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3日，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的菲利普·索倫茲傑出研究員詹姆斯·F·傑弗里（James F. Jeffrey）和內森和埃絲特·K·瓦格納高級研究員伊麗莎白·登特（Elizabeth Dent）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稱，不久前川普總統發布行政命令保衛卡塔爾將會是通往中東安全的新路徑。傑弗里先生曾在美國七屆政府中擔任外交官，且於2018年至2020年間擔任敘利亞問題特別代表和打擊“伊斯蘭國”全球聯盟特使。登特女士曾任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海灣和阿拉伯半島事務主任。

9月9日，以色列轟炸了多哈一處居民區的別墅，試圖刺殺哈馬斯高級官員，震驚世界。這是卡塔爾今年第二次遭到襲擊。（今年6月，伊朗向位於卡塔爾境內的美國空軍基地發射導彈，以報復美以聯軍對伊朗的空襲。）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友和關鍵的衝突調解人，卡塔爾通常被視為該地區交戰各方的禁區。此外，多年來，卡塔爾在美以默許下接待哈馬斯領導人，這是其調解作用的一部分；事實上，此次襲擊的目標官員當時正在通過卡塔爾渠道就加沙地帶的潛在人質和停火協議進行談判。如果空襲造成更多人員傷亡或卡塔爾遭受更大損失，可能會動搖整個地區的穩定，將戰火蔓延至海灣地區，並可能徹底摧毀近期停火的任何可能性。

以色列對卡塔爾的空襲並未成功，這種情況並未發生。但這次襲擊卻無意中促成了同樣意義重大的事件：它開啟了美國中東政策數十年來最重要的轉變之一。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不僅對此感到憤怒，並向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施壓，迫使其同意在加沙停火，他還史無前例地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重申華盛頓對其海灣盟友的承諾，並強調任何針對卡塔爾的武裝襲擊都將被視為“對美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美國如此堅定地保證支持卡塔爾，很可能為海灣國家與美國之間的安全關係樹立新的標杆。

在地區力量平衡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這些舉措為中東新秩序的建立鋪平了道路。如果這一新秩序能夠最終實現，它將建立在更緊密的美國與海灣國家關係、伊朗地區影響力的削弱以及友好國家軍隊之間更加密切的協調之上。近幾十年來，美國首次有機會為世界上最動盪的地區之一構建一個持久的安全架構。但川普政府必須迅速行動，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與合作夥伴協調預期，鞏固正在形成的安全框架，並重振外交。隨着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準備於11月18日在華盛頓與川普會晤，美國迎來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機會，可以將對卡塔爾的新安全承諾擴展到沙特阿拉伯和整個海灣地區。然而，如果總統及其團隊失去重點，這一切都可能功虧一簣。

難得的平靜

經過兩年的戰爭，美國在中東的對手實力已不如數十年來任何時候。即便加沙停火協議最終未能維持，但以以色列部分撤軍換取所有在世以色列人質的獲釋，該協議實際上已標誌着哈馬斯的失敗。與此同時，伊朗的彈道導彈和核武器計劃遭受重創；伊朗在敘利亞的盟友阿薩德政權已被推翻；德黑蘭在黎凡特的代理人真主黨實力削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組織也基本被壓制。目前，也門胡塞武裝是唯一一個仍對美國構成重大軍事威脅的伊朗代理人或夥伴，而該組織的領導層正面臨來自以色列日益增長的壓力。伊朗未來或許會再次成為地區威脅，但其軍事能力已被嚴重削弱。因此，中東正迎來難得的平靜，這符合美國的利益。

這些變化並非僅僅源於哈馬斯2023年10月7日發動的襲擊引發的戰爭。川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也功不可沒，他們在處理中東問題上的策略比人們通常認為的更為相似。川普在其第二個任期內沿用了前任的做法，主要通過與當地夥伴合作來推進工作。他在5月於利雅得發表的演講中總結了自己的戰略，強調中東國家，特別是海灣國家和土耳其，應擁有自主權，管理其內政，並在地區安全中發揮更大作用——必要時，美國將採取果斷的軍事行動予以支持。作為回報，中東夥伴獲得了新的經濟和安全方面的回報。

隨着與美國的商業和投資聯繫大幅加強，阿拉伯盟友也獲得了與以色列深化外交的機會，這在《亞伯拉罕協議》中得到了體現。《亞伯拉罕協議》是川普第一任期內簽署的一系列協議，實現了以色列與幾個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這一理念，加上川普承諾不將大量資源用於國家重建，也為美國人民帶來了更有利的局面——以更低的軍事成本和更大的經濟利益，維護中東地區的穩定。自重返白宮以來，川普一直貫徹這一戰略，包括接納敘利亞新領導人、前恐怖分子艾哈邁德·沙拉；轟炸伊朗福爾多核設施；向多哈做出非同尋常的安全承諾；以及促使以色列和哈馬斯停火。

