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5年12月10日，研究中東問題的兩位學者瑪麗亞·范塔皮（Maria Fantappie）和瓦利·納斯爾（Vali Nasr）在《外交事務》雜誌就教派爭鬥對中東的未來發表評論。瑪麗亞·范塔皮是羅馬國際事務研究所地中海、中東和非洲項目負責人。瓦利·納斯爾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馬吉德·哈杜里國際事務和中東研究教授，《伊朗大戰略：政治史》作者。他們認為中東兩大教派具有持久力量，解決中東問題需要考慮什葉派團體的權益. 他們呼籲不要誤解伊朗“抵抗軸心”的本質和潛力：

人們普遍認為，以色列和美國今年對伊朗發動的襲擊，以及德黑蘭在加沙、黎巴嫩和敘利亞的盟友和代理民兵組織的覆滅，已經徹底遏制了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但這種觀點誤解了伊朗所謂“抵抗軸心”的本質，以及德黑蘭重建該軸心的潛在能力。

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後，伊朗利用局勢動盪，從伊朗到伊拉克，再到黎巴嫩、也門和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了一個由什葉派社群、政府和民兵組成的跨國意識形態網絡，約旦國王阿卜杜拉憂心忡忡地稱之為“什葉派新月地帶”。到2014年，分析人士經常指出，德黑蘭控制了四個阿拉伯國家的首都：巴格達、貝魯特、大馬士革和薩那。

從軍事角度來看，這個軸心如今已支離破碎。其伊朗締造者日漸老邁，而他們在阿拉伯世界的夥伴則在以色列的空襲中遭受重創。過去兩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謹慎的緩和也加劇了人們的這種看法：此前，兩國之間的敵對關係一直是該地區教派衝突的根源。

即便抵抗軸心的帷幕即將落下，什葉派的政治和宗教認同依然完整。儘管伊朗的代理人網絡幫助德黑蘭維持了對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影響力，但該軸心的韌性也源於信仰、社群和家庭紐帶的持久力量。在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毀滅性戰爭之後，海灣阿拉伯國家和美國為維護中東穩定所做的努力，其背後都籠罩着該地區什葉派的未來走向這一重大問題。因此，這些潛在的和平締造者必須更加謹慎地將該地區什葉派——無論身處伊朗境內還是境外——納入其區域秩序願景的考量範圍。

目前的計劃是在不結束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占領的情況下解除真主黨的武裝——更遑論重建被摧毀的黎巴嫩什葉派聚居區、取代什葉派曾經從真主黨獲得的各種服務，或賦予什葉派在國家政治中更大的發言權——這實際上剝奪了什葉派的權利。如果以色列兌現其近期入侵黎巴嫩的威脅，這將對該國的什葉派社群構成生存威脅，並促使他們動員起來進行抵抗。隨着遜尼派在敘利亞的統治日趨穩固，以及美軍對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施加壓力，什葉派所感受到的圍困感可能會蔓延至整個地區。如果什葉派在國家建設和外交進程中被邊緣化，他們很可能會重新擁抱社群政治，將其作為生存策略，從而加劇更廣泛的不穩定。而伊朗若無法在新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就難以被有效遏制。

信仰的飛躍

儘管什葉派僅占全球穆斯林人口的15%至20%，但在中東地區，他們卻約占穆斯林人口的一半。什葉派穆斯林在巴林、伊朗和伊拉克占多數，在也門也幾乎占多數；他們是黎巴嫩最大的宗教群體。然而，在整個二十世紀，該地區的主導力量卻是遜尼派。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引發了什葉派崛起的擔憂，同時也帶來了遜尼派的抵抗。教派間的緊張關係貫穿了1980年至1988年殘酷的兩伊戰爭，這場戰爭也促成了什葉派重要的跨國聯繫：後來成為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領袖的阿布·馬赫迪·穆罕迪斯在戰爭期間逃離伊拉克，與伊朗同胞並肩作戰，對抗薩達姆·侯賽因。

