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3日， 著有《獨立宣言與上帝》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哲學與宗教教授歐文·安德森(Owen Anderson)在《火焰媒體》雜誌發文，遣責恐怖組織 Antifa 的邪惡：

《衛報》稱在伯克利舉行的“轉折點美國”（TPUSA）活動上的騷亂“基本和平”。但請把這話告訴那些被困在裡面、眼睜睜看着反法西斯主義者（Antifa）縱火併叫囂着要血債血償的家庭。

周一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再次爆發暴力事件。

單憑這句話或許不會讓人感到震驚。伯克利和騷亂就像性別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口號一樣密不可分——這比大多數學生的年齡都大。但這一次，目標有所不同。

基督徒和保守派人士應該繼續站出來。參加“轉折點美國”的每一場信仰活動、每一場講座、每一場辯論。證人越多，謊言就越無處遁形。

暴徒並非針對某個政客或抗議活動而來，而是針對那些家庭。

人群包圍了一場由官方認可的學生社團主辦的“轉折點美國”信仰活動，活動嘉賓包括基督教護教士弗蘭克·圖雷克、無神論者彼得·博戈西恩、喜劇演員羅伯·施奈德以及英國評論員兼諷刺作家安德魯·多伊爾。僅僅一個晚上，TPUSA展現出的思想多樣性就超過了整個伯克利人文系一整年所能達到的水平。

這場騷亂印證了刻板印象

想象一下，一家人走進校園禮堂，聆聽一位基督徒和一位無神論者進行文明的辯論。現在想象一下，一群憤怒的人群堵住門口，投擲瓶子，縱火，高喊着“揍法西斯！”

他們唯一的問題是：現場沒有法西斯分子。當然，除非你把圖雷克、博戈西安和幾個基督教本科生歸類為墨索里尼的繼承人。但這正是伯克利的邏輯——“多樣性”意味着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樣，而任何異議都被視為暴力。

激進左派最大的敵人莫過於基督教和言論自由。一旦兩者結合，左派的崩潰速度就比伯克利大二學生試圖定義“女性”一詞的速度還要快。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伯克利就一直是騷亂的舞台。如果把校園騷亂比作百老匯，伯克利就像是《歌劇魅影》——永遠在奔跑，永遠在喧鬧，永遠戴着面具。但傳統並不能成為恐怖主義的藉口。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滋生這種騷亂的文化。在當今的大學裡，學生們沉浸在意識形態中，而非探究精神。人文學科用口號取代了蘇格拉底，用譴責取代了辯論。

這種世界觀滋生了脆弱和狂熱：對憤怒的情感依賴、對知識的不寬容，以及認為異議等同於危險的信念。難怪如今學生的激進主義模仿了他們聲稱要反抗的威權主義。

反法西斯主義者的非官方座右銘或許可以這樣說：“指責你的對手，做你計劃要做的事。”

媒體的共謀

《衛報》不出所料地急忙將這場騷亂描述為“基本和平”。這句話應該成為伯克利的新宣傳口號：自1964年以來基本和平。

真相其實很簡單。TPUSA的與會者是和平的。暴徒則不然。他們對着人們大喊大叫，投擲雜物，堵塞出口，還美其名曰“捍衛民主”。顯然，如今的民主意味着攻擊基督徒。

激進分子的劇本

如果你想破解左派的套路，只需反過來指責他們。他們口口聲聲說“不要妖魔化他人”，卻把列寧右翼的所有人都貼上法西斯的標籤。他們說“所有聲音都應該被聽到”，卻用原始的吶喊淹沒反對者。

他們說“反抗壓迫”，卻對試圖參加宗教活動的家庭進行人身恐嚇。

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我的一位同事曾寫道：“我完全支持言論自由——但不支持偏執狂”，以此來為禁止查理·柯克進入校園辯護。翻譯過來就是：我熱愛自由——只要我不喜歡的人不去行使它。

這就是現代左派的道德邏輯：異議等於傷害，而傷害就成了審查——甚至是暴力——的正當理由。

並非激進的少數派

我們一直稱這些左派人士為激進分子，但這暗示着他們很罕見。調查結果卻並非如此。意識形態的單一文化主導着學術界。所謂的“溫和左派”根本沒有起到緩和作用；他們只是為激進分子提供沉默、資金和掌聲。

那些聲稱重視“思想多樣性”的終身教授階層，實際上卻建立了一個將異議者視為異端的體制。

必須採取的行動

首先，基督徒和保守派人士應該堅持不懈地參與。每一場TPUSA Faith的活動、每一場講座、每一場辯論——都不要錯過。見證者越多，謊言就越無處遁形。

其次，告訴你們州的立法者，你們不希望納稅人的錢被用來資助偽裝成高等教育的暴力不寬容。

第三，警告每一位家長和學生大學校園裡究竟發生了什麼。讓你們的孩子做好準備，去挑戰多元、公平和包容（DEI）、批判理論以及各種新道德教條背後的意識形態正統觀念。

最後，支持其他選擇。尋找那些教授真理而非宣傳的機構——以及像TPUSA Faith這樣捍衛自由探究的組織。

這就是我創辦Substack的原因：在你們的孩子痛苦地發現之前，揭露美國大學內部的腐敗。

光明是治癒思想黑暗的良藥。勇氣是治癒意識形態騷亂的良藥。而治癒伯克利綜合症的良藥，始於挺身而出，說出真相，拒絕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