈現出來，作者一直把握着一個度，是不容易的，只有高手，使筆下的人物更具有藝術魅力。

我從未想過，在幾千里之外的山東高密與我的故鄉雲夢澤的腹地，有如此多的相通之處，突然想到2022年諾貝爾獲獎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寫一代人的傳記《悠悠歲月》，我並無去搞成一種庸俗的類比，但用萬餘字的篇幅寫《晚熟的人》讀後感，並不把它當成小說來讀，我認為它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記憶吧——許多事我儘管沒有做過，但想過；許多事，也許不曾想過，時代、環境、氛圍卻能讓我們感同身受。

順便一說，我與經濟學家胡必亮先生是髮小，他滿天飛時，在候機室或乘機的高空上，讀完了我的《雲夢澤》手稿，也許是我在小說中描寫的那些場景，以及我們三代人的成長環境，深深地觸動了他，他與莫言先生是在上下樓的辦公室，曾一同去過德國，想着力為我引薦這位大家，可惜他突然離去，留下了遺憾。當然，以文會友，也未必要面對面地交流，通過《晚熟的人》不同樣是一種神交麼？

             2025年11月10日星期日  法蘭克福美茵河畔40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