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百多年，世界城市的發展路徑幾乎都遵循同一套底層邏輯：從低端人口聚集開始，通過密集度釋放服務業規模效應，再不斷吸引資本、中產與高端人才。然而，這條被視為“城市進化鐵律”的路徑正在中國迅速失效，而雄安正不幸成為這條鐵律逆轉時代的典型犧牲品。

今天的中國城市化，不但沒有繼續釋放人口紅利，反而正面臨人口斷崖、產業下沉、AI替代和城市吸引力消失等多重衝擊。城市，不再像過去那樣“吸人”，而是開始“推人”。這場結構性轉折，將深刻改變中國未來二十年的城市格局。

一、世界城市從來不是規劃出來的，是“低端人口堆出來的”

無論是倫敦、紐約、東京，還是深圳、廣州，它們最初的發育邏輯都十分相似：

大量廉價勞動力的聚集 → 大規模服務業形成 → 中產階層出現 → 高端功能自然生長。

也就是說，城市生態的發動機，永遠是底層人群的密集度。

這種從下而上的結構，決定了城市不是通過規劃“設計”出來的，而必須在真實的人口、真實的產業和真實的市場行為中自發形成。

服務業是城市的內循環，它需要大量出租車司機、餐飲服務員、保潔、外賣騎手、建築工人、小商販……他們不是靠政策“引進”來的，而是靠機會、收入與成本吸引來的。

這正是雄安最大的問題——它試圖反向複製城市：

先引高端 → 再建配套 → 再造生活圈 → 最後等人口來。

但城市從來不是這麼長大的。

二、人口已見頂，中國城市擴張時代終結

過去二十年，中國城市化的動力來自兩個方面：

1. 農村到城市的大規模遷移

2. 年輕人口持續增長帶來的就業需求

這兩條路徑如今全部消失。

中國人口已在 2021 年前後見頂，進入不可逆的負增長周期。更關鍵的是，這是永不回頭的單行道：

• 生育率已跌破 1.0

• 婚姻率長期下滑

• 生育意願持續崩塌

• 青壯年勞動力急速減少

意味着未來十年，中國不僅不會再產生新增的城市需求，甚至連現有城市都將面臨人口萎縮壓力。

這對雄安是致命的：

它原本依賴的“人口衝進來、市場自我成長”的城市邏輯，將永遠不會發生。

三、疫情後城市吸引力開始系統性消失

城市原本的優勢在於：

• 更高收入

• 更多機會

• 更好的服務

• 更密集的資源

• 更低的生活不確定性

而疫情之後，這些優勢開始全面逆轉：

• 大城市成本高企

• 低端崗位消失速度加快

• 服務業復甦乏力

• 產業向內地或線上遷移

• 勞動力 mobility 急劇下降

這意味着傳統的“人往城市走”邏輯正在變成“人從城市撤”。

北京、上海、深圳的淨流出趨勢已經開始顯現，一、二、三線城市都出現了結構性的人口流失。

城市失去了吸引力，而雄安本身沒有任何自然吸引力，它能依靠的只有行政力量——這是不可持續的。

四、AI 是未來十年衝擊城市的最大變量

過去城市能不斷膨脹，是因為人類社會對“低成本勞動力”的依賴極高。

但今天，AI 和自動化正在替代城市的大量崗位：

• 行政文員

• 服務員

• 文書人員

• 前台、銷售、客服

• 司機、配送、保安

• 教培行業大面積萎縮

這意味着城市未來不再需要那麼多人。

如果說城市化曾是一座巨大的“就業發動機”，那麼 AI 正在把這個發動機逐塊拆掉。

在這樣的技術周期里試圖打造一個新城市，本身就與時代趨勢逆行。

雄安想等的人口和產業，是未來十年最不可能出現的增量。

五、返鄉潮 vs 禁返鄉：城市鐵律崩塌的真實信號

最近，多個城市出現了農民工返鄉潮，地方政府卻出台各種措施禁止返鄉，兩者之間的激烈碰撞，反映了一個極其清晰的事實：

城市無法再提供足夠的就業和生活空間，但政府還在用舊時代的城市化邏輯維持表面的繁榮。

返鄉潮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城市吸引力系統性崩塌的標誌。

而雄安未來最缺的，就是人口的自發流入。

六、雄安的終極困境：城市鐵律失效時代的逆周期工程

雄安的問題並不只是規劃不現實、成本過高、功能不清晰，而是：

它在城市增長時代的盡頭，用城市增長時代的邏輯，去複製一個靠人口紅利驅動的城市。

在過去十年，這種“大工程拉動城市”的模式還能勉強運行。

但在未來十年，它幾乎必然失敗。

雄安最終可能成為：

• 靜態的行政功能區

• 人口有限的“機關城”

• 一座沒有內生動力的城市

• 被時代邏輯遺棄的產物

城市化鐵律正在斷裂，而雄安是被斷裂切中的那座規劃之城。

結語：未來中國將進入“城市收縮時代”，雄安只是第一個犧牲品

未來 5–15 年，中國將出現巨大的城市分化：

• 頭部城市穩中微降

• 二三線城市快速收縮

• 大量小城市和新區將被歷史拋棄

雄安是這個時代最典型、也最悲劇的案例。

它不是敗在規劃，而是敗在時代。

你看到的，不是雄安問題，而是城市時代的終結與新的空間結構的開始。