這一方針的種子早在拜登政府時期就已經埋下。在競選期間，美國總統喬·拜登秉持着民主與專制對立的世界觀，並誓言要讓沙特阿拉伯因暗殺一名沙特記者而成為“國際棄兒”。然而，就任總統後，拜登卻接受了川普的《亞伯拉罕協議》，甚至試圖擴大其範圍。2022年，他還公開與沙特王儲碰拳致意。拜登202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在許多方面與川普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相似。兩者都側重於與其他大國競爭，包括發展美國經濟、加強軍事力量以及果斷運用武力。2024年，拜登成為首位直接參與支持以色列作戰的總統，有時甚至冒着槍林彈雨指揮美軍擊落伊朗導彈。2022年的戰略還表示，只要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美國就會與“不接受民主制度的國家”建立夥伴關係。拜登將這種理念付諸行動，儘管在加沙問題上存在嚴重的道德和政治失誤，他仍然與內塔尼亞胡合作；與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就北約擴張問題進行合作；並與海灣國家就該地區的安全架構進行合作。

拜登和川普的中東政策還有另一個共同點：儘管在國會和公眾中都獲得了相當大的支持，但他們的政策卻與各自政治基礎的核心群體產生了緊張關係。隨着加沙人道主義危機的加劇，拜登遭到民主黨內部分人士的猛烈抨擊，這些人轉而反對以色列。川普則面臨着“美國優先”陣營中許多人的強烈反對，他們希望美國減少在該地區的軍事介入。儘管如此，兩位總統都堅持美國在該地區保持強有力的安全參與。

新的紅線

海灣國家已成為新地區秩序的支點。如果美國沒有做出強有力的回應，以色列對多哈的襲擊可能會使華盛頓對海灣地區乃至整個中東地區的承諾受到質疑。但這次襲擊反而促使川普重申海灣地區對美國和地區安全的重要性。本質上，它迫使華盛頓認識到，海灣地區的威懾不能再僅僅依賴於美國的軍事存在、武器銷售和經濟協議；它需要一個更加一體化且在政治上可行的框架。

川普發布行政命令承諾保衛卡塔爾，向整個中東地區傳遞了一個信息：美國的紅線不僅僅局限於以色列。他還向海灣夥伴表明，美國在該地區的防務承諾範圍已經擴大，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想想2019年伊朗代理人襲擊沙特一家大型煉油廠的情形。當時，川普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這導致海灣國家對美國維護其安全的承諾失去了一些信心。而有了川普的行政命令，他們有理由相信，未來類似的襲擊將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美國在中東的對手比幾十年來任何時候都更加虛弱。

川普的保證並非美國首次對海灣地區做出此類承諾。2023年，拜登政府簽署了《美巴全面安全一體化與繁榮協議》，旨在為美國參與該地區事務提供框架。該協議促進了美巴兩國新的經濟和技術合作、聯合軍事演習、協調國防規劃以及加強情報共享。在共同安全方面，該協議強調磋商和聯合應對，而非美國對任何武裝襲擊（無論是否涉及軍事）立即採取強制性回應。

儘管與巴林達成的協議以及關於卡塔爾的行政命令都缺乏美國參議院批準的條約所具備的法律清晰度和制度上的永久性，但它們的政治影響卻十分重大，尤其對卡塔爾而言更是如此。這是自1991年海灣戰爭以來，美國首次明確地將自身利益與海灣國家的安全掛鈎。川普此舉為美國與海灣及地區夥伴的安全關係樹立了新的標杆。沙特阿拉伯已經表示，沙特王儲訪問白宮時，可能會尋求達成類似的防禦協議——即一項總統令，規定對沙特阿拉伯的攻擊將被視為對美國利益的攻擊。

這比王儲在加沙戰爭爆發前尋求的正式美沙安全協議要溫和得多。在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曾與沙特阿拉伯就一項參議院批準的防禦條約進行談判，該條約很可能以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為交換條件——實際上是將《亞伯拉罕協議》的適用範圍擴大到沙特阿拉伯。但鑑於加沙戰後局勢的複雜性，此類協議已被推遲。相比之下，利雅得和其他海灣夥伴國認為，川普與卡塔爾簽署的行政命令提供了切實的美國保護，避免了參議院批準的條約或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可能需要的漫長而混亂的談判。換言之，川普對多哈危機的回應有可能成為該地區新安全架構的基礎——前提是美國提供必要的支持，使其具有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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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而言，川普的行政命令既帶來了希望，也引發了疑問。這三個國家都將其解讀為美國決心保護該地區夥伴國免受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威脅的明確信號，這種解讀或許不無道理。另一方面，該保證的法律模糊性也引發了海灣領導人對其持久性和可執行性的擔憂。例如，2028年美國新政府可以輕易撤銷該協議，儘管這會對美卡雙邊關係造成巨大風險。

