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老哥 憶幾位浙江大學老姐

受眾群友敬重的老哥，9月29日上午6時，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然辭世，享年85。壽中正寢，一生園滿，不留遺憾。

告別儀式上，痛失老伴的老姐，哭得撕心裂肺，眾親友悲悲切切。斯人已逝，生者如斯。

老哥 生於上海，畢業於淅江大學數理專業，80年代留美獲物理博士學位，90年代下海創業成功，妥妥的人生贏家。

老哥老姐待人，是那種掏心掏肺的誠懇。無數次聚會，老哥親自下廚。本是一介書生，開始廚藝不敢恭維。退休後的老哥，為大家吃喝好，用做學問的嚴謹琢磨廚藝，竟有創新，令體老刮目相看。

在“閃進閃出美國五星級酒店式養老院”博文中，我記述了因老伴跌倒的一㘯災難。在這場災難中，老哥給了我們無微不至的關懷。老兩口一次次開車來看望我們。老哥去世前不久，還掂記着我家衛生間裝扶手的事。

老哥，您在那邊要一切都好！

那年高考分流，因降格錄取，無緣淅江大學這樣的名校。但昗昗之中，似乎和浙江大學人有緣，三個淅江大學畢業的老姐，在我的職業生涯中，舉足輕重。現把她們給我的幫助寫下來，分享網友。

老姐A是在1985年舉辦的，第一屆BCEIA（北京分析測試學術報告會暨展覽會）認識的。會議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行，我和老姐同住一個標準間。

北京友誼賓館

會議報到那天，晚上9點老姐才到。從淋浴間出來，老姐一邊擦幹頭發，一邊問我從哪裡來，發言安排在哪天？

我說報到後才知道，我的發言時間被人頂替了。

老姐問我打算怎麼辦？我覺得她問得好奇怪，我能怎麼辦？聽會唄。

她說：“你單位為你交了200元會議注冊費，還有食宿費，你那麼遠來北京的火車票錢，你不發言，回去怎麼向交待，花這麼多錢，能報銷嗎？”

那年月，體老ㄧ個鄉巴佬，能到北京開國際會議，興奮得不得了。這輩子受欺負還少嗎？反正我已經報到，戴上會標了。不就是不發言嗎，能見到國際會議是怎麼回事，就夠幸運了，哪想到回去怎麼向單位交待？

老姐卻一副路見不平，撥刀相助的架勢。嚴肅地對我說，這事不能這麼了。叫我明天帶上發言材料，去向會議主席陳情，把被頂替的發言機會要回來。

中國第一次大型國際會議，為展示分析儀器，打開中國市場，來了不少商家老外，但發言的科學家沒幾人。

所有的會議廳，都是老外當主席，下面坐的全是中國人，而且是論得上資，排得上輩的。除了幾個跟着導師來的研究生，體老是唯一的年輕人。

除了為數不多解放前大學畢業的高校教授/高工們，發言都操着一口漢式英語，用背誦唐師三百首的韻律，把我笑得彎腰飆淚。甭管體老英語怎麼糗，但跟着單位一個上海老姐學唱歌般準備的發言，起碼聽來是英語。

上午會議咖啡時間，我怯生生走到來自西德的會議主席跟前，主席聽明白了我的那句昨晚老姐教的英文：“My paper is missed，。。。。”同時接過發言的投影膠片，快速掃了一眼，說下午為我安排發言！

下午我被安排在第三個發言。只要接觸到專業，我便恢復了自信。即便英語糗，也一點不影響發言效果。那些圖表上的數目字，都是經過無數次實驗驗證了的。我一點都不怯場，15分鐘發言畢，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當晚我發言的文章，被一著名雜誌約稿，我有了此生第一篇發表在著名雜誌上的文章。憑這篇文章，我得到全額資助，踏上了出國路。