2003年美軍推翻伊拉克政府後，這些跨國什葉派聯繫急劇擴展，引發了宗教認同的復興。越來越多的什葉派信徒前往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聖地，以及位於巴格達以南的納傑夫和德黑蘭以南的庫姆等歷史悠久的什葉派學術中心。與此同時，什葉派政治和軍事力量也開始湧現，填補伊拉克的權力真空。 2000 年代中期，伊朗革命衛隊尋求伊拉克盟友（如穆罕迪斯）和黎巴嫩真主黨戰士（如阿里·穆薩·達克杜克和伊馬德·穆格尼耶）的幫助，以組織拒絕解除武裝並加入美國領導的政治過渡的伊拉克什葉派武裝分子。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隨着敘利亞和也門內戰的蔓延，伊朗和什葉派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這些權力鬥爭不可避免地帶有教派色彩：敘利亞的阿拉維派統治者與什葉派的聯繫並不緊密，但遜尼派伊斯蘭主義對他們構成的威脅使他們成為伊朗和真主黨的親密盟友。2013年，伊朗和真主黨組織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什葉派武裝人員，幫助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軍隊對抗遜尼派伊斯蘭主義者，後者得到了伊朗在該地區遜尼派對手的支持。次年，伊朗精銳的革命衛隊與伊拉克什葉派民兵聯合起來，對遜尼派領導的伊斯蘭國（也稱ISIS）發動了全面戰爭。革命衛隊司令卡西姆·蘇萊曼尼領導了這場戰役，並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戰場上無處不在。與此同時，也門胡塞武裝——他們信奉什葉派宰德派——與伊朗結盟，共同挑戰也門的遜尼派。

什葉派高級宗教權威人士、巴格達和貝魯特等地的什葉派主流中產階級，以及擔憂“伊斯蘭國”宗派血腥暴行的什葉派精英，都支持打擊“伊斯蘭國”的戰爭，使之演變為一場廣泛的什葉派鬥爭。2014年6月，“伊斯蘭國”兵臨巴格達城下之際，伊拉克最高什葉派宗教領袖、大阿亞圖拉阿里·西斯塔尼——他一直反對伊朗在該地區動員什葉派參與軍事行動——甚至發布了一項宗教法令，指示伊拉克青年加入蘇萊曼尼的民兵組織。

戰場上對“伊斯蘭國”的勝利鞏固了什葉派在伊拉克的統治、胡塞武裝在也門的戰鬥以及敘利亞的復興黨政權。他們還幫助將遜尼派民兵組織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對以色列發起的戰鬥與抵抗軸心的總體鬥爭聯繫起來。在這些勝利的鼓舞下，伊朗利用該軸心將力量投射到整個地中海和紅海地區，在以色列周圍構築了所謂的“火環”。

裂痕加劇

但2019年ISIS的決定性失敗為該軸心的衰落創造了條件。年輕的什葉派穆斯林加入反ISIS民兵的人數驟減。該地區的什葉派領袖越來越不願意將宗教活動與參與伊朗的軍事行動混為一談。西斯塔尼身處伊拉克城市納傑夫，公開與該軸心的行動劃清界限，譴責民兵暴力，他認為什葉派在伊拉克的持久力量在於他們能夠對國家和政治施加影響。

在打擊“伊斯蘭國”的戰役中，什葉派民兵控制了伊拉克大片領土，在許多城市和巴格達部分地區，他們的勢力範圍超過了伊拉克軍隊和警察的控制範圍，並獲得了獨立於中央政府的相當可觀的經濟實力。然而，隨着他們參與暴行和鎮壓反腐敗抗議活動，他們作為什葉派救星和伊拉克穩定保障者的信譽受到了損害。2020年，美國的一次空襲炸死了蘇萊曼尼和穆罕迪斯，標誌着該軸心國的又一次失敗。2021年，與伊朗及其支持的民兵組織有關聯的伊拉克政黨在議會中僅贏得17個席位，遠低於2018年的48個。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領導的對以色列的襲擊，最初看起來像是該軸心國的一次強大武力展示。但實際上，它暴露並加速了該軸心國的衰落。該地區的什葉派武裝力量試圖動員起來支持哈馬斯。但在2024年11月，以色列將真主黨的通訊設備改裝成炸彈，重創了該組織，造成42人死亡，數千名官員和武裝人員受傷，並在一次空襲中暗殺了數十名指揮官及其魅力領袖哈桑·納斯魯拉。一個月後，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在土耳其支持的遜尼派武裝的推進下垮台。

