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周年日。

早年，不知看過多少遍前蘇聯老電影《列寧在十月》，還有《列寧在1918》，以至於雖然日子已經久遠，但片中的不少台詞至今仍能脫口而出。畢竟，那是一個劇烈動盪且物質文化十分匱乏的特殊年代。

說它特殊，是因為在那個年代，有悖於文明社會和人間常理的事兒屢屢發生。舉國上下竟像中了魔咒一般，人人都陷入癲狂，那是一種情緒亢奮、盲目信仰、極端崇拜和失去理智的狂熱：“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到處都是紅色的海洋，響徹神州大地的是“東方紅”和“萬歲”的山呼。億萬人身不由己地被這股巨大的狂潮裹挾其中，很多人至今仍“樂在其中”，難以自拔！

而這一切，似乎都源自118年前的那場“革命”。

當年，李大釗在《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一文中，熱情讚揚那場“革命”說：“人道的鐘聲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這充滿激情的謳歌，既感染了陳獨秀，也感染了毛澤東，於是，一個“黨”誕生了，而且它在短短的20多年裡“奇蹟”般地長大，終於長成了一個龐大的、見誰就想滅誰的“利維坦”！

隨着歷史的演進，有關那場“革命”的光環漸漸散去，顯露出的真歷史不忍卒讀。循着歷史，人們驚訝地發現：中共取得政權的軌跡幾乎一等一地複製於蘇俄！

1917年，俄國深陷“一戰”之中，德國與俄國是交戰國。列寧當時流亡瑞士，主張俄國立即退出戰爭。德皇政府出於戰略考慮，自然希望俄國儘快崩潰，以便集中力量對付西線的英法。因此德國決定暗中支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運動。列寧正是在德國的計劃下，手握上千萬馬克的德國資助，乘坐“密封列車”經德境返回的彼得堡，旋即發動“政變”，推翻了政府，奪取了政權。此即“十月革命”的實質。而中共的發端完全是如法炮製，同樣是手握蘇聯的長期經費資助，同樣是利用“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同樣是通過暴力手段奪取的政權。

於中，於俄，境外勢力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倘若套用當今“厲害國”語境，“俄奸”乎？“漢奸”乎？

說到“革命”階段論。列寧在“政變”前夕的四月便宣布：俄國第一階段的資產階級革命已告結束，現在的任務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做好準備。而中共，同樣照此辦理，宣布以孫中山為首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已告結束，接下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外加社會主義革命。隨着布爾什維克掌權，人們經歷的是：

徹底砸爛“舊世界”和“你死我活”鬥爭的“紅色恐怖”；

“徹底消滅私有制”令所有的強搶豪奪成為理所當然；

摧毀資產階級道德、家庭，使“共妻”之說榮登大雅之堂；

隨意殺人，置法律於不顧；

以“星期六義務勞動”為由實施勞動軍事化和戰時共產主義；

“全盤農業集體化”；

整肅知識分子；

任意篡改歷史；

開展大規模的“造神”運動

……

而“二戰”的爆發，則為共產主義全球化創造了條件。當年斯大林言之鑿鑿：“近20年的經驗證明，在和平時期，歐洲不可能發生強大到足以奪權的共產主義運動，只有打一場‘大戰’，才能建立起一個黨的專政。我們要做出自己的選擇，選擇什麼，這是清楚的。我們應該接受德國的建議並且禮貌地把英法代表團打發回去。波蘭的亡國將是我們得到的第一個大好處。”所以稱蘇聯是“二戰”的受害者，此說並不完全；但稱蘇聯是“二戰”的勝利者，毋寧說那是“紅色”的勝利。

凡此種種，除去殘忍地將已經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槍殺之外，如果不告訴你這些發生在何處？有着同樣經歷的國人，頓生“那是何等地似曾相識”的感覺呀！

那麼，革命的結果究竟如何？

與李大釗不同，“十月革命”過去僅僅7年多，當徐志摩懷着“朝聖”般的崇敬之心踏上蘇俄這片土地上時，他的所見所聞是與他想象完全不同的光景：

“入境愈深，當地人民的苦況益發明顯。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襤褸的小孩子，從三四歲到五六歲，在站上問客人討錢，並且也不是客氣地討法，似乎他們的手伸了出來，決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連站上的飯館裡都有，無數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麼來的，全靠着我們吃飯處有木欄，斜着他們呆頓的不移動的眼注視着你蒸汽的熱湯或是你肘子邊長條的麵包。他們的樣子並不惡，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陰沉，看見他們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問這裡的人民知不知道什麼是自然的喜悅的笑容。”