川普政府也尚未完全闡明多哈保證究竟標誌着正式的政策轉變，還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例如，該保證將如何防止類似卡塔爾9月份遭遇的事件再次發生，這一點尚不明確。如果發生類似襲擊，美國會阻止以色列導彈襲擊多哈，還是僅僅更快地通知卡塔爾？美國會採取行動遏制以色列——其在中東最親密的盟友——嗎？歷史表明，美國的安全承諾與其說是應對個別事件的戰鬥反應，不如說是遏制大規模侵略——例如1990年針對科威特的那種侵略——並促進有利於穩定、可預測性和和平的地區安全環境。必要時，美國有時會約束其盟友，例如1956年法國和英國入侵蘇伊士運河，以及1964年和1974年土耳其威脅塞浦路斯。

這些緊張局勢也反映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困境。過去，海灣夥伴國一直在尋求美國更多保護和通過建立其他夥伴關係（例如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夥伴關係）來規避風險之間搖擺不定。例如，沙特阿拉伯在9月份與巴基斯坦簽署了一項防務協議。儘管新的行政命令可能會減少這種規避風險的誘惑，但這隻有在華盛頓明確表示其保證具有實際效力時才能實現。如果卡塔爾對美國應對外部侵略的預期未能得到滿足，美國就有可能造成一種危險的中間地帶：海灣國家會覺得美國的承諾過於強大，無法輕易放棄；但又不足以阻止它們尋求可能與美國利益相悖的替代協議。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最終可能承擔責任卻無影響力。它或許會被指責為地區危機的罪魁禍首，卻又缺乏影響夥伴國行動的影響力。如何管控這些預期，將是未來幾個月考驗本屆政府外交能力的關鍵一環。

新的多哈模式也存在其他隱患。無論是對卡塔爾的保證，還是美國在該地區的整體姿態和戰略，都仍然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而非深思熟慮協調的結果。川普第二任期政府尚未制定正式的地區安全戰略。此外，還存在美國權力過度擴張的風險。在缺乏明確性的情況下，海灣夥伴可能會誤解美國的承諾，將其等同於北約第五條款——該條款規定，對任何一個盟國的武裝攻擊將被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華盛頓和海灣國家在假設上的差異可能導致美國被捲入地區爭端，或者更糟糕的是，在局勢升級之際，美國似乎會背棄其承諾。為了使其對卡塔爾的承諾具有可信度，華盛頓需要將其制度化，以平衡威懾力與政治和軍事靈活性。

贏得和平

儘管面臨這些挑戰，美國仍然擁有重塑中東安全格局的難得機遇。隨着對手實力削弱、夥伴實力增強以及外交活動活躍，華盛頓能夠以幾年前難以想象的方式重塑新興的地區秩序。例如，在向海灣國家提供新的安全保證的基礎上，川普政府可以正式確立海灣國家（可能包括以色列）之間的多邊防禦條約，將《亞伯拉罕協議》擴展為更廣泛的區域政治論壇，或者利用安全合作進一步促進與那些希望加入美國安全體系的國家的經濟投資和一體化。海灣國家對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和對卡塔爾的襲擊感到不滿。但他們也認識到，以色列通過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軍事能力，使海灣地區更加安全。因此，海灣國家很可能希望以色列站在自己一邊，儘管這種希望可能比較隱晦。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此前曾有機會重塑中東秩序——1974年贖罪日戰爭之後，以及1991年科威特解放之後。在這兩種情況下，美國領導的聯軍都擊敗了地區衝突的主要挑起者，並隨後採取了重要的外交舉措，包括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條約、1991年的馬德里會議以及奧斯陸協議。但該地區各國政府在這兩個時期都未能永久鞏固和平。類似的挑戰依然存在，華盛頓及其在該地區的夥伴如今應努力避免重蹈覆轍，並將目前初步形成的穩定局面轉化為新的常態。

現在也是美國重新評估和調整其在中東軍事態勢的契機。隨着大規模部署需求的減少，華盛頓可以再次依靠快速反應能力和前沿基地，以及加強與地區夥伴的軍事互操作性和一體化，來發揮戰略力量投射的作用。同樣重要的是，美國可以利用其重新獲得的影響力來應對該地區持續存在的緊張局勢，包括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和也門的局勢。例如，美國可以利用其對卡塔爾（或許還有沙特阿拉伯）的新承諾，鼓勵多哈和利雅得在阻止民兵干預伊拉克國家機構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或為黎巴嫩的重建做出更多貢獻。

如果美國不採取後續行動，使該地區走上更好、更穩定道路的窗口期可能會關閉，留下沮喪的夥伴、更加囂張的對手，以及對美國信譽的持久損害。美國已投入巨資穩定中東，如今終於迎來了一個能夠實現持久安全的地區格局。如果讓這一切付諸東流，實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