當以色列和美國在6月對伊朗發動猛烈的直接軍事打擊時，德黑蘭的什葉派代理人並沒有挺身而出保衛伊朗。被迫將注意力轉向國內，伊朗領導人認為進行跨國呼籲並無益處，於是呼籲伊朗民眾保衛祖國。同樣，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什葉派盟友也摒棄了基於跨國宗教認同的言論，轉而更加徹底地擁抱各自的民族主義。

那些見證什葉派崛起的領導人正在退出歷史舞台。

伊朗如今似乎不再指揮其地區盟友，而是跟隨這些盟友的步伐。曾經以中心輻射式布局的影響力體系，如今更像是由志同道合的團體組成的聯盟，這些團體目標一致，但各自獨立運作。在伊拉克，伊朗正鼓勵其代理人脫下軍裝，加入政治進程。在黎巴嫩，真主黨可能迫於以色列和美國的壓力而接受解除武裝，以避免與以色列開戰以及與其他黎巴嫩派別發生內戰。而伊朗內部的變化——民族主義的日益抬頭和宗教戒律的放鬆（尤其是對頭巾佩戴規定的放寬）——正在削弱該國作為跨國精神領袖的地位。

那些見證什葉派崛起的領導人也正在退出歷史舞台。參與1979年伊朗革命（並僥倖躲過暗殺）的指揮官和宗教人士如今已步入老年。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現年86歲。西斯塔尼曾主持以伊拉克聖城為中心的什葉派宗教復興運動，如今已95歲高齡，且身體欠佳。納傑夫和庫姆長期以來一直是什葉派學術中心的競爭者，但在伊朗致力於增強軍事和政治實力的幾十年裡，納傑夫比庫姆（或德黑蘭）更能代表什葉派的宗教權威。在信仰問題上，指導什葉派的將是西斯塔尼在伊拉克的繼任者，而非哈梅內伊在伊朗的繼任者。

以色列希望通過積極煽動什葉派內部的進一步分裂來瓦解伊朗的地區網絡。以色列認為，如果黎巴嫩和敘利亞出現軟弱但順從的政府，這些政府騷擾或威脅本國少數族裔——尤其是什葉派——那麼什葉派的精力將集中在爭奪地盤和影響力的內部鬥爭上，而不是對抗以色列。與此同時，以色列在占領黎巴嫩南部期間，經常襲擊什葉派目標，造成大量平民和真主黨武裝人員喪生。以色列阻止大馬士革控制敘利亞的努力，正使該國少數族裔與其中央政府走向衝突。

隱患

儘管什葉派在整個中東地區的軍事力量有所衰落，但這並不意味着什葉派的宗教認同感和跨國信仰共同體的歸屬感有所減弱。儘管什葉派在政治和軍事上遭受損失，但前往伊拉克聖城朝聖的什葉派信徒人數仍在逐年穩步增長。今年8月，為紀念第三位什葉派伊瑪目殉難，約有2100萬信徒湧入伊拉克城市卡爾巴拉。

隨着伊朗局勢的惡化以及什葉派民兵面臨越來越大的解除武裝壓力，什葉派擔心未來將遭受邊緣化和暴力。敘利亞曾是該軸心的核心，如今卻由“伊斯蘭國”和其他遜尼派武裝組織的退伍老兵統治，這些組織曾在敘利亞內戰期間與真主黨作戰。大馬士革的新政權得到了該地區主要遜尼派強國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並正尋求與以色列達成協議。與此同時，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什葉派擔心大馬士革可能會支持他們國家的遜尼派，從而改變力量平衡，使他們處於不利地位。

受到威脅和感到被圍困的什葉派可能會更加堅定地轉向社群認同。敘利亞的德魯茲派和阿拉維派少數族裔已經開始反抗大馬士革的統治。為了防止新的內戰、政府垮台和極端主義的死灰復燃——簡而言之，就是防止伊朗最初建立抵抗軸心的那些局面——黎巴嫩和敘利亞的建國努力應該着重保障所有社群的平等權利。如果貝魯特和大馬士革排斥少數族裔，被邊緣化的什葉派將再次尋求伊朗的支持；一旦衝突爆發，伊朗將提供訓練、武器和資金援助。