“這裡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污的近跡；這裡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裡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裡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怖和黑暗，慘酷，虛無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凍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紀的漫遊中，莫斯科，是領路的南針，在未來文明變化的經程中，莫斯科是時代的象徵。古羅馬的牌坊是在殘闕的簡頁中，是在破碎的亂石間；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間，是在人類鮮艷的血肉間。莫斯科，集中你那偉大的破壞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種，一手拿着殺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後奴性的人類的子孫，多多的來，不斷的來，像他們現在去羅馬一樣，到這暗森森的雀山的邊沿，朝拜你的牌坊，紀念你的勞工，謳歌你的不朽！”

面對革命之後蘇俄的所謂社會改造，徐志摩寫下了這樣的調侃：“什麼習慣都打得破，什麼標準都可以翻身，什麼思想都可以顛倒，什麼束縛都可以擺脫，什麼衣服都可以反穿……將來我們這兩腳行動厭倦了時競不妨翻新樣叫兩隻手幫着來走，誰要再站起來就是笑話……”

曾有這樣的一段新聞：列寧死後，他的太太克魯普斯卡婭根據列寧生前的要求，將早已死去的托爾斯泰告上法庭。因為列寧認為，他的書與蘇維埃精神不相容，必須取締，否則蘇維埃有危險。結果，法庭的判決是：克魯普斯卡婭勝訴，托爾斯泰的書全部毀版！為了求證此事，徐志摩拜訪托爾斯泰女兒時，專門問及。托爾斯泰小姐只回答說：“現在托爾斯泰的書買不到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書也都快滅跡了。”再問：莫斯科還有哪些重要的文學家？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離開蘇俄後，徐志摩得出這樣的結論：“莫斯科就仿佛負有那樣的使命。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距離徐志摩的這番話，整整過去了100年！卻不料徐志摩一語成讖。億萬人民托“革命”的“福”，終於見到了一座“血污海”，從暴動到內戰，從“鎮反”到“三反”“五反”，從“反右”到“大饑荒”，從“文革”到唐山大地震，再到“64”事件……最終我們看到的：原本視作特殊的、一去不返的年代，如今卻捲土重來，“特殊”不再，荒誕盛行，甚至變本加厲！

當今的“西朝鮮”，為一片肅殺所籠罩。極權統治登峰造極，禁忌的話與事足以叫人“道路以目”。五年前，萬聖書園的老闆劉蘇里在接受採訪時說過這樣一段話：

“現在有一種感受非常明顯，甚至有時讓人很絕望。原來我們說什麼話、做什麼事，我們會有一個相對確定判斷，知道可能會引發什麼後果，只是我們願意不願意這麼幹而已。但現在不是了。你完全不知道它會是什麼結果，而且這個結果是一個讓你感覺你和一個“無意義”在戰鬥。你不知道它是什麼？也不知道他是誰？以前你面對的統治者是人，是制度當中的人。但現在你會覺得那是機器，沒有任何反應，沒有任何表情。他會對你的作為採取什麼樣的反應，你完全不知道。而且你已經意識到：他採取什麼樣的反應方式對你來說都是無意義的！”

五年過去了，環境的惡化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近日清華的勞東燕教授發帖說：

“這些年來，明顯感覺社會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幾乎所有人向下墜落，並且這股力量變得越來越強。很多美好的東西被無情地打碎與摧毀。在這樣的環境中，不願意一起墜落的人，只因為想要保持在原來的位置，都會被認為有罪。”

她是指剛剛去世的劉道玉？當然不僅僅是！

而那廂邊，美國紐約市剛剛通過513萬選民投票選舉，破天荒地選出了一位穆斯林當市長，不禁讓人感嘆：真可謂“不拘一格降人才”！

這不由得令人再次回想到118年前的那場“革命”。有朝一日，紐約選出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當市長，也並非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