試想，如果沒有這位浙江大學老姐的指導，我一個沒見過市面的鄉巴佬，一如既往的接受了文章被頂替，哪裡摸得着門道，去發表英文文章，此生的歷史將改寫。

老姐B&C是在浙江省防疫站（現在稱疾控中心) 認識的。改開前的防疫站，按技術工種劃分為兩大群體：實驗室的技術人員和一張嘴兩條腿的衛生醫生。

改開前的高考分為三類，理工、醫農和文史。除少數堅持自己興趣的，數理化好邏輯思維能力強的，幾乎都會去第一類；有硬背功的，去第三文史類；居中的去醫農類。

考上醫學院的，又分為醫療和衛生兩類。基本情況是，能考上醫療的不會去防疫站當衛生醫生。來自名校浙江大學化學專業的兩個老姐，在防疫站里是說一不二的厲害人。

浙江省防疫站在全國防疫系統中，技術力量數一數二，進修人員絡繹不絕。但我是從窮山區來進修的第一人，我能感受到他們的特殊關注，帶着些許憐憫的目光。

老姐B對我特別關照，讓我和她一起工作。

來到站里的第二周，我見一個試劑瓶空了，就去配製。老姐有點不放心，看着我計算。見我在草稿紙上行雲流水，一會便算畢、配製完畢。

老姐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是來進修的，但比這裡很多人都強，你們站里每月為你付進修費，你舅舅為你爭取這個進修機會，額外收了那麼多病人，你不覺得冤嗎？

原來大家都知道我是怎麼來的。是的，我的進修機會，是SS舅舅托他在衛生廳里工作的學生安排的。但不是白給的，條件是額外為數十個病人做泌尿外科手術。

SS舅舅是全國泌尿外科第N把刀，不知算不算數一數二，但一隻手絕對數得過來。舅媽是醫科大開刀房護士長，責任重工作量大，但家裡連保姆都不敢請，怕保姆帶親友來看病。

SS舅舅在百忙中，常抽空躲到小閣樓上，用英文寫書，極端不情願花時間為額外的病人開刀。改開後，SS舅舅當上了醫科大校長，是他極不情願的，以我對他的了解。

我剛進家門，SS舅舅就拿着衛生廳讓他額外收的，一大摞病人的表格向我訴苦，苦不堪言。我明白，山里人的進修機會來之不易。

當時我剛從體育老師，轉行到那個連站長、副站長、會計在內，共十來個人的防疫站，一年打幾次預防針，走村串寨發擺子（奎寧）藥。

在當年干多干少一個樣，一張報子一杯茶混下班的大環境下，我是有野心的極少數。我的野心是，到全國數一數二的大站進修，看看大防疫站運作，為日後建實驗室做準備。

實驗室的計算，無非是百分、克分子、當量濃度、化學反應方程式相關的換算。對於高中數理基礎紮實、大學上完兩年基礎課的五屆生，算小菜一疊。但對數理化不貫通，落入防疫隊伍的的大多數人，確是一大障礙。

在美國的實驗室，會算和不會算，也把人分兩等。會算的，能變通，進而搞研究；不會算的，只能照方配藥，和研究無緣，低一大截。

老姐C在科里掌管全國防疫部門獨一台，從英囯進口的紫外分光光度計，只有老姐有權操作。我這個山里來的進修生，因為會算，老姐給我機會聽講解，看運轉，知道天有多高。

兩位老姐的肯定，站里科里不再把我當進修人員，讓我和他們一起承擔任務，甚至安排我出差。我是看豬跑就能體會吃豬肉的人，一年的進修，我對防疫站的運行全然有數。

在那年頭，玻璃器械稱為玻璃儀器，一隻試管、一個燒杯、一個容量瓶都要指標。浙江省防疫站把整整一年的指標，讓給了我們那個山里小小的防疫站，並幫我採購裝箱。離開的那天，站里泒大貨車送我到火車站。

在那年頭，派車送進修人員上火車，是件大事。連SS舅舅都對我刮目相看，不再抱怨為我的進修收那麼多額外的病人。

他的那個衛生廳的學生，既為那麼多關係戶安排了專家手術，又和SS舅舅密切了關係，幾面討了光生，自然非常高興。

在那年頭，一個山里人到大地方進修一年，就像80年代出國進修一般。我帶回建實驗室足夠的Ideal，還帶回8大箱玻璃儀器，很快就建成了實驗室，開展了一個大防疫站能開展的所有工作。

從零開始建成一個功能齊全的實驗室，我有了摸爬滾打的平台，為職業生漄打好了堅實的基礎，從體育老師華麗轉身為理化檢驗專業人士。

以上是幾個老哥老姐幫助我的故事，他們都來自浙江大學。歷年評級，浙江大學只在清北之後。

淅江大學的校訓是“求是創新”。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個學校的校訓養育萬千學子！老哥老姐們不愧為校訓培養出來的好人，我將永遠記住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