在伊拉克，組建政府和什葉派內部談判的微妙進程仍在繼續，必須鼓勵溫和派什葉派領導人的發展。這需要進行憲法改革，以瓦解由武裝分子轉型為政客的庇護網絡（該體系仍然賦予他們在議會和省級委員會中的席位）。美國近期的政策對伊拉克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要求其與伊朗保持距離。華盛頓必須避免迫使巴格達做出如此極端的選擇：這樣做可能會削弱溫和派什葉派領導人的地位，並破壞他們為削弱武裝分子轉型為政客的破壞性影響以及使伊拉克免受伊朗和以色列衝突影響所做的努力。

什葉派擔心未來將面臨邊緣化和暴力。

在整個地區，避免暴力衝突重燃的關鍵在於確保什葉派民眾在其各自國家擁有政治前景——一種能夠取代對跨國意識形態盲從的民族角色——以及在民兵組織之外的經濟機會。例如，在黎巴嫩，僅僅解除真主黨的武裝並解散它並不能帶來穩定。幾十年來，真主黨一直扮演着什葉派社群的“國家”角色，提供安全保障、就業和社會服務；如今，隨着真主黨的作用減弱，必須為什葉派民眾提供參與國家政治和經濟的其他途徑。

黎巴嫩、敘利亞和伊拉克政府——在美國及其阿拉伯鄰國的幫助下——必須為什葉派民眾提供私營部門的中產階級就業機會，以減少他們對被武裝分子控制的公共部門就業的依賴。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什葉派中產階級已經準備好抓住美國及其海灣盟友在以色列軍事行動結束後為該地區設想的經濟機遇。如果缺乏經濟參與途徑，年輕人可能會再次被捲入武裝鬥爭。

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灣國家正在投資，以鼓勵黎巴嫩和敘利亞建立能夠抵禦伊朗影響的強大中央集權政府。與此同時，它們絕不能讓這些努力干擾與伊朗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在中東其他地區陷入戰亂之際，關係正常化幫助海灣地區保持了穩定。為了確保這種穩定得以延續，阿拉伯國家必須更加積極地將國家建設計劃與經濟願景相結合，為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什葉派地區提供未來。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必須確保與胡塞武裝達成的停火協議得到維持，並確保外交努力持續推進，最終徹底結束也門內戰。為了防止伊朗再次成為地區破壞者，它們必須摒棄該地區什葉派是伊朗附庸的觀念，並將他們視為平等的公民。

重建需要和解

如果美國希望結束中東衝突，並看到伊拉克擺脫伊朗的控制走向繁榮，那麼它也必須將什葉派團體納入其設想的國家和地區秩序中。在黎巴嫩，這意味着在解除真主黨武裝的同時，制定一個明確的計劃，重建什葉派地區，並賦予什葉派政治權利。美國還必須盡一切努力維護真主黨和以色列之間的停火：黎巴嫩什葉派肯定會像1982年至2000年期間那樣，抵抗以色列的入侵和占領。重新燃起的抵抗將為殘存的軸心注入新的活力。

華盛頓必須支持阿拉伯國家與伊朗關係正常化的努力，這意味着要與德黑蘭直接對話。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似乎認為的相反，伊朗在6月份為期12天的戰爭後並沒有感到失敗。德黑蘭認為，其向以色列發射的導彈造成的破壞足以讓以色列和美國在考慮再次開戰前三思。而且，目前也已明確，這些襲擊並未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能力和核野心。

地區穩定取決於伊朗與阿拉伯世界開展外交和經濟合作，但阿拉伯國家對賦予一個可能發展核武器的德黑蘭更大的地區影響力持謹慎態度。任何與巴林恢復外交關係或擴大與其他海灣國家經濟聯繫的嘗試，都取決於伊朗在核談判中取得的進展。因此，華盛頓遲早必須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與德黑蘭達成核協議上。

黎凡特地區的持續分裂不會給中東帶來穩定。曾經支撐抵抗軸心的什葉派社群必須融入該地區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伊朗必須認識到，與其恢復破壞性的軍事行動，不如通過外交和經濟接觸獲得更大的利益。什葉派團體已被削弱，但試圖通過將其排除在政治之外來壓制它們，只會使它們成為伊朗未來重建其代理人網絡的獵物，並危及任何更廣泛的地